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思辨天国与现实大地的隐秘谱系

——黑格尔哲学与古典经济学关系之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9 次 更新时间:2016-05-25 16: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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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0页。)。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黑格尔自己的说法。以黑格尔之见,政治经济学就是从“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4页。)。在此,劳动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核心,这似乎离后来《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马克思相接近。并且,这里似乎并不是先前我们看到的那种哲学话语,倒象是经济学话语。如果再仔细去分析黑格尔关于劳动的研究,这里的劳动又可以区分为这样三个逐步深化的方面:第一是劳动在人类自我形成方面的作用。黑格尔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已经发现,劳动实际上是使人类主体产生出来的客观活动,“劳动就是逐渐使自身变成人这一实物的活动”。因为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一方面改造外部对象,另一方面则将自己确立为主体的人。这种主体的自我确立,无论是人类个体还是总体,都是如此。“劳动通过各色各样的过程,加工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物资,使合乎这些殊多的目的。这种造形加工使手段具有价值和实用。这样,人在自己消费中所涉及的主要是人的产品,而他所消费的正是人的努力的成果。”(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9页。)请留意,黑格尔这里的劳动规定的侧重点明显不是重农主义以前的自然经济中的劳动,而是工业生产的劳动,这种语义直接与斯密和西尼尔在经济学中对生产的定义相关。主体的对象化在传统的农业劳动中是有限的,主体活动只是自然生产的辅助因素,只有在工业劳动中人类活动的创造性才可能在完整的意义上以“造形”的本质特征实现出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对象化,当然也是全部人类主体异化在社会历史层面的客观基础。

   于是有了语境的第二个层面,黑格尔关于劳动的论说,已经不是一种非历史的空洞的规定,而恰恰是从现代商品生产条件出发的具体确证,这里已经产生了劳动一般的现实规定,实际上这是分工与交换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劳动。他在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中看到,在分工之下的“交换”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为满足某一种需要而劳动,但作为加入社会整体的个人,却客观上又满足着许多人和需要。实际上,黑格尔已经注意到劳动的社会分工与劳动者个人的劳动特殊性的关系。黑格尔意识到:“每个人的工作按其内容来说是普遍的劳动,既看到一切人的需要,也能够去满足一个个人的需要:换句话说,劳动是有价值的。单个的个人的劳动和财产,并不是它们对他个人来说所是的那种东西,而是它们对一切人来说所是的那种东西。需要和满足是一切特殊的个人在其相互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的依赖关系……每个人虽然是具有需要的个人,却变成为一个普遍的东西”(注:黑格尔:《耶拿时期实在哲学》第1卷,莱比锡1932年版,第328页。)。这样,黑格尔实际上已经接近发现劳动一般的概念。他区分了人类早期以操作实物的劳动和商品生产的劳动,指出在作为社会历史交换现象的劳动中,“花费在整个对象上的劳动只在劳动本身分配,成为单一的劳动形态:单一的劳动形态正是通过这种分配变得更加机械了,因为由此而来的多样性,因而劳动本身变得更加一般,更加异己于整体”。并且,这种劳动一般主要是通过工具表现出来。黑格尔发现,与停留在个别领域的劳动产品不同,工具是具有一般性的,“劳动的主体性在工具中上升到一般”。黑格尔分析道:“面对着一般的技艺水平,个人去使自己脱离这种一般性,使自己成为比其他人技艺更高的人,去发明更有效率的工具。但是在他的特殊技艺中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因素,乃是他发明了某种普遍的东西;其他人从他那里获得这种东西,从而就取消了他的特殊性,工具则成为一切人的共同的直接所有物”(注:黑格尔:《耶拿时期实在哲学》第2卷,第197页。)。当然,物化工具只有借助劳动才能参与自然界的开发,否则,它只能是一种空洞无用的东西。

   至此,黑格尔自然就会接近这样一种认识,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区分。这是劳动规定的第三个语义层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因为走向一般与抽象总是黑格尔哲学的内在逻辑指向,在黑格尔看来,沾带于物的具体劳动是那些创造初级产品的人,即同自然界保持着生动联系的个人的劳动,比如农民的生产劳动。这也是上面我们谈到的人类早期的传统劳动形式。但是黑格尔明确认为这种“具体劳动是原始的劳动,它是实体的保留,整体的粗糙的基础”。固然如此,在这些劳动中,个人却能在劳动结果中保持自己完整的个性。而进入到现代交换社会以后,劳动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各种个人的劳动则必然转化为人类的抽象劳动。这是一种使个人成为社会关系的奴隶的单调的劳动,将个人贬低为机器零件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个人通过自由的抽象劳动来洞察自身、自己形式的个性,来洞察自己相对于别人的存在”。并且,这种抽象劳动也就是所谓“劳动的共性,或曰所有各种劳动的中立性可以作为劳动的一个平均术语,通过它,劳动可以进行比较,任何个别的现实的东西、货币可以直接转化为它”。在这里,黑格尔的理解直接达到了李嘉图的水平。因为他所描述的抽象劳动实际上只能出现在大工业的机器生产过程中。“劳动中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存在于抽象化的过程中,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精致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分工。个人的劳动通过分工而变得更加简单,结果他在其抽象的劳动中的技能提高了,他的生产量也增加了。同时,技能和手段的这种抽象化使人们之间在满足其他需要上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必然性。此外,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让机器代替他”(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0页。)。黑格尔极敏锐地透视了现代机器生产的本质。当然,他觉得这是绝对精神在抽象劳动中的直接现身。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的是:一是黑格尔看到劳动形式本身的进步,但由于他仅仅将具体劳动视为传统劳动形式,这也就不可能正确了解到现代劳动中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关系。二是黑格尔已经接近于市民社会中劳动的一般是一种物化的被动的东西,是合力的客观结果,个人与类主体异化的一个新的层面。也是由此才导引出整个市民社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并且,黑格尔充分肯定由劳动对象所造成的经济异化的客观进步性!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是一致的,不同在于黑格尔是肯定经济异化的历史的暂时的合理性,而古典经济学则论证其自然性和永恒性。至于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一开始却是否认异化的客观进步意义的。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语境对比。

   经济盲目性与自发性:市民社会背后的理性的狡计

   当黑格尔捕捉到处于分工交换中的劳动一般时,就已经确定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一书中说:“黑格尔是德国第一位承认经济生活存在着自身的规律性的思想家,尽管他拥有幻想,认为国家可以缓和调节产生于经济中的社会矛盾,然而他毕竟从未把国家的这种作用说成是抽象地制定细节,强行干预经济生活,通过行政命令来取消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注:卢卡奇:《青年黑格尔》,俄文版,第458页。)。在黑格尔那里,他决不是简单地肯定古典经济学家作为前提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现象。他首先将市民社会从逻辑上定位为“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社会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历史的肯定。同时,身处普鲁士土地上的黑格尔又将市民社会判定为伦理实体发展中的“分裂和现象”(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1页。)。这又是一种否定。黑格尔的见解颇具辩证性。为什么会这样?

   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分散的私有制社会,也是由市场关系构成的经济体系。在这里,自发的必然性开辟了通向无政府状态和竞争的道路。“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成,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页。)。这看起来,象是对斯密利己主义的经济人——市民社会的直接哲学诠释:“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相互依赖的制度”(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8页。)。这是由于,“个别的人,作为这种国家的市民来说、就是私人,他们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由于这个目的是以普遍物为中介的,从而在他们看来普遍物是一种手段,所以,如果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连中的一个环节”(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0页。)。这个普遍物是什么?即市场交换中自发形成的客观的物化“社会联系”。

   很显然,黑格尔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原则:一是个人只从自己的局部利益出发;二是个人之间自发地形成社会联系。在他那里,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经济结构。黑格尔指出,在这种社会中,看起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个人目的,但到头来人们活动的产物却是其中每个个人所并没有要求的社会联系:“每个个人在自己一项工作中有意无意已经在完成某种总体工作,故他在完成总体工作的同时也是在完成自己既定的工作。整体成为他的产物,为了这个产物他可以牺牲自我,也正因为如此,反过来他从中获得了自我”。黑格尔十分清楚,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这种表面上看来利己的私心,财产所有权,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和工具的使用,好像客观上是将一个人从其他人那里分化和独立出来,但实际上,这一切也客观地不自觉地自发形成着某种新的社会关联。这是一种由人的活动形成,但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社会关系。

   当然,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中这种自发形成的社会关系看成是社会普遍性(绝对观念在这一历史层级中的物相形态)得以实现的表现,也就是那个绝对的“一”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新的进展。由此,黑格尔自然是积极地肯定它。具体地,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在结构性的历史断面上,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本质。“人们的特殊性最直接地包含在他们自身的需求中。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就是人们都能得到满足的共同财富”。但是,一旦进入到社会关系之中,个人就不再仅仅受自己的意志支配,而更深地受一种普遍力量的支配,这也就是说,社会关系形成于人们的个别活动,但却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如果转换到社会历史的历时性视角中,在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中,这又是理性的狡计在市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也就是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具体的,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的自发性调节力量,而黑格尔这里,则又是超出经济学的一种哲学理性透视。

理解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他在特殊劳动与一般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关系之上的现代劳动价值论与货币的理论。黑格尔已经意识到,市民社会的本质是“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和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系”(注:黑格尔:《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3页。)。在这里,从个人的特殊劳动到社会一般劳动的转化是一个关键。因为,在以交换为前提的市民社会中,正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劳动才表现为为它的劳动,这种以交换为目的的劳动的结果是建立起一个全面的依赖系统。每个个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进行社会联系,只有在市场上,物化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才能得以比较,这样,社会联系就是披着物的外衣的价值关系。同时,对黑格尔来说,价值关系是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的结果,也是市场体系排挤实物经济的结果。在这里,占有是通过大量处在交换中的人实现的,价值就是物的实现。因为在市场关系中,劳动者摆脱了“具体劳动,但他的力量在于分析、抽象,在于根据许多抽象因素对具体劳动进行阐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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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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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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