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陌生关系熟悉化

——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1 次 更新时间:2016-05-27 19: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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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 (进入专栏)  

   【摘要】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陌生关系增长并影响了社会生活,但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还在延续传统,依靠熟悉关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然支配着人们的市场交易行为,陌生社会没有替代熟悉社会。根据在长春、株洲和北京等地的市场交易秩序调查,发现熟悉关系陌生化可以为欺诈性交易行为提供方便,而陌生关系熟悉化则可以为诚信交易和稳定交易秩序起到积极作用。应当在中国社会陌生关系与熟悉关系同时并存,而且熟悉关系依旧发挥稳定作用的基础上分析市场交易秩序问题,探索一条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道路,不应当单纯依据具有先验性的理性选择原则解释中国市场交易行为秩序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机制。

   【关键词】陌生关系;熟悉关系;交易秩序

  

   市场交易秩序的实质是交易者的行为秩序,而交易行为一定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展开的,受所在社会基础的规定与制约。因此,分析中国市场交易秩序问题,就必须同中国社会变迁紧密结合起来,否则,难以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近些年,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这关系到是否在一种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新社会基础之上分析中国市场交易秩序。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简单,通过在长春、株洲和北京等地开展的市场交易秩序调查,我们发现,尽管陌生关系确实强烈地冲击了中国社会生活,但中国社会并未发生从熟悉社会向陌生社会的根本转变,应当在陌生关系和熟悉关系并存,并且熟悉关系具有更稳定和普遍作用的社会基础上,分析市场交易中的问题,并以这种社会基础为根据作出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选择。

  

   一、并未发生质变的熟悉社会

   笔者曾撰文论及国内一些学者关于中国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观点, [1]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是郑也夫关于“宰亲杀熟”的论述。在我看来,虽然“宰亲杀熟”常有耳闻,但在广泛发生的市场交易行为中,亲情熟悉关系中的“宰亲杀熟”仍是发生频率较低的现象。在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交易者都比较注重亲情熟悉关系,“宰杀行为”更多发生在无亲情的陌生关系之中。人们之所以对“宰亲杀熟”比较关注,不仅因为从传统道德观念看,亲情熟人之间不应见利忘义,而且还因为这种现象并不常见,闻之而有新奇感,容易引起注意。因此,尽管“宰亲杀熟”令人心寒,但这种现象也不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

   另一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贺雪峰论述的“半熟人社会”。贺雪峰认为,乡村社会经历了从自然村向行政村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乡村社会的熟人关系已经不再像传统乡土社会那样了,“行政村已大大不同于作为熟人社会的自然村的情况。行政村是规划的社会变迁的产物。在行政村中,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共享一些公众人物,但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若将自然村看作熟人社会,行政村便可以称为‘半熟人社会’。”[2]可见,贺雪峰仅仅指出乡村社会的熟悉程度发生了变化,并没有认为熟人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

   吴重庆认为乡村“熟人社会”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根据大批青壮劳动力离开家乡进城务工,导致农村出现普遍的空巢现象,把乡村社会称之为“无主体熟人社会”。在吴重庆看来,“无主体熟人社会”比“半熟人社会”更清楚地揭示了乡村社会质的变化:“‘半熟人社会’揭示的是与‘熟人社会’之间的量(熟识程度)的差异,其解释力表现在村民委员会选举这一特定事项上;而‘无主体熟人社会’是为了揭示与‘熟人社会’之间的质的变化,并试图解释空心化农村的社会运作逻辑。”[3]

   尽管吴重庆刻意强调乡村社会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他的“无主体熟人社会”也没有揭示“与熟人社会之间质的变化”,而且这个概念还存在逻辑矛盾。主体是人,社会是人们交往活动的展开形式,当主体或人不存在了,社会怎么还能存在呢? 从实际情况看,当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后,农村还有很多妇女和老年人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从过去处于从属地位的辅助劳动力,变成了主要劳动力,是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的主体。因此,“无主体熟人社会”不仅存在逻辑矛盾,而且也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并且,质变乃是事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量变则是事物数量的变化或场所的变更。农村社会的空巢现象,不过是人口流动的数量变化和场所变更,是量变,而不是质变。

   近些年中国社会学界发表了较多关于熟人社会向陌生社会变化的研究成果,而但凡谈到熟人社会和陌生社会的问题,通常都要联系费孝通关于乡土中国的论述,认为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的原本形态。虽然应当赞扬这些研究对前人思想观点的承继意识,但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研究中有些人对费孝通思想观点的理解存在明显片面性。仔细阅读《乡土中国》会发现,费孝通并没有使用“熟人社会” 这个概念, 他充分讨论的是“熟悉社会”。虽然两个概念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与外延却有很大区别。

   “熟人社会” 主要指谓人际间熟悉而亲密的交往关系,而费孝通论述的“熟悉社会”,既包含了人际间的熟人关系,也包含人对物、对周围环境和风土人情的熟悉关系。费孝通生动地指出: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

   ……

   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去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的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4]

   费孝通这段话很值得深思,他并非像某些人讨论熟人社会时仅仅注意人与人的熟识关系,也并未仅仅依据人口居住或流动的情况去判断乡村社会的性质,而是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传统、人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论述熟悉社会以及熟悉关系。因此,熟悉社会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总体性的判断,而不是仅对人际交往和人口流动现象的反映。并且,费孝通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论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本质特点。关于以己为中心、以亲情为纽带的差序格局,轻视原则而重视感性象征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些制度层面的论述,是在同西方团体格局、法治社会的对比中做出的关于中国社会本质特点的判断。

   费孝通关于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的论述,其重要启示在于,分析评价中国社会的本质特点,不仅要在人与人、人与物和人与环境的总体联系中展开,而且还应当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对比中,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着眼,揭示制度关系或社会结构的本质。据此可知,虽然一些学者在谈论中国熟人社会发生了质变时,通常要把自己的论述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论述联系起来,但应当说没有注意像费孝通那样从社会的制度层面亦即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开展分析,以至于描述了很多表层现象而没有抓住问题的深层本质。

   如果承认费孝通关于中国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的观点,是依据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本质特点作出的判断,那么当我们讨论熟人社会是否发生了向陌生社会的转变,就应当像费孝通那样去考察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否发生了转变,以及是否由于这些转变而引起了社会结构或制度关系的变迁。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考察,而是根据一些表层现象的变化,就做出熟人社会已经发生了向陌生社会的转变,甚至是质变,显然有草率之嫌。

   事实上,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那些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多重要变化, 但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和轻视普遍原则、崇尚中心势力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扩展了农民的视野和接触空间,但经过潜移默化、世代相传而积淀于心灵深处的心理结构和文化传统并没有改变。大量研究表明,不仅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仍然在延续着以己为中心、以亲情关系为纽带的差序格局,而且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乡村社会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更进一步说,不仅农民和农民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而且就是城里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不能说发生了性质的变化。虽然城市空间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大规模迅速扩张,不仅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把城市居民封闭得难以沟通,而且日益严重的群体利益分化,生存状态不同的人们之间也形成了许多隔阂甚至冲突。费孝通描述的街坊邻里亲密熟悉,同乡之间诚实相待、和谐默契,那些田园诗般的乡土社会场景,在嘈杂而紧张的城市空间中确实难寻踪影。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证明中国城市已经进入了陌生社会。

   正是在这种令人感到陌生的空间里,从熟悉社会带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然无处不在地表现着。进城农民工结成了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从城乡基层社会发家而起的老板们办起了家族企业,大学校园中数不清并能“传宗接代”的同乡会,遇事总是想着拉关系、拜门子的行动路径,善于模仿从众而不勤于突破创新的行为模式,攀权附势的官本位心理,职位升迁甚至贪污腐化都要拉帮结伙的裙带关系。凡此种种,举不胜数,都是从传统社会中延续下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表现。私己中心、伦理本位、亲情纽带、圈子关系、轻视原则、崇尚权势,谁能证明这些传统社会或熟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哪个社会层面上消失了?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这些本质特征,不仅现在没有消失,而且再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未必能够消失。不过,这里似乎过多地陈述了中国社会的负面特征,而事实上,从传统接续而来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有很多优秀品质。费孝通晚年论述的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善于感性沟通的意会、将心比心的交流方式,注重交往、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5]梁漱溟在东西文化比较中强调的中国人讲究情理交融,长于环顾左右、向旁边看的思维方式,[6]家庭为根、伦理为本、道义为先的行为方式。[7]正是这些本质特征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具有超常稳定的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不会在十几年的历史中彻底改变。

   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在总体结构和本质特征上仍然延续着熟悉社会的传统,但这不否认几十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在这个熟悉社会中展开了大量陌生关系,并且对尽管还很稳定的熟悉关系已经产生了强烈冲击。我们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社会是一个陌生关系与熟悉关系同时并存,并且熟悉关系具有更稳定和更普遍的基础作用的社会。

  

   二、依赖熟悉关系的交易秩序

   如果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是一个以熟悉关系为基础同时涌进了陌生关系的社会,那么就应当一方面承认这个社会中熟悉关系和陌生关系同时并存,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尽管陌生关系已经有了增长和扩展,但中国社会在本质上还在延续着熟悉社会的传统。如果以这个兼具熟悉与陌生双重关系的社会为基础,去考察和分析中国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那就不应当像某些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那样,仅仅用西方经济学脱离了社会关系的理性化模式来观察和解释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交易秩序。西方经济学的理性化交易模式,是一种在社会关系之外依据先验原则推论出来的理想模式,而在熟悉与陌生两种关系兼具的社会现实中考查市场交易秩序,是一个在社会关系之中面对现实交易过程的经验研究,把前者简单应用于后者,势必产生种种谬误。

西方经济学构建了很多理性化交易模式,但无论理性化交易模式有多少种表现形式,其核心都是理性选择的基本原则。应当承认,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建立的理性选择模式,具有逻辑推论的合理性和计量分析的精致性。但是,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或选择模式是建立在明确的假定前提之上的,它具有逻辑合理性,却未必具有事实符合性。概而言之,理性选择理论的假定前提主要是: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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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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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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