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六章 末日的必然来临(1977—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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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鸣啸  
而且很多都有一个以上的孩子要安排[ 这项措施令兄弟姐妹之间争风吃醋,使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矛盾;见《婚姻案件100例》,页60。]。另外,新的办法是“暂行”的,于是流言四起,传闻该办法在全国铺开后就会废止[ 见《解放日报》1979年3月1日第一版。关于顶替问题,主要见D. Davis-Friedmann, Long Lives-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页27以及 M. Bonnin, ?Urban Employment in Post-Maoist China?, Transforming China s Economy, vol.1, 页201-202。]。顶替政策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根本不能缓和650万到1978年底还滞留在农村的知青的焦躁情绪。

   不可忽视知青中的另一部分,他们的前途也是个尖锐的问题,会议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抗议者大军的主要部分可分三大类:国营农场的知青,与农民结了婚的知青[ 已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另一方若在城里已经有一份领取工资的工作,那么他(或她)的工作单位通常会招聘仍在农村的那一方。实际上,这类知青中很多人已经非法回城了,所以这次只是准许把户口也带回来(见《吉林省志 经济综合管理志 劳动》,页98)。双方都是知青的夫妻最后由原居城市接收。对那些来自两个不同城市的知青夫妻,问题就比较大:各方必须先回到各自的原居地,然后自己想办法寻找处于同样困境的人,以作户口对调(见本书,页170,注释113)。]以及那些已经在当地有了一份有工资收入的工作,他们有的是直接获得的,有的是应征入了伍又复了员之后分派的。他们之中有工人、干部、教师、医生,等。除了那一批返城上了大学或进了工厂的以外,上述的那些知青就组成了一个承上天眷顾的特权阶层,那个时期,其他知青还在农场种地,最倒霉的还在农村靠挣工分过日子。不过,到了1979年,事情倒过来了,当年头一批上调从事有工资待遇的非农工作的青年,现在成了最后一批:他们不再被当作知青,原则上无权享受顶替政策,只能寄希望于有一天能被调回原来的城市,但没有很重要的高层次关系是办不到的,而有这种关系的一般都已经回城了。所以,这类老知青中的一位发出了哀叹:“上调吃亏”[ 《文汇报》1979年3月4日第二版。]。

   12月的决定在已经安置好的知青中激起了一片愤怒,这种愤怒情绪很快就过渡到自发的诉求行动,规模之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但是,愤怒之深不够解释抗议之广。当时正是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权力争夺白热化,也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政治形势才能出现知识青年组织的大量抗议活动以及对返城愿望的集体公开表达。1978年下半年,邓越来越依赖批判文化革命,并给大批的受害者平反,令他的对手难堪之极。这样来清算毛晚年的遗产,也可以被理解为党在威望降至极低点的时候力图挽回自己的合法性,特别是在知识分子这一阶层里,因为改革派需要他们来参加国家现代化建设。这种形势必定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改动。既然政治对手自认是前领导的继承者,只要老百姓的困苦可以算在过去领导人及过去政策的账上,国家就会突然对此表现不寻常的关怀。目的不仅是令政治敌人失去人心,也是为了建立实现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社会共识。上海劳动局的一名负责人曾经说必须找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下乡运动引致的不满情绪,他这样解释:

   “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就无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与这些知青的父母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可以使国家进入一个稳定团结的局面,才可以把重点放在国家现代化的工作上。”[ 法中友好协会的一份关于1979年8月访问上海的报告打字稿,题为:“与陈寿先生(上海市劳动局负责人)的交谈”,页 7。]

   政府所持的新姿态最惊人的表现是在1978年11月15日推翻对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的定论,从反革命事件翻案成“完全的革命行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评论员”文章,宣布为建国以来所有错判的冤案平反,当然有干部,还有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 《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5日第一版。]。许多知青,还有其他阶层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是牺牲品,从而觉得是行动的时候了。这就是当时人们称作的“上访运动”。这个运动得到了“民主运动”的共鸣及支持,尽管两者最初的目的并不相同。这场民主运动是中国第一个自发的政治运动,而且被批准在“民主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从11月中起,先在北京,后发展到其他大城市。上访人士与民主斗士都用大字报和游行来表达意见。在这短短的“北京之春”期间(其实是在隆冬时分花开绽放的),民主派们甚至还创办发行“民办刊物”,是一些非官方的油印小本杂志,而且一下子就分发完毕,他们还建立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小组,这些小组有的时候还为某些上访者辩护[ V. Sidane, Le printemps de Pékin, 另见V. Sidane & W. Zafanolli, Procès politiques à Pékin : Wei Jingsheng, Fu Yuehua.]。

   一边是官方小心翼翼地在解冻,另一边是社会诉求在日益沸腾。在这种气氛下,知青一方面心急如焚(已经枉然等了好几年了),另一方面又对全国会议能不能有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没什么信心,所以就不用等会议结束了。相反,会议正在举行,正好让与会人士听到知青们的呼声。

   西双版纳大罢工及“回城风”

   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的知青发起这第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规模运动,其影响波及到全国各地。他们为什么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有几个理由能解释这一点。像在其他农场一样,知青是集中在一起的,而且在整体劳动力中占着重要的比例,所以在当地那个小社会里是举足轻重的。他们的年纪也比较大,因为他们是在1968-1970年间到达的(四川知青是1971年到的)[ 在106600名遣送到云南农场及农村的外来知青中,51483人在西双版纳,其中有33672人是从上海去的,14556人从重庆去的,3255人从北京去的;见《西双版纳五十年》,页142。在云南其他地区也有成都的知青。]。从他们到达当时还是属于军队的农场以后,就面对受极左思想毒害极深的言行粗暴的干部,这些干部觉得自己身处边疆远离北京,可以为所欲为,正是天高皇帝远,没人管。调戏奸污、拳打脚踢、侮辱欺凌等迫害事件层出不穷,1973年的会议上已经特别注意到了;而生活条件,尤其是卫生条件,仍然是非常简陋落后的。

运动是10月底在景洪农场从为一封《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汇集签名开始的,信是由10分场学校教师、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执笔起草的。信不是写给当时中央“头号人物”华国锋的,而是写给邓的,人们认为他是文化革命中受迫害者的希望所在。签名的知青在信中控诉极左政策对他们的摧残,诉说要求返城的愿望。《公开信》寄出以后回音渺然,但是签名的几千名知青却受到农场领导的刁难。11月16日又发出了第二封,对下乡运动的批评上升到理论层面。信中尖锐地指出让知青上山下乡根本不能缩小三大差别,政府应该面对这个事实改变政策。不到10天,1万多名知青在上面签了名。运动扩展到了整个西双版纳地区。11月初,37个分场的代表集中在景洪,为北上请愿成立了“筹备总组”,丁惠民当选为负责人。第二封信寄出后,仍然是杳如黄鹤。知青们就决定亲自把请愿信送到北京去,这次是写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的。是以“5万名云南的知识青年”的名义写的,信中揭露社会里的不公平现象:有权有势家庭的子女纷纷离乡返城,普通工人的子女就被人抛弃在这个地方继续从事艰苦的劳动,只有缺少营养的饮食和枯燥无味的生活陪伴,另外还得忍受各级头头的辱骂欺负与拳脚棍棒。四人帮倒台都过了两年了,可是他们的问题还得不到解决,他们对此大惑不解,在信的最后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旁吧!”有几万知青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有的是用血写的。另外还为支持赴京请愿的代表组织了募集捐款的活动。但是西双版纳州政府禁止他们启程。为了表示抗议,12月8日筹备组发表了《罢工宣言》号召所有知青立即进行无限期罢工。各分场知青一致投入行动。首批请愿团40名代表12月16日从景洪出发,20日到达云南省会昆明。第二批请愿团由丁惠民带队18日离开景洪。云南省委企图阻止第一批请愿团赴京,但徒劳无功。22日晚,知青代表已经登上了火车,可是昆明站接到上头命令,不开车。事情闹得很僵,代表们24日晚就决定采取卧轨行动。卧轨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晚上。在此同时,丁惠民将第二批请愿团分成3组:一组8人出发去上海,一组7人启程去重庆。这两组吵得震天动地,就是为了调虎离山,把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好让另外一个丁惠民及其他25人小组从容行动。这26名代表在昆明市郊的一个小站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然后从那儿再转车,终于在12月27日到达首都。一到北京,他们就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有的还画上了连环图),还到最高领导人的住处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跟着那几天,他们不时组织游行,要求见华国锋和邓小平[ 路透社讯,1978年12月27日,刊于《明报》1978年12月28日;Le Monde,1979年1月2日;《中国之春》1987年4月号,页79-87;《北京之春》第一期,载于华达(C. Widor)编,《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二卷,页99。]。他们主要是揭露云南农场干部的恶劣行径,这些干部横行霸道或者漠不关心导致了许多悲惨事件,知青代表将其中一些具体事例公之于众,希望能借此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 我们亲自从民主墙上照下来的那些大字报中的三张,被译成外文并登载于V. Sidane, 前引,页206-210。]。正在参加中共11届3中全会的中共领导人面对这一异乎寻常的对抗行动,试图采取一种既可随机应变,又是坚定强硬的态度。后来是刚进入政治局的老农垦部长王震,和内政部长程子华,在1979年1月4日接见了罢工知青的代表。王震给他们讲了一番话,勉励他们奋发图强建设边疆地区,批评他们扰乱了社会秩序,要求他们回西双版纳之后作自我批评。同时他也保证他们不会因为该次行动受到惩罚,并承认存在问题,但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他宣布了几项让步措施: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已经赶到当地,还有一个由家长组成的“慰问团”也准备前往;代表们一回到农场就应该“帮助”改变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4日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的个人指示也转达给了请愿上访代表。这些代表就决定回云南。其中3位,包括请愿团的负责人丁惠民,在1月23日给王震发了一份电报,是他们做的正式自我批评,和宣告罢工在大多数农场结束了。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震的相当强硬的讲话及3名知青请愿代表的自我批评[ 《人民日报》1979年2月10日第一版。]。然而,这次当局的胜利与当地的现实情况完全是两回事。有些农场的知青发现返城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就决定重新展开罢工。在勐腊农场,愤怒的知青砍倒了近百株已经在开采的橡胶树。罢工运动开始波及到西双版纳以外的地区。滇西的勐定农场300名知青进驻了场部。第二天增加至1500人,其中200宣布绝食。这些造反知青致电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上面同意他们回城。办公厅立即派赵凡赶往闹事现场。当他到达农场的时候,看见1000多名知青跪在地上等他,全场一片哭声、一片喊声:“我们要回家!”。赵凡亲眼见到知青的诉求真是有充分理由的,于是就如实地向中央当局反映情况。知青办公室当时已经准备好一份有关知青请愿闹事的报告,提出了6条意见,其中包括农场知青也可病退或困退回城,或者以顶替或其他方式被招工返回原居城市。中央政府批准取消这项全国会议的决定,并要求云南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解决问题。这个会议于1月21日在昆明举行,出席的有北京、上海以及四川政府的代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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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潘鸣啸著,欧阳因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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