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我所付出的代价(上)

————普林斯顿、新泽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63 次 更新时间:2016-05-28 10: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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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合计统治五十三年。有时一思及此,令我感到不安。我已出版过一本16世纪中国的书,写完另一本探讨特定年份的书,照理这个任务对我不致太过困难。参考书目既丰富又还算熟悉,我应该不必连续两年夏天住在普林斯顿,写出毕竟只有中等长度的论文。不过,详情远比上述分析复杂。五十三年,相当于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WilliamMcKinley)遇刺到“板门店协定”的签订。如果要撰写期间相同的美国历史,就要处理两次世界大战及九位总统任期,其间包括美元外交、“回归正常”、信用破产、大萧条、禁酒令、新政、广岛、马歇尔计划、冷战及氢弹。为了让历史更深刻更有情趣,作者还可能必须增添趣闻轶事及名人掌故,例如像孟肯(H?L?Mencken)、亨利·福特、查尔斯·休斯(CharlesEvansHughes)、威廉·布莱恩(WilliamJenningsBryan)、萨可(Sacco)、范采提(Vanzetti)、艾尔·卡波尼(AlCapone)、幸运的鲁西安诺(LuckyLuciano)、华特·洛依泽(WalterReuther)和约翰·路易斯(JohnLewis),甚至还有葛丽泰·嘉宝(GretaGarbo)、路易斯·阿姆斯壮(LouisArmstrong)和贝比·鲁斯(BabeRuth)。“为何你要比较16、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呢?”我的同事可能如此质疑:“你知道的,当时中国的多元及复杂程度,甚至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

  

   更不可思议的,是明军对于战争的管理细节。战役的统帅在指定前进路线后,却呆在离战场七十里之外。他在前线没有代理人,前线没有指挥中心,和部下间也没有联络官。明军溃逃时,大败的消息是从败阵的士卒和传令兵口中得知,这些字眼最后还写进送交皇帝的奏折中,显然没有更有力的资料来源。战地的军队并没部署成该有的攻击阵式,在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中,主将还走在部队的最前线,仿佛他们是负责带领成排队伍的士官。又有一次,多达两万的士兵居然把队形缩成正方形,似乎是在捍卫某个城池,努尔哈赤得以选择进攻方向,让风向不利明军,火药毫无作用。在另一个例子中,大军的指挥官居然弃守职务,向后逃跑,指挥作战部队的文官单打独斗,以致战死。战地部队的行动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协调过,满洲兵因而可以集中火力,从容消灭一列又一列的人马。几乎在所有战役中,明军根本无法抵挡第一波攻势。他们的指挥管道很容易破裂,整列整排的兵士就开始惊慌溃散。火炮对战争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些不曾部署,有些虽然部署,但装火药及发射的时间太过漫长,根本不是以速度和决心见长的骑兵的对手。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史家只能同情名誉扫地的一方,但同时却不可能说他们好话。

  

   但是,身为历史学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史家的主要任务,在于将他对历史的见解和现代的读者分享。以我的情况来说,我研究辽东之役的重点是指出,明军的错误从头到尾一致,不断重复,已经形成固定模式,这其实根源于中国历史的组织架构。在官僚管理下的庞大农业社会中,军队的人力、税赋、军务和补给都来自集结的村落,无从测试组织中无数的漏洞和欠缺的关联性。军队既已处于没有竞争能力之下,更不曾进行军事操练或演习,借以熟悉战争的技艺,因为高高在上的文官认为,实际的作战并不会发生。明代的军队本质上是支庞大的警力,由文官来率领。到当时为止,是靠两大基本方法来赢得战争:一是聚集庞大的军力,以人数众多来威吓敌军,如此不必努力作战就可赢得胜利;二是躲在城池里采取守势,希望借此尽快消耗敌军的战力。就运用这两项技巧而言,辽东之役的策士和战地指挥官并不算怠忽职守。但他们其后所遭遇的局势,却完全在意料之外。努尔哈赤是个军事奇才,早就洞悉对手的能力与极限,他为这次和明朝的大摊牌,已经认真准备了三十五年。他集结部队,编排成各“旗”,都是为战争而做准备。对英国陆军官校和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师而言,努尔哈赤的策略简单易懂,但他的敌手却看不出来。

  

   不过,身为《剑桥中国史》的作者,我却碰到技术上的问题。呈现这段史实却不补充背景资料,就像故事只讲了一半。读者可能因此相信,一小群主将的无能,最后竟然让中国被异族统治近三百年。然而,在确定失败该由谁负责时,我却不知如何划清界线。就像拔野漆树一样,三尺高的树可能有长达二十五尺的根,而且还没完没了。如果我对章节中的每一历史事件都补充背景资料,三万字势必不够用。

  

   此外,如果把我想讲的话全说完,可能会招来批评:侵犯了共同计划其他作者的指定领域,把个案变成综合性的讨论,甚至超过我们自订的期限。如果中国的农业帝国官僚是军事失利的原因,我的发现没有理由只限定在1619年。亚瑟·韦利(ArthurWaley)曾翻译1840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国文献,在大后方所发生的问题和我的描述差不多,当时的管理者还是努尔哈赤的后代子孙。这番对农业官僚的批判,只要稍微修正,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海军于1894年在黄海败给日本。结论可以继续延伸,解释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何挫败。基本上来说,直到20世纪,中国一直近似只有农业的社会,大体上是由官僚来管理。国民党在政府组织上层创造出现代的外观,但底子里全国仍是村落的结合体,管理方式不可能比明朝或清朝更企业化。

  

   这样的困扰并非我们学者制造出来的,而是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而且特色一脉相连。事实上,组织的因果关系可以穿越时间,渗透进每个历史事件的表里和各个层面。在处理《剑桥中国史》时,我们的问题终于靠折衷之道而获得解决。德国杜宾根(Tübingen)大学的提勒曼·格林(TilemannGrimm)教授夏天时来参与我们作者的研讨会。他是《远东杂志》(OriensExtremus)的编辑之一,这本汉堡的汉学期刊曾在1970年刊登我的文章。这时我已写好一万字的辽东之役草稿,背景因素一应俱全。提勒曼同意带回德国,和另外两位编辑商量发表,我知道自己已尽了对一般读者的责任,未来我只要从中摘取两千五百字及两张地图,并入《剑桥中国史》即可。摘要只需有基本事实,再加一则注释,让读者知道去哪里进一步看到全貌。

  

   但是,我个人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偏重垂直面,而不是水平面的特定议题,早已带给我不少麻烦,未来还会引起更多问题。这很难加以解释,尤其是在我个人陷入沮丧及焦虑时。我似乎已有够多的麻烦,没有心力再去注意技术上的细节,这些微细的差别充其量也是抽象而遥远。

  

   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有人主张我应该忘掉这整件事,全心投入创作。说这话的人不曾站在我的立场,我无法忘记这件事,因为别人也不可能忘记。无论我到哪里,似乎都贴着不名誉的标签,我被迫采取守势,但又没有反驳的机会。有能力的专业人士永远不可能被解聘,这是大家的预期。失败就是不名誉,没有人会替你找借口。在大众面前,我没有能力去保护内人和小孩。

  

   要我投入创作也是不切实际的说法。我没有办法再找到另一个职位。即使牟复礼和崔瑞德试着帮我忙,其他人也是,但没有人会雇用一个刚被解聘的六十多岁的人。

  

   格尔和我到京斯顿(Kingston)的社会福利局去。数周后我们收到通知,概略算计出,如果我在六十二岁时退休,每月可能收到四百美元的社会福利金。我的TIAA和CREF年金计划可让我每个月多添两百美元。这些还不到我们每个月最低生活费的一半,更不要说房屋税和其他杂项支出。我们也去研究失业津贴的可能性,京斯顿的失业处坐落在松丛路(PineGroveAvenue),前身是铁路车站,事实上,铁路局的标志还挂在墙上,一旁贴着新告示:“纽约州劳工局”。内部陈设和几条街外的社会福利局差不多,一进门是接待处、钢制的拱形椅、塞满手册的架子、依个案而散置不同地点的桌子。但是,只要匆匆一瞥,你就会发现气氛毫不相同。在这里等候的男人脸也不刮,衬衫起皱,他们的精神已枯萎了六、八或十二个星期。一名身穿黑衣的壮硕女子独自坐着,看来心烦意乱。办公室的布置比社会福利局还破烂不堪,这里根本欠缺那里的安适与轻松。

  

   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方,天花板垂下一个标志:“初次申诉”。没有椅子可坐,我必须抬起下巴和负责的女士对话。她坐在桌子后方,但位置比我们高了一台阶,桌子则和我的视线同高。就像在法庭一样,辩护律师必须抬头向法官求情。她后方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让她的声音更容易传达给我,而不是将我的声音传给她。

  

   不过,这位女士倒是很愿意帮忙。她清楚回答我的问题:是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时领取社会福利金及失业津贴。她身子往前倾,给我看一份申请书,上面有两栏,询问申请人是否领取社会福利金和退休金。不过,她把表格只给我看一眼就收回去了。我必须等到真正失业时,这个案子才能受理。在此同时,她给我一本手册。手册说,申请人必须定期证明他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而遣散他的雇主可以质疑他的申请。我把手册一丢。我已经受够我的雇主了。

  

   我的雇主是克里夫顿·小华顿(CliftonR?Wharton,Jr?)博士,纽约州立大学校长,一年控制的预算接近十亿美元,办公室在奥本尼(Albany)。他写信给崔瑞德:“在经费缩减计划中,黄博士的表现或成就从不曾获得负面评论。”但是,在纽普兹,为了要撇清批评,不愿被人说他们受制于系及学校里的一小撮人,他们公开及私下都说自己做对了。如此一来,他们简直在暗示,被解聘的人活该。你要求他们解释时,他们会说,到奥本尼去诉苦吧。你到奥本尼去抗议时,只会见到代理副校长。他会说,都是各校自行决定。他会尽可能谄媚及同情你,同时抱怨自己的权限有多小。你当下便知,这个年薪四万美元的官吏只会解决行政问题,不打算维持正义。我就坐在那里,成为他的问题。为了正式递出抱怨,你还必须经过工会。根据泰勒法案(TaylorLaw),任何州立大学体系的员工,都必须接受UUP(UnitedUniversityProfessionals,大学专业人士联合工会)的管辖,不管是否为工会会员。“我不知道。”工会代表说:“如果你想递出抱怨函,我们会帮你忙。但我不知道成不成功,这张合约定得不好,上面的确写着他们有权终止教学计划。”我也可以上法院去告特定的行政人员。他知道非西方研究的危机处境,要我们保持耐心,他会去处理。多年来,他一直给我许多保证和解释,有些书面的承诺自相矛盾,站不住脚。格尔还陪我去见律师,上了一堂阴谋、诈欺和欺骗的课。重点是纽约有部公务人员法。如果一个纽约州的公务人员被卷入民事诉讼,事涉“责任范围和在职期间”,如果获判赔偿金,是由州政府来负担,就像保险金一样。附带条件是,被告在被传唤或接获申诉时,应由首席检察官来负责辩护。我真的希望和纽约州的法律人员牵扯不清吗?而且由纳税人来负担赔偿金吗?我甚至不想要回我的工作。我只希望能揭穿我被解聘背后的政治阴谋,以洗刷我的名誉。我必须找到同事当证人,三名同事愿意替我作证,其中两位更是十分热心,但第四位就犹豫不决了。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我不得不放弃。但是,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一定会被视为懦夫。我将符合一般人对中国佬的刻板印象:四处含糊其辞地抱怨,但必要时却尽量避免正面迎战。

  

在普林斯顿无眠的夜里,我感觉血管中的愤怒逐渐扩大流窜。这时我开始体会到,有些人在正义不得伸张时,为何会丧失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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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仁宇著,张逸安译,《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北京三联书店,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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