王鼎钧:东北一寸一寸向下沉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6 次 更新时间:2016-05-28 1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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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 (进入专栏)  

  

   国军的军纪变坏,宪兵队冷衙变热,民众纷纷前来投诉,要求制止军人欺压。宪兵巡查沿途取缔违纪事项,每天带回整页记录,有时加上需要“带队处理”的军人。郭伟班长专门负责处理这些案子,我是他的助手,往往忙到三更半夜才得休息。

   军纪是怎么变坏的呢?第一个原因是伤兵增加。

   军队作战,官兵当然有伤亡。伤者先由野战医院紧急治疗,转到后方医院继续治疗,他们或因留下后遗症,不能再上战场,或因心灰意冷,不愿再上战场,千方百计保留伤员的身份长期留院,于是后方医院兼有收容所的性质。好莱坞出品的电影里有一场戏,炸掉一条腿的大兵和炸瞎一只眼的大兵额手相庆:“对我们来说,战争已经过去,我们可以回家了!”国军的伤兵无家可归,你两条腿离家,怎么能一条腿回去?而且战争对他们并未过去,他们的家乡在解放区,缺一条腿或瞎一只眼,正是他残害人民的罪证,不能掩饰,无法原谅。这些人逗留戏院,游荡街头,心理不平衡,见谁跟谁生气。

   那时社会歧视“残废”的人,多少民间故事以嘲笑他们为题材,连儿童都以捉弄聋哑为乐。那时,基督教认为残废是上帝的惩罚,佛教认为残废是前世的业报。中国人把残废改成残障,再改成肢体障碍,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四十年前,给残障的人让路、开门、预留座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政府对伤兵没有康乐服务,没有职业训练,没有教育补习,没有宗教陶冶,甚至连医药卫生也照顾不周。九十年代,我读到美国心理学会一份调查报告,人若生活在困难的环境里,长期受疏忽蔑视,容易产生暴力倾向,这时人经常愤怒,爱打架,任意破坏物品虐待动物,喜欢携带武器。我觉得这番话几乎是为四十年代沈阳的伤兵而设。

   伤兵还想活,还想活得有自尊心,只有结队聚众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发现,一个伤兵是弱势,一群伤兵就是强势。他们并不游行请愿、奔走陈情,那时不兴这个,他们结伙横行,强力开辟生存空间,用他们自己的办法向社会讨公道、求补偿,例如成群结队吃馆子,上澡堂子,坐车,看戏,都不付钱,而且动不动把馆子戏院砸了。老百姓众口流传的顺口溜把“四大害”扩充为“十大害”,伤兵入选。沈阳市是东北军政首长集中办公的地方,伤兵还相当收敛,到了偏远县市,他们简直没有顾忌。陕西安康是我和文学结缘的地方,我手头有一部《安康市志》,明文记载安康八二医院伤兵激起公愤,民众冲进医院,杀伤四人,医院连夜迁走。

   我和伤兵有很多接触,我纳闷,他们为何不和市民和善相处。有一个伤兵对我说,他也很想发展军民关系,很想和老百姓起码有点头之交,无奈男人看见他就捂鼻子,女人转身就跑。有一次他到公园散步,看见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他走过去朝那男孩微笑,做母亲的立刻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向他怒目而视。他说我们是伤兵,只能做坏事,不能做好事,我们进饭店白吃白喝,社会能接受,大家认为我们就是这么个料子,我们做别的,社会不接受,认为我们不配干那个。

   他说将领以前玩弄他,现在政府舍弃他。二十多年以后,我自己有了孩子,孩子玩塑胶小兵,排列阵势,发现缺腿断手的小兵,挑出来丢掉,我在旁想起沈阳的伤兵,想了很久。

   他说小时候信奉基督,后来想上教堂,他告诉我在沈阳进教堂的经验。他只有一只脚,腋下拄着大拐杖,礼拜堂的大门正对着讲坛,牧师正在讲道,他走进去的时候,会众正在唱诗,他熟悉那首诗:

   为你,为你,我命曾舍,

   你舍何事为我?

   为你,为你,我身曾舍,

   你忍何辱为我?

   他说,会众看他走进来,立刻闭起嘴巴。他的拐杖落地,发出沉重的声音,咚、咚、咚,他一步一步往里面走,全堂听众都转过脸看他,好像都在等待什么。他忽然明白了,他闻到的气味,看到的脸色,知道那些人等他退出去,认为他不该进来,他转身往外走,他听见礼拜堂的大门在背后关上。

   他向我大声质问:“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年代教会使我们跌倒。后来我知道,不是上帝离弃我们,是上帝的代理人离弃我们,三十年后,我越过代理人,直接恢复信仰,有时想起那个伤兵,猜想他的灵魂在哪里。

   第二个原因是通货膨胀。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把东北定为经济特别区,发行九省流通券,希望币值稳定,减低腹地经济波动的冲击,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我们初到沈阳的时候,沈阳市的公共汽车和电车,一张车票三毛钱,另有私营的马车代步,车夫沿街招揽生意,不断喊着“一张票!一张票!”意思是花一块钱就可以上车,你可以坐车到铁西区内的任何地方,越区才加收车资。没过多久,这“一张票”居然变成十块钱了。我把以后的发展提前写在这里,据《沈阳市志》记述,两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六月,公车车票一张涨到两万元。再过三个月,币制改革,金圆券出笼,东北流通券三十万才换得新币一元!

   且说我们当时,有一个大兵坐上马车,下车的时候车夫向他收钱,他夺下赶车的鞭子,给车夫一顿狠狠地抽打。

   郭班长审问他,问他为什么坐马车不付钱,他说,一个月的饷只能买两条麻袋,拿什么付车钱?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要坐马车?军人坐电车、坐公共汽车都是免费的啊。他说沈阳市这么大,街巷这么复杂,我们外路人哪里摸得清楚?谁知道该坐哪辆车?下了车谁又知道怎么找门牌?

   你不付钱,已经过分,为什么还要打人?问到这里,“被告”的语气忽然激昂:“他根本不应该向军人要钱,我要立下规矩,教他们知道军人坐马车也得免费,规矩立下来,你们也可以不花钱坐马车。”

   我在旁边制作笔录,听到这番话怔住了。郭班长勃然大怒,抄起木板,命令他“伸出手来!”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手心。吩咐我“写下来!把他说的话都写下来!我们要专案报上去。”

   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堪,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三个军人坐一辆马车,找个空旷无人之处,把车夫的双手倒剪,毛巾堵住嘴,面粉口袋套住头,推倒在地,三人赶着马车扬长而去。他们一定是把马卖了,把车也卖了,军营似海,这个案子谁也无法海底捞针。

   我记得,四小名旦有一位毛世来,他到沈阳登台公演,门票一张东北流通券五千元,爱好京戏的人想买票还得找门路。公演这天晚上,宪警在戏院四周每一个路口布下岗哨,文官的汽车,武官的吉普车,富商巨贾的私家马车,一望如水如龙,平时看白戏的人个个坐在家里死了心。

   我听见这样的对话:

   毛世来一张票凭什么卖五千块?

   大米卖到一万块一石了,毛世来也只是为五斗米折腰。

   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沈阳市有一条街叫太原街,这条街很长,商店很多,街道两旁摆满了卖银元的小摊,军公人员领到薪饷,急忙跑到太原街去买银元,当时叫做“保值”。那时银元市价紊乱,“货比三家不吃亏”,手里攒着钞票的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问价钱,怎么越问银元越值钱?还是开头第一家价码合算,急忙回到原处去买,这“第一家”居然比“最后一家”还要贵!“早晚市价不同”,货比三家吃了亏。

   于是国军的“五强”作风,渐渐由关内带到关外: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

   强买,商家定价一百元的货物,硬要二十块钱买下来。强卖,拿着东西到商店推销,明明只值二十块钱,硬要一百块卖给你。强借,借用老百姓家的东西,你不借也得借。中国人因为语言不通或腔调不同,互相轻视。有些士兵听不懂东北话,东北人也听不懂他的乡音,借东西沟通失败,自己升堂入室寻找,哪有工夫听老百姓争论,索性举手就打,拿了东西就走。强住,军人不带着房子走路,随地住在民家,眼睛只看屋子不看房主,一句商量也没有。强娶,团长或师长级的带兵官选中了对象要成亲,他的年龄可能比岳父大,说媒求亲纳采下聘样样按规矩来,花轿抬到门口,你还想怎样?强娶的例子关内多,关外少,但是影响面很大。

   “五强”本来是个荣誉。大战结束,英美苏并称三强,美国从欧洲拉来法国,从亚洲拉来中国,合称五强。那时“五强”经常挂在要人的嘴边,嵌在报纸的大字标题里,实际上中国的国势很弱,老百姓把军人违纪扰民的行为凑成五项,冠以五强之名,真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个原因是成立许多保安团。

   几乎人人都说,政府没有收编东北的青年,犯下极大的错误。我到沈阳以后知道,经过苏联红军占领和中共抢先接收两番淘洗,等到国民政府的大员出现,“满洲国”的军队已不存在。国军也曾收容残余,编了两个师,战斗力平常,军纪也差。(据溥杰写的文章说,日本根本不希望“满洲国”有很好的军队。)第一批出关的军队也曾大量吸收东北青年入营,宪兵第六团也曾立刻招考新兵,我还奉命去监考。

   然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保安团,我曾看到保安第四十四团的番号。

   保安团是就地取材的“民兵”,军事当局先委派某人做团长,他再找营长连长,四处招兵。政府给他们的薪饷补给诸多不足,他们自己就地筹措,怎样筹措呢?除了“五强”,他们不知道别的办法。有个保安团长在铁西区弄到一栋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带着几个护兵四处寻猎,冲进一个中年商人的客厅,搬走全套设备。商人到西区宪兵队告状,郭班长派我去看他家空空的客厅。

   我奉令去找那个保安团长,冒着大雪找到他的家,他让我进门,却任我立正站在客厅里,不理不睬,他和他的朋友一同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锅,我说话他装做没听见。等到酒过三巡,我按捺不住,提高嗓门告诉他,他必须把东西归还原主,究竟哪一天归还,现在必须给我一个答复。他站起来指着我,斥责我目无长官:“你给我回去,叫你们连长来!”谷正伦的灵魂忽然附在我身上:“我正在执行勤务,我现在代表连长,代表警备司令部,代表国家的法律。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一定要归还。”说完,我离开他的家。

   他没有归还。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以队部名义起草报告,要求警备司令部处理。两个星期又过去了,我再起草一份言辞激烈的报告去催促,有几句话是:军队是国家的命脉,而军纪是军队的命脉,警备首长一再如此训示,宪兵未敢或忘,所以整饬军纪,锲而不舍,人微言重,要求长官决断。朱连长读了我起草的文稿沉吟良久,终于对“人微言重”四个字表示欣赏,算是批准发文。

   然后,我们的努力实现了,保安团副官带着大卡车送还家具。大概我在外面留下一点虚名,常常有市民写“呈文”给我,申诉“五强”遭遇,信末写着“谨呈上等兵王”。且慢高兴,我把那些信拿给郭班长看,他说“烧掉”,我遵命烧信,心里很痛苦。

   我的“第一天差事”,曾经和国军编余的一位营长打过交道,他姓庄。我又遇见他,他佩戴中校领章,进保安团当营长。他对我说:“现在我这个庄营长不是假装营长,是真正的营长。”那时许多人冒充连长营长在外招摇,他拍拍我的肩膀,“小兄弟,以后见我这一营的弟兄,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大家都得混口饭吃。”

   他沿街招兵,我总是在马路边碰见他,每次他都对我有忠告:“小兄弟,你们宪兵做事不方便,有些事可以来找我。”我不懂什么意思,他望着我微笑。

   有一次,他提议喝茶,坐定了,他又提议喝酒,我坚决拒绝。

   他说,他投考军校的时候也是个纯洁的青年,“像你一样纯洁”。但是人生漫长,总不能“一条路走到天黑”,以前当军人为“国”,这一次当军人为“家”,合起来还是“国家”。上一次做的是赔本生意,这一次要赚回来。

他说:“我现在是真营长,你来,咱们共患难也共安乐,我给你当排长,你带两三个宪兵来,他们当班长,趁着天下大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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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鼎钧《关山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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