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中国市场交易秩序的社会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 次 更新时间:2016-05-27 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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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 (进入专栏)  

   【摘要】 市场交易秩序实质上是交易者的行为秩序,而交易者的行为方式一定受特定的社会关系制约。因此,只有在同社会关系或社会基础的密切联系中,才能清楚地揭示市场交易秩序生成的根据和问题的症结。中国市场经济存在于注重伦理关系的熟悉社会基础之上,尽管熟悉社会已受到了陌生关系的强烈冲击,但熟悉社会的本质没发生改变。关于陌生社会已经到来,以及中国社会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和“无主体熟人社会”的判断,都值得进一步商榷,应当以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变化为根据,对中国社会变迁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关键词】 交易秩序;熟悉社会;陌生社会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交易秩序问题变得日益突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仅有快速扩张的市场规模,而没有规范健康的交易秩序,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也难以维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场交易秩序问题引起了高度重视,很多学者从体制安排、法治建设和道德教化等方面作了思考与设计,为培育市场交易秩序做了有益探索。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十几年来为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已经作了大量制度安排,加强了法治监管,同时也开展了对市场经营者的道德教育,但中国市场交易秩序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中国市场交易难以形成健康稳定的交易秩序,其中难以治愈的症结究竟在哪里?笔者认为,现有研究轻视了市场交易秩序存在的社会基础,应当对中国市场经济社会基础的形成历史和现实状况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然后才能清楚揭示市场交易秩序的问题,并探索优化市场交易秩序切实可行的途径。

  

   一、市场经济建立前后的中国社会

   市场交易秩序可以通过市场活动的多种维度呈现出来,如交易制度的健全性、交易价格的合理性、交易环境的稳定性、交易关系的协调性等,但无论交易秩序呈现为多少种表现形式,其实质都不过是交易者的行为秩序。因此,研究市场交易秩序,最根本的是研究交易者如何去行为。而交易者的行为一定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中展开的,所以通过交易者的行为展开的交易秩序必然是建立在某种社会基础之上的。中国消费品市场中的交易秩序,更突出地表现了社会基础对它的形成与存在的重要作用。

   仅用20多年的时间就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消费品市场,存在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社会基础之上。虽然近年来很多学者都习惯于称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但中国社会的转型并不是发生了本质变化的转变,而是一个新旧交替的量变过程。在这个量变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新社会因素努力地超越旧束缚积极生长,另一方面旧的社会因素也在抵制着新社会因素而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巨大惯性作用。因此,应当在新旧因素的交替作用中把握中国消费品市场交易秩序的社会基础。

   不可否认,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具有几千年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与传统有很大不同的明显变化。在众多难以列数的变化中,最突出的变化首先是市场意识的生成与市场活动的发生。所谓市场意识,通常是指支配市场交易行为的效益原则、计算精神和竞争意识等。这种市场意识日益强烈地生成与发展,它给中国消费品市场注入了旺盛的活力。正是在迅速提升的市场意识的支配下,数以千万乃至数以亿计的城乡居民投入了市场经济活动中,并且大多数人进入了消费品市场。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城市生活中普遍流行了一个新名词:“下海”。直至90年代后期,“下海”经商已经成为席卷中国城市各种行业的铺天盖地的社会风潮。越来越多的城里人离开了原来所在的公有制单位,放弃了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等单位的职位,由官员、教师、医生、科技人员和企业工人等,转身变成了市场经济中的商人。这不仅说明一些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工作的干部与工人形成了市场意识、开始了市场活动,标志着市场经济开始在城市中迅速发展,而且还意味着城市的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当市场经济在城市有了快速发展之时,中国农村也逐渐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影响。到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意识逐步觉醒的中国农民,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农民工“进城”浪潮。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2月22日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到2012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2亿。[1]大批农民工进城,不仅改变了城市工人队伍的构成,而且也给城市的市场经济注入了很多乡土因素。进一步说,乡土因素亦即几千年中国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因素,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乡土文明中的礼俗秩序、熟悉关系和差序格局等已经做了生动论述。

   事实上,不仅农民工“进城”给市场经济中注入了自然经济的传统因素,而且城市居民“下海”也具有相同性质的效应。区别不过在于,农民工“进城”带给市场经济的传统因素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乡土传统,而城市居民“下海”带给市场经济的传统因素则是工业经济基础上的单位制传统。然而,乡土传统和单位制传统都是建立在非商品经济基础之上,从二者存在的经济基础看,具有共同的性质。虽然单位制传统的经济基础不是自然经济,但也不是商品经济,而是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城市计划经济的这种非商品化和未市场化性质,同乡村的自然经济是相同的。

   并且,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乡土传统与单位制传统,二者自身也有本质上的共性。费孝通曾把以农业自然经济或乡土文明为基础的乡村社会称之为熟悉社会,是以亲缘关系、地缘关系或熟悉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相对封闭的社会。事实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社会,就其主要构成而言,也是一个熟悉社会。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居民,大多数是20世纪50、60年代从乡村进到城里的,乡村社会的熟悉关系在这些城市居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另一方面,由单位制组织起来的城市社会,也是一种由制度规定甚至加固了的熟悉社会。功能齐全、无所不包的企事业单位,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位社区,而在其中工作的人们则结成了紧密而封闭的熟悉关系。

   在20世纪60、70年代,城市企事业单位还通过一些优惠本单位职工的就业措施,强化了企事业单位的熟悉关系。在60年代初期,为了应对严重的经济困难,企事业单位实行了大规模的“精简下放”,全国有2000多万城市职工离开工作岗位,一大部分下岗职工成为“下放户”回到了农村,还有一部分成为城市失业人口的闲散人员。1962年,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一些企事业单位开始设法解决本单位职工失业家属的工作问题,普遍采取的措施是建立附属在企事业单位之下的“大集体”。

   “大集体”是利用“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资源建立的服务性或依附性企业,特别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企业和事业单位,基本上都建立了这种安排本单位职工家属的“大集体”。由于进入“大集体单位”的家属大部分是女性,因此在东北等地又称之为“三八大军”。1968年,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大部分中学毕业生都到农村成为插队落户的下乡青年,但也有一些城市青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下乡,被“照顾”到大集体工作。于是,从60年代后期开始,在大集体中工作的已经不完全是女性,“三八大军”变成了“混合部队”。其结果是,在一些企事业单位中,经常能看到夫妻和子女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亲缘关系。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从城里下乡到农村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多,不仅长期在农村劳动的知识青年本身遇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困难,而且农村也出现了无法再接纳知识青年下乡落户的困难。于是,下乡青年回城工作问题摆在了党和政府面前。可是,长期开展的“左”倾政治运动,已经使国民经济疲惫不堪,城市无法妥善安置下乡青年回城工作。被逼无奈,一个类似建立大集体的招数被创造出来:由下乡青年的父母所在单位安排他们回城工作。当时一种普遍实行的办法叫“接班”或“顶号头”,即父母提前退休腾出自己的位置,用来安排自己在农村下乡的子女。“接班”或“顶号头”的结果是,企业内部形成了一种代际传承关系,不仅离退休职工同新职工形成了亲缘关系,而且父辈之间的熟悉关系也由子一辈承继了下来。计划经济时代相对封闭的企业内部关系,具有了更亲密、更浓厚的熟悉关系。

   通过建立“大集体”和实行“接班”或“顶号头”的就业政策,原本就因为比较封闭而形成了稳定熟悉关系的城市企事业单位,又增添了亲缘或血缘关系,变成了与乡村社会没有太大区别的熟悉社会,而这正是城市居民下海经商的社会基础。因此,无论是“进城”的农民工,还是“下海”的城市居民,都是从熟悉社会中走出来进入市场经济的。于是,被视为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市场经济,在中国诞生之初就与传统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尤为重要的是,被认为是以陌生社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却遭遇了无法摆脱的熟悉关系,形成了陌生关系与熟悉关系并存、交织、矛盾甚至冲突的中国市场经济特色。

   不过,也不可否认,即便是由从熟悉社会走出来的人们参与的市场经济,其陌生关系也一定是存在的,这是市场经济的本性规定的。因为市场经济必须肯定理性计算、利益竞争和公平开放等原则,而这些原则必然要冲击缺乏计算精神和竞争意识的熟悉关系,并逐步在开放的市场关系中形成和扩展陌生关系。所以,陌生关系也一定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基本关系之一。并且,随着市场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张,陌生关系一定会在更广泛的层面和更大的规模上存在。

   如果从当代经济生活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等角度看,更能发现中国市场经济中的陌生关系会走向扩张和复杂化的趋势。经济生活全球化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趋势,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在日益开放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无论是来自城市还是来自农村的市场参与者,都被抛进不断更新的陌生空间中。市场的交易主体、交易行为、交易制度和交易商品,都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尤其是考虑到经济生活信息化和网络化,市场经济的陌生关系就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铺天盖地的市场信息,在互联网中目不暇接地转变着,面对难以鉴别真伪的市场信息,人们感到市场不仅是一个无法熟悉的空间,而且还认识到这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高风险领域。

   同时,仅从中国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来看,这也一定是一个陌生关系逐渐增强的空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人口流动大规模开展的过程。流量和流速不断提升的人口流动,不仅推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使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些中心城市,以及各省省会和青岛、苏州、宁波、温州等一些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而且还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结构。2.6亿农民工进城,改变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构成。目前,农民工已经占产业工人队伍的57%。在建筑业,农民工占工人队伍的80%以上。并且,由于大批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下海经商,知识分子队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分子队伍中分化出一个在公有体制之外的新阶层。

   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迅速膨胀,阶级构成发生变化以及新阶层的诞生,这些变化都从不同方面扩展了城市生活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的陌生关系。但是,当人们面对这些不断扩展的陌生关系时,却不能忘记一个基本事实:形成这些陌生关系的人是从熟悉关系中走出来的,不仅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乡土传统无法摆脱地规定着进城农民工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信念,而且有30多年历史的单位制也在下海经商的城市居民头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单位制中的职位关系、裙带关系、圈层关系等,仍然是进入陌生关系中下海经商者习惯依赖的资源。

是否可以这样看待中国市场经济中的陌生关系和熟悉关系之间的关系?即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参与者的熟悉关系,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等方面推动下形成的市场经济中的陌生关系的基础。无论陌生关系有多么复杂或在多么广阔的空间上展开,它都是以延续着传统的熟悉关系为前提的。因为熟悉关系不仅是在传统社会中传承下来的客观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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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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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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