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六章 末日的必然来临(1977—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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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鸣啸  
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 同上,页248。]。虽然他们指望增加就业机会,但领导人也非常清楚,突然宣告停止下乡运动,然后让仍在农村的800多万知青大批返城,这一定会给城市带来严峻的问题,造成工作职位与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那是很危险的。他们多次列举2000万这个数字,那是城镇工业上多余的劳动力[ 纪登奎解释说,这个估计是按中国技术发展的水平计算的,若按发展国家的标准计算,可能多一倍;见顾洪章等,《始末》,页 160。]。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补充说,这就意味着每年需要给城市多供应100亿斤商品粮[ 同上,页155。]。因此,最高领导人,联同领导小组与知青办,就决定逐步进行,缩小下乡范围,首先只让困难最多的知青回城,尤其是1972年底前下去的那些,而国营农场知青则不得回城,他们算是国家职工,所以不再需要分配[ 在农场的知青是国家职工,这一点在1978年2月12日的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中确定下来;见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52。]。

   要让大家都能接受一部分知青得继续留在农村以及在“若干年”内仍然有成批新的知青下乡,那就必须进行改善工作,会议将会提供细节。负责人们当然知道,这份“理性”的但又无法保证何时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是不会满足知青的要求的。不过,重要的是不能承认下乡运动是一项错误的使知青受了害的政策,从而让他们以为他们的哪怕是最激烈的要求都是正确的。所以就决定,一方面对过去的政策以及知青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积极评价(承认某些问题是四人帮干扰造成的),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宣传工作鼓励青年下乡。副总理纪登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构里,总是有一个总理和好几个副总理。当时,华国锋是总理,另外有13个副总理,邓小平是其中之一。]这样描述主要领导人的战略方针:“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顾洪章等,《始末》,页154。]。私下里,这些高级领导人毫不犹豫地狠批毛派下乡运动的构思,全部归结为四人帮的毒害。副总理李先念就宣称: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 可惜他从来都没有敢跟毛说 ]。[ ]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四人帮 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另一位副总理康世恩分析实用主义者的逻辑与毛派分子的逻辑不同在何处:

   “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业问题。[ ]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不是从就业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三两年回来了。农村也不缺劳动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考虑。”

   若改革派领导人的确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就必须阐述清楚,而且让人接受。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41天,从没有开过这么长时间的会,可见争论有多激烈,要处理的问题有多复杂。因为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各种不同观点就得以表达[ 1978年10月30日纪登奎在会议期间与部分代表进行座谈,会上他跟他们说:“请你们思想解放一下,有什么好的意见、办法,都讲出来,不说你是 拔根 ”!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62。]。但是,最后作出的决定都符合领导人表示过的意愿[ 刘小萌,前引,页716-718。],反映在政治局12月12日通过的两个文件里:《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后来亦称“40条”),后来两个文件一起,就变成了中发[1978]74号文件[ 同上,页719。12月14日新华社公布会议的结果。见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5日,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 1978年12月15日,以及SWB, 1978年12月18日。]。正像上述《中国青年报》的文章,《纪要》只是从经济问题上评价下乡运动。“再教育”的提法无影无踪了。但是对运动的看法很正面,用惯常的言辞生硬的语句来表达。干部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的丑闻没有提及。知青遇到的困难则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自然又是归罪于四人帮的破坏。强调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无论在文化革命前还是后都是占主导地位的,知青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绩,都应归功于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至于今后是否会放弃上山下乡,《纪要》重复《中国青年报》有关将来“不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诺言,但是在《人民日报》有关这次会议的文章中只有很含糊的这样一句话:“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知识青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再说上山下乡是毕业生的“主要出路”,不过一再肯定在现时一部分毕业生还必须继续下乡,因为“如果盲目增加职工人数,超过农业可能的负担能力,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放宽了留城政策,准许多子女的家庭可以留下一个。另外,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运动今后只涉及189个大中城市,而且那些认为有能力在当地安置所有本地区毕业生的城市可以不再派青年下乡。

   对那些仍需下乡的年青人来说,安置方法改变了:他们不再分散单独插队到公社里去,而是去知青队及知青农场,或者去经济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农业基地。这些场队和基地在1985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即不缴税,不上缴利润,不负任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此外,鼓励市政当局协助城市工厂企业支援这些场队基地,使知青能同时从事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活动。很明显,各种各样的调整措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知青能有合情合理的收入。

   至于那些在乡知青,在国营农场的[ 根据顾洪章等(《始末》,页173),当时还剩下200多万。刘小萌则认为160或170万,相当于当时国营农场职工总数的1/3(前引,页720,732)。]应留在原地。由于他们是作为国家职工招进来的,所以无权因困退或病退要求返城。然而很例外,他们可以“商调”回城,不过如何进行则没有详述。相反的,有实际困难的插队知青,可以安排进城镇或农村的工厂企业,享受固定工资。1972年底以前插队的老知青(估计有130万)有优先权,在“两年之内”安排完毕。45万已经在农村安家的已婚插队知青,原则上就地安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总的来说,尽量把知青集中在知青农场,如果所得口粮太少,国家补助。此外,撤销所有的五七农场[ 正式关闭农场是在1979年2月17日由国务院颁发的政令宣布的;见《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443。],需要的话,可以转为知青农场。其实,找出空闲的土地来创建这些农场是不容易的。经费方面,每人安置经费增加100元。尽管下乡人数会减少,但国家保证财政预算仍然是每年10亿,用以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要求加强各级领导小组,小组必须认真做好工作。

   第二次全国会议将上山下乡的讨论评价仅仅局限在就业问题上,宣告毛1968年(整整10年前),发动的这场伟大运动寿终正寝。但这绝不意味着放弃下乡运动,正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局明确表示已经决定,只要城市就业机会还不足够多,上山下乡就得继续下去。其实,即便没有公开提这个问题,政府不可能不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人口形势前景并不乐观:数量超常的同年出生的城镇青年正步入就业年龄[ 见本书,图表4,页398。]。

   1978年底至1979年底:群众的抵制与政府的坚持

   会议虽然制定了相应明确的政策,但是并没能让主要的当事人接受。在14日的新华社报道中已经可以觉察到对这个问题的一丝焦虑:“中央相信,广大知识青年是会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家的统筹安排”。其实,对刚过去的运动进行批判(即使是有限度的),又对知青的实际困难表示关心,这只能令那些青年更加坚定决心要全盘否定下乡运动。当局准备将来完全停止上山下乡,许多青年本来就觉得自己是牺牲品,现在更加喊冤叫屈了,他们中间有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得被迫继续下乡,更不用说那些把生命中的10年(甚至十几年)在农村而仍滞留在那儿的知青,这次会议并没有对他们何时能返城作出任何保证。插队的知青也许还有点儿理由怀抱希望,可那些在农场的所能看到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陈永贵直言不讳,“要在国营农场继续安置知识青年,办好农场,使青年们看到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作出贡献”[ 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SWB,1978年12月18日。]。

   热火朝天的请愿潮

   接受还是不接受,提出这个问题在过去是荒谬可笑的,因为中共有种种办法将它的决定强加给社会;但是在1978年底这个问题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负责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上面谈到的《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文章最后以这几句话结束的:“千百万知识青年在看着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应当以出色的成绩来回答他们的期望”[ 《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

   1978年底至1979年初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抵制运动以及众多的诉求活动,这大概证明会议的结果是没有满足知青的希望。实际上,早在这次会议之前,知青就已经利用政治气氛的转变及当局的犹豫不决大举返城。与1977年相比,1978年“困退”及“病退”回城的增加了两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1。]。同年春天,公安部发出的一个通知更方便了户口转换。天津政府在简化行政手续上走得更远,所以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回城知青激增。这种形势的演变除了用标准放松来解释之外,还应看到行贿受贿现象的普遍化,其中以行贿收买医生为最。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郊的一个区,182名天津知青经过体检,结果178名有病,得到准许返城。天津的例子当然鼓动起其它城市的青年,像上海知青,去争取得到同样的待遇。那个时期,国营农场的知青像其他的一样,可以申请办理这类返城手续。有些地方,像内蒙,当地政府本来就很想甩掉知青这一包袱,所以执行政策时特别宽松。这头一股返城风也影响了已经在当地获得固定工资工作的知青,他们纷纷提出退职,要求恢复知青身份,从而可以申请“病退”或“困退”返回自己的城市。而已婚知青则感到自己是让人骗了,在1978年春也出来请愿要求返城资格。在辽宁省闹事闹得特别凶,因为当年这个极左省份曾经从意识形态的动机出发,竭力煽惑知青在农村结婚[ 见本书,页134-136。全国共有85万名已婚知青,10万名以上在辽宁;见刘小萌,前引,页728。]。进行抗议的知青在省内还成立了“已婚知青联络处”。

当局在掌握批准“病退”及“困退”的标准上表现宽松,除此之外,还招募了30万名知青入伍,显示了他们的仁慈,因为1977年才招了5万5千名[ 见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前引,页111。]。批准大量知青返城结果就得重新检讨子女顶替退休父母工作的政策。在1966年以前和1974年之后,只有当退休会给有关家庭造成“特困”的情况下,以子女顶替才有可能;新的退休办法[ 这是一份国务院在1978年6月2日发布的文件,名为“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页442。]在1978年夏开始实施,1979年1月普遍实行,子女顶替就成了流行的回城途径[ 根据中央的决定,在4种特殊的行业里(矿山井下、地质勘探、森林采伐和盐业),这种做法从1973年起就普遍了;见《劳动人事年鉴,1949.10--1987》,页198。]。唯一的要求是顶替者必须在16至30岁之间,而且没有一份在国营企业的固定工作。大部分知青都符合这两个条件,他们的还未退休的父母都非常愿意把子女之一调离农村,给他(她)一个铁饭碗[ 这个俗语是指有绝对保障的受薪工作职位。]。这就是1978年回城应招的知青几乎增加了一倍的原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合乎立即退休的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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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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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潘鸣啸著,欧阳因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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