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六章 末日的必然来临(1977—1980)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2 次 更新时间:2016-05-27 16: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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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鸣啸  

   图表

   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

   图表2 1962-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人数及身在农村的人数

   图表

   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顾洪章,等《始末》,第193页和301页

   从图表2可以明显地看出,直至1977年,尽管已经有人回城,但在农村的知青人数仍然继续增加[ “回城”这个词是简化了的,其实包括了已改变了身份但没有回原居城市的知青。]。相反,从1978年起,下乡人数急遽下降,而同时期返城人数大幅上升。

   图表3 1974-1979年知识青年下乡和回城的情况

   图表

   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和第111页

   下乡运动引致的主要跨省移民图显示出总的方向:从国家最大的城市,主要是三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往最近的省份,或者向最远的边疆地区移民发展。大多数的迁徙都在省内或市郊,大约8%的知青(1962-1980年间17 919 800名下乡的知青中,有1 429 200名)被送到了外省去。

   图:知青的跨省移民情况

   1979-1980:回城及就业问题(1)

   当年组织下乡运动给政府带来许多忧虑烦恼,最后嘎然终止又造成新的惊恐不安。人口的迁移也就将问题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去了,因此当局的注意焦点全集中到了城镇招工问题上去了[ 株洲市成了这种发展的象征,因为安置青年取得的成绩,曾先后两次被提名为典型,而其郊区农场虽然几年前全国有名,但现在连提都不提了;见湖南电台广播,1979年6月14日,刊于FBIS,1979年6月22日,以及《人民日报》1980年6月4日第三版。]。实际上,中国在1979年面临着1949年以来从未遇过如此广泛的就业问题,那一年在各城镇有将近2000万人等待安排工作,占了劳动力人口20%[ 这个官方数字后来重新修订降低到1500万了,但我们认为2000万似乎更合理些。关于这个问题,见M. Bonnin,前引。]。为此所采取的措施,有些是与经济改革方向一致的,但其他的正相反,由于对生产力的消极影响,构成对市镇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最初阶段,采用了各种对策来发展轻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尤其是那些只需投入有限资金就能招聘更多职工的集体及个体企业。然而,对这类企业的钳制与歧视相当强烈。有一条法例就规定因特殊困难留城或回城的青年可以分配到国营企业,而因病留城或回城的就只能分配到集体所有制企业,北京市在1979年8月废除了这项规定[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1日,刊于FBIS,1979年8月13日。]。还有许多其他的歧视性的举措被取消了,同时通过提供贷款及减免税项来鼓励待业青年建立集体所有制的或个体经营的企业。这直接关系到新近回城的知青,以及没有获得分配的留城毕业生。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安排工作(通常是临时性的),给无业青年(特别是近期回城的)开办训练课程[ 就是这样,上海徐汇区在1978年5月成立了一个“劳动服务队”,吸收了200名近期回城的知青,到1979年2月又把它改编成一个拥有900人的“公司”;见新华社讯,1979年2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4日。1979年8月,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参观了这个公司,那时容纳了近期回城知青的80%。见1979年8月11日进行的参观访问汇报打字稿, 题为?Visite de la Société des Services Publics?, 页1。]。政府不得不面对非常严重的城市就业问题,而且再也不能利用上山下乡这个虚假的解决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看,这对中国的经济起了积极作用。也就迫使共产党放弃国营经济绝对优先、大企业及重工业优先的教条主义观念。

   另一方面,下乡运动在当时终止了,在农村多年的知青大批回城,又加上同时期大批城市青年到达就业年龄,这种紧迫的异常形势令当局不得不采取一些从经济角度来看是有害的方法,后来都一一废弃掉了。在这个层面,首先采用的是顶替政策[ 见本书,页161。]。这个办法确实很见效,仅仅3个月的时间(1978年11月到1979年1月)上海就安置了10万名青年[ 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2月13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5日。8月,数字上升到17万;见AFC,Entretien avec Monsieur Chen Shou,页7。],在天津6个月内安置了11万[ 新华社讯,1979年7月3日,刊于SWB,1979年7月14日。]。即时掀起了一个退休及提前退休(有时甚至是虚构的健康理由)潮,充分显示出那个时期青年就业问题非常严重[ M. Bonnin,前引,页202。]。顶替政策在解决上海就业问题上起了主要的作用,在1978年10月到1981年12月期间,27万9千名上海知青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在城里找到工作[ 《中国人口 上海》,页150,156。]。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大规模实行顶替政策的5年内(从1978到1983年),80%的退休或辞职的人都是为了让子女顶替,这就使900万青年因此得到了安置[ 《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152。],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知青(没有详细数字)。在很多地方,政府从1979年起实行“归口包干”或“系统包干”的方法来安置青年,实际上就是“单位包干”,每个单位必须提供工作给在职职工的子女[ 理论上讲,安置工作的责任不应该落在单位,而应由单位所属的市政府经济部门担负;见庄启东等,〈辽宁省城镇劳动就业问题调查〉,载于《经济研究》1981年第12期,页25-31;亦见《青年就业 》,前引,页5-6、117、153。]。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其实是延续了1974年推行的模式,当年就是父母所属单位,而不是学校,负责将学生遣送到乡下去[ 见本书,页121。]。来自社会的压力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产生了这种方式。在这个社会里大部分的财富的取得既不根据市场的规律,也不根据公认的价值(像考试),而是取决于个人能动用的“关系”。而普通人的“关系网”不会超越负责他们的单位。所以很自然的,要解决像子女就业这么重大的问题,他们只有围着单位转,向单位求助[ 本书第169页谈到的南昌铁路局职工子女的请愿行动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广东省自1975年起就推行这种模式,不同的是他们采取轮流下乡制,职工子女下乡两三年之后,企业会把他们招进本单位[ 与G. M.的对谈纪录,1981年4月25日;亦见J. Unger,前引,页169。]。这两种模式都有缺陷,无意中建立了一种职务世袭,导致出消极的后果,影响劳动力的质量和积极性,还妨碍解决已超额的职工数量问题。

   为了能抵销掉这些负面有害的后果,当局考虑到将来的经济效益,从1978年底实施“择优录取”的招工办法。最优秀的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一般的进入集体所有制单位,而其他的就被鼓励到郊区农场去。这种模式强调新下乡运动的作用,但并不振奋人心,只可以看作是无业者的最后出路而已[ 见关于上海形势的读者来信,载于《明报》1980年3月15日。]。对大多数仍滞留在乡间或回城待业的知识青年来说,推行考核制度是他们命运途中的又一打击。他们当然比不过那些有幸读完所有中学基础课程的年青毕业生。当年他们不但没能完成修业年限,就算在学校学了些知识也是杂乱无章的。那个时期里,占优先地位的是学习毛选和参加政治斗争及体力劳动。后来在乡下从事农业生产的那几年里,又把以前学过的一大部分忘记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双重的受害者。有的知青说:“过去四人帮迫害我们,不给我们读书的机会。现在招工又拿书来考我们,我们怎么总是倒霉?”让他们和年青的毕业生竞争是很不合理的,更不公平的是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的那几年在这场选拔试中完全不予考虑,因此在很多地方知青采取游行请愿的方式表示抗议。就算没人提及,事件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不是张铁生再世了,区别在于1979年的知青并没有否定考试这个原则,他们只是不满意当局无视他们的特殊经历。不少地方的政府修改了最初的方案,用不同的方法来部分减轻知青的劣势[ 刘小萌,前引,页820-827。]。

   总的来说,1979与1980年为增加招工可能而采取的措施都相当有效,在此两年间总共提供了1800多万个职位[ M. Bonnin, 前引,页215。]。这个数字有些夸大,因为也包括了临时工,但尽管这样,也能反映出招工人数实际上是提高了。城市里的失业现象当然没有即刻消除,但是被控制在不破坏社会秩序稳定的范围内。当局其实很快就开始担忧失业对“社会气氛”所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特别是青年道德败坏及青少年犯罪[ 见《人民日报》1979年6月8日第一版,及1979年7月24日第一版。]。所有无业青年(不论是知青还是其他)的处境都是很艰辛的,还影响到各自家庭的生活水平,有些甚至处于赤贫之中。根据1979年初对家中含一名长期失业青年的家庭的大规模抽样调查,10%的人每月所得低于15元人民币。那些待业青年偶尔才能找到的小工,一般也只能让他们每天挣到七八毛钱[ 刘小萌,前引,页801-802。]。有些回家时年龄已经相当大了,那么他们的境遇就更加难以忍受。在北京,79年的头5个月里就录得80个因失业而自杀的个案。很多人对领导不满,认为失业令他们对当局标榜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彻底产生怀疑。另外,一些青年游手好闲、整日游荡,又贫困交加,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当时,城里各类罪案中的肇事犯罪分子,有2/3是待业青年和下乡知青[ 同上,页802-803。]。

   在求职者中知青往往是年纪最大的,但或许也是最精于组织请愿活动的。一般来说,与近年毕业的中学生相比,他们享有一定的优先权,至于那些留城的年青毕业生,有很多需要推迟好几年才能进入社会工作[ 对1972年底前下乡的“老知青”,这种优先权理论上更加强调;见《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二版,以及江西电台广播,1980年10月14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17日。]。尽管这样,大部分知青都得过好几个月之后才能获得工作,有的甚至得等几年。在上海,直至1979年9月底仍有9万多名获准回城的知青处于无业状态[ 《文汇报》1979年9月27日第一版。],此外还有不少未获准许回了城的,以及在等待批准回城的。江苏是招聘青年的模范省,但在1980年7月也只安置了88%的老知青[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二版。]。到年底,有一部分人数很难估计,但又不可忽略的知青仍在待业之中。从1981年起,在全国招工数字里,知识青年不再另列,然而,有数字显示知青在西安该年国营企业招聘的青年中占1/3[ 《青年就业 》,前引,页163。]。

由于有了“优先权”,大部分获准回城但到1980年还未得到安置的知青,到1981年也都获得分配工作。各项旨在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的措施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从1982年底起,一般来说,青年都得到了工作,包括回城知青,还有1970年代末期仍处于待业的其他人[ 29个省市中有24个肯定已经完成安置工作;见刘小萌,前引,页814。]。上海在1979到1982年间给153万8千人提供了工作职位,其中88万6千是回城知青[ 《中国人口 上海分册》,页269。]。可是知青不得不接受某些不太吸引人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年纪较大,许多都不能获得分配到有年龄限制的国营单位,只能去集体所有制单位。有些国营企业在1979年取得自主权,就把年龄上限降低至24岁,而在集体企业招聘工人的年龄在16到35岁之间[ 同上,页189。]。国营单位无论如何是没有足够职位以安置所有的求职者,因此众多的知青就得满足于能在不太吃香的集体及个体企业中得到一份工作[ 专家认为,伤残带病的、有过违法乱纪记录的、女知青以及回城的“老知青”都遭到国营企业的歧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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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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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潘鸣啸著,欧阳因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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