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辰婷 刘少杰:网络动员:传统政府治理模式面临的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4 次 更新时间:2016-05-27 20: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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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辰婷   刘少杰 (进入专栏)  

   〔摘  要〕网络时代的到来为社会动员的发起与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平台。在互联网的推动下,网络动员产生了超越以往社会动员的强大效果。公众的信息权力和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权力不再“虚拟”,而是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影响力。来自草根的“微力量”和“微资源”在网络动员中凝聚成举足轻重的强大能量,使得基层社会力量引领政府行动成为了可能。网络动员带来的巨大力量给传统的政府治理方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网络社会的崭新特质和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加剧了网络动员对于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冲击。因此,在网络社会中,政府应当重新定位自身的治理角色,实现政府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合作与共治。

   〔关键词〕网络社会;社会动员;政府治理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基地特别委托项目“网络化条件下北京市职业群体社会管理创新研究”(13JDSHD002)

   〔作者简介〕宋辰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在中国的迅速推进,互联网已经从局限于小群体的新兴媒体发展成为普通大众深度依赖的信息工具;网络空间也不再被认为是一个虚拟空间,而是以现实向人们展示,这是一个每时每刻都有难以计数的人参与其中的真实社会[1]。网络的力量开始影响更为广泛的人群,并与现实世界展开了日益深入的互动。

   作为网民数量世界第一的互联网大国,中国的网络社会正在迅速崛起。互联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网络社会的背景下,人们拥有了比以往更多的表达权力与表达机会,社会动员具有了超越以往的巨大力量。由互联网上发起、运作并影响现实的实例层出不穷,它们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参与公共事件的方式。不少社会事件由于网民的广泛讨论和集体参与而使效果更加明显、结果更加合理,但是同时,网络动员带来的巨大力量也给传统的政府治理方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网络社会中,治理者和治理对象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形态,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的传统政府治理模式面临着不可回避的困境。

  

   一、互联网:社会动员的强大助力

   网络时代的到来为社会动员的发起与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平台。杨国斌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普普通通,并不表达争取宏大政治目标的崇高愿望,但就在这些平凡的斗争的背后,流淌着能量巨大的暗流。作为中国新公民行动的一部分,网络行动的沸腾显示了革命冲动的复兴。网络的力量在于揭示了这一冲动。这是另类的革命。它可能没有以往的革命号角,但未必缺乏革命的力量。” [2] 可见,发生在网络上的日常行动非常重要,点滴的网民行动汇集成了社会动员的巨大力量,从中亦能够透视中国社会变迁的丝丝脉络。

   首先,互联网为个体的联结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互联网上,个体之间的联结方式多种多样,如QQ群、论坛、微博、微信等,并且每个联结都有着较为稳固的现实基础。他们或者在线下属于同一个群体(如校友QQ群)、或者有共同的爱好(如爱犬俱乐部)、或者有共同的利益(如小区业主群),等等,这些共同点使他们容易被动员起来,形成“一呼百应”之势,借由互联网平台进而结成一个“身体不在场”却稳定的结构。在中国,一方面,庞大的网民队伍汇聚了海量的各色资源,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相当丰富,使资源动员不再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网络动员的参与成本低,容易退出,免除了参与者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参与得更加广泛。

   其次,互联网为社会动员提供了政治机会。在政治过程论看来,社会动员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动员者所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和有利条件,而不是个人对遭遇的社会或者经济因素的不满。在麦克亚当等人看来,政治机会包括四个方面:(1)制度化政治系统的相对封闭和开放程度;(2)一个政体赖以支撑的精英一致的稳定程度;(3)运动从精英中取得盟友的可能性;(4)政府镇压的能力和倾向。[3] 其中,网络动员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其核心部分。在互联网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是很难完全控制它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并非一个完全整合的实体,不同政府部门、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对待互联网的态度以及方法并不完全一致,正是在这种‘政治空间’中,互联网能够成为社会动员可资利用的工具”。 [4]因而,互联网成一个重要的政治机会,那些倒逼政府的案例(如“免费午餐”项目)证明了这一点。 [5]

   再次,互联网促进了建构性认同的形成。网络社会的崛起唤醒了社会成员独立的自我选择意识,尽管在网络的缺场互动中依然可见归属于某共同体的力量凝聚过程,但是人们已经不再仅仅被动地关注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哪一个阶层,而是对社会的存在状况或发展势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意愿诉求,希冀提出自己对社会的评价与要求,这是一种主动的建构性认同。[6]并且对比传统的社会认同或是共同体所强调的归属感,网络社会的社会认同是一种内化了的更加稳定的观念力量。或是视频资料,或是微博里的激烈批评和真情流露,当象征符号有效地在网民的“生活世界”中激起共鸣时,一个分享共同的生活场域、经验和集体记忆的“我们”就会逐渐清晰起来,集结成“我们——他们”的解释框架,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认同,一个共同体便悄然形成。于是,最初来自网民个体的感性共鸣,在事件持续的升级与关注中,在网络空间汇集起大范围的社会认同,甚至可能形成一股关乎全民公共利益的凝聚力,使线上的社会认同发展成为线下的社会行动力。

   可以看出,在社会动员的过程中,互联网扮演了多重角色,是社会动员发生和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二、网络动员的力量彰显

   由于互联网的推动作用,网络动员产生了超越以往社会动员的强大效果。网络赋予了公众以信息权力,赋予了网络意见领袖以话语权力。这两种权力都不是虚拟的权力,当其从线上发展到线下的时候,会产生实实在在的现实影响力。意见领袖的话语权会使他们有区别于普通人的现实“动员效应”,来自草根的“微力量”和“微资源”会凝聚成举足轻重的强大能量。这种现实影响力就使得撬动现实、基层社会力量引领政府的行动成为了可能。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社会公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公共空间。尤其是Web1.0 向Web2.0的发展,更为网络的这一公共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在Web1.0时候,Web只是一个针对人的阅读的发布平台,Web由一个个的超文本链接而成。现在的趋势(Web2.0)发生了变化,Web不仅仅是Html文档的天下,它成了交互的场所。” 而Web2.0具备的要素有:“用户具有把数据在网站系统内外倒腾的能力;用户能够在网站系统内拥有自己的数据;所有的功能都能经由浏览器完成,完全是基于Web。”①这些要素归根结底都落在了“人”上,人机交互、用户体验成为主流,微博即是Web2.0的典型代表。在Web2.0时代,网民是互联网的主角,即使在线下生活里,他们在并不是社会分层中的上层,他们也可以对时事发表议论,享有网络社会中分散的权力。就像宋石勇评价的那样,“在Web2.0时代,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平等、多元的话语平台,使公共领域呈现向所有人、所有问题开放的趋势,‘受众’转为‘公众’, 网络也转为‘共有媒体’, 公共性得到回归”[7] 。

   公共性的回归赋予了网民大众前所未有的强大信息权力。纵观人类信息传播方式演变的历程可以发现,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信息的权力效应体现得并不明显,信息传递的效率、影响的力度和波及的范围都是极其有限的。不仅受到信息线性传播方式的制约,稍纵即逝的信息不能反复获取也不能保存,从而导致信息来源和传播效果覆盖面受限。而且,在以往单向度的信息传播方式下,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无法实现双向即时互动,受众信息反馈环节的缺失,导致公众的意见无从表达,大众无从发声。可见,受制于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种种局限,信息的权力效应也大打折扣。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Web2.0技术的成熟,传统信息传播方式体现的很多局限性开始逐步被消除。公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方,而是获得了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信息的“主人”。

   信息自主性是Web2.0最鲜明的特征,博客就是代表之一。博客是一种网络个人主页,由用户自己决定主页上的内容。浏览这个主页的读者可以在日志后面发表评论,以与博客的主人及其他读者进行互动。由于博客的内容完全由用户个人决定,成为用户表达个人思想的网络平台,因此它又被称为“个人化媒体”。与信息自主性紧密相连的另一个特征为去中心化,如掘客网站。掘客网站是一个完全由用户自发参与内容创建、评论和分类的网站。在网站上,当一个新内容出现之后,阅览者可以通过投票机制为新内容增加分值,当这个内容的分值超过一定数量之后,该内容便会出现在首页,这就突破了传统的编辑体制,提高了网民的自主性。这样一来,网民第一次取代编辑成为网站信息的把关人,网民开始成为网站内容的影响者和决定者。由此,在众多网友的参与下,网络当中真正有价值的、能引起大众关注的信息就会被突显出来。

   如果我们把“个人或组织通过信息的有效传递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对他人以及社会产生的影响力”称之为“信息权力”[8] ,那么,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全世界的广泛普及应用,信息传播方式才被彻底改写,这标志着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数字网络传播阶段,信息权力的形成渠道也由此拓宽。通过即时性、交互性、开放性的网络平台,铺天盖地的信息变得无孔不入,并不断地被发酵、放大,最终冲破了时空的阈限,将世界联为一体,信息权力的影响力也日益彰显。正如约瑟夫?奈所言,与“雄厚的资本”相比,“丰富的信息”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关键性权力资源,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权力格局。[9]

   区别于一般网民,互联网赋予了意见领袖更加强大的网络权力。“中国网民有5亿多人,微博用户超过3亿,但是网络知名度高、具有巨大影响力、能够让人耳熟名详者至多也就几百人。这些人数量少、能量大,往往能够左右网络舆论思潮,被称之为网络意见领袖。”[10]网络赋予网络意见领袖的信息权力较之普通的网民更为巨大,而且有更加特殊的表现。这种网络权力不仅仅是“丰富的信息”,还体现在话语权力上。

   网络的快速发展,不仅仅使社会大众有了更大的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得社会大众接受到的信息量呈几何倍数增长,形成信息爆炸。因此,对于普通社会大众来说,他们需要信息的“筛选”上的帮助。网络意见领袖们有来自于社会大众的信任和推崇,更有熟悉媒体运作逻辑的优势,往往会被广大网民挑选成为“信息筛选者”。而话语权力就蕴藏在信息的筛选过程中。也就是说,自由的网络公共话语并不必然能够形成网络话语权力,只有形成具有一定舆论影响的网络话语才可能发挥权力效应。这不是否认一般网民的网络话语权力,只是较之一般网民,知名度高的意见领袖们更有条件,也更可能获得网络话语权力。

微博就是能彰显意见领袖话语权力的最典型例子。微博具有“关注”和“转发”的功能。当网民对微博上的某人或某话题有兴趣时,可以通过“关注”功能,使自己成为其“粉丝”;同时,微博上的每个个体本身又拥有自己的“粉丝”,关注他人的同时也是他人的关注对象。当某人对某条微博进行转发或者评论之后,关注他的“粉丝”都能看到其转发或者评论的内容。如果“粉丝”们感兴趣,就有可能进行再一次的转发或者评论,而“粉丝”们的“粉丝”也将会看到这条微博以及他们的评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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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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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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