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经济人与日常性生存的形而上学批判

——读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7 次 更新时间:2016-05-25 16: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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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是一个可信、熟知和惯常行为的世界”(第54页)。平日里个人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可能性、自己的活动的基础上发生关系,所以他把平日看作自己的世界,平日中的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无名的常人。科西克非常深刻地指出:“平日表现为非个人力量的无名和专制。这种力量指导着个体的行为、思想趣味、乃至于他对平庸的抗争。平日的无名代表其主体的无名,即表现在‘某人/非任何人’这一名称中。这种无名的副本是被叫作‘历史创造者’的历史演员们的无名。历史事件最终表现为非任何人的作品,因而也就是所有人的作品,这是平日和历史所共有的无名性构成的”(第57页)。总的说来,“平日中的每天都可以为相应的另一天”,“平日的主体也是可以互换的”(第55页)。

   科西克认为,在平日世界的边上,还有另一个世界,这就是历史世界。这两个世界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只是在相互的碰撞中才昭示各自的真理:“平日生活只有在被打断时才成了问题,才暴露出自己为平日”。人们在过每一天时,并不会感到平日性,而当平日世界的惯性滑动被异常地中断时,它才在突现的历史世界的对比下被发现为平日。“平日表现为信任、熟识、亲近,表现为‘故乡’;而历史表现为出轨、平日生活的打断,表现为意外和陌生”(第55页)。科西克举例说:“战争是历史。在(历史的)战争对平日的撞击中,平日被征服了。对千百万人来说,习惯的生活节律完结了。”这让我们想起前苏联电影《攻克柏林》中,原野中拥抱着的青年恋人身边突然驶过德国的坦克,平日一下子被否定性地指认,作为历史的战争出现了。

   一方面是“平日的非历史性”,而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历史性”。历史变化着,平日则保持不变,但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平日是历史的基础和原材料,它支撑并滋养着历史,固然它本身并没有历史。平日与历史的关系是深刻的,“平日是一个现象世界,即使在掩盖实在的时候它也以某种方式揭露着实在”(第56页)。如果人们“把平日与可变性、历史僵硬地分开,一方面会导致历史的神秘化,这种历史的神秘化可以表现为马背上的皇帝和历史;另一方面会抽空平日,导致平庸陈腐和工作日宗教”(第56页)。没有历史,平日会变得空洞;没有平日,历史会变成一个无力的巨人。孤立存在的平日或者历史都是一种拜物教,前者是“看破红尘”的常人式的“平日拜物教”,而后者则是神圣化了的抽象本质式的“历史拜物教”。这是一枚伪币的两个假面。

   另一方面, “历史之所以是历史, 是因为它既包含历史性(historicity),又包含着实在的历史行状(historism)。短暂的历史性沉入过去,并且一去不复返。历史行状则是持续着的东西,是自我形成和创造”(第104页),“历史是克服暂时性和瞬息性的方式之一。它不仅仅是在半遗忘(或曰下意识)的地窖中存储和提取观念、印象、感情的能力, 它还是人类意识和认识的特殊能动结构和组织”(第106页)。

   科西克认为,只有“现代唯物主义第一次消除了平日和历史之间的矛盾,并确立了关于社会—人类实在的前后一贯的一元论观点。只有唯物主义理论把一切活动都看作历史的活动,并填平了非历史的平日与历史性的历史之间的鸿沟”(第109页注6)。现代唯物主义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对此他使用了一句这样的话作为开场:“熟知是认识的绊脚石”(第58页)。与上述对烦与操持的解读一样,科西克要在熟知中找到陌生化的东西,在现象中呈现本质。科西克认为,在平日中人是在烦与操持的基础上,即“把他淹没了的操控世界的基础上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其结果是,“由于人与自己的环境相认同,与那些手边之物、操控之物和最接近于他的有形之物相认同,他自己的生存和对这生存的理解就成了某种遥远而疏异的东西”(第57—58页);“人可以对其操控和操持的直接世界了如指掌,但不能对他自己‘了如指掌’,因为他消失在这个操持世界中并与它化为一体了。”

   科西克极为深刻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应该如何正确界定人类主体消失在外部世界中的被决定性和派生性。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这样解释的:人是他的世界所是的东西,“这种派生性生存决定着他的意识,并且规定着他以什么方式解释自己的生存”(第58页),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科西克不是简单地接受这一规定的,他反思性地认为,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忘了提及谁是这些‘条件’的主体(第58页),因为当人的本质规定只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时,特别是当这些社会关系还是以颠倒的物化关系形式表现出来时,人处于一种特殊的非主体的对象化关系网中,这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定现象。科西克反对将马克思的这一规定视作对人的本质的一般性的直接规定。他分析道,人类生存中的主—客体关系与内外关系不同,也不同于孤立的前社会或非社会主体与社会实体的关系,因为人类“主体早已在骨子里渗透着一种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人类实践的对象性。”这样,“人会消失在‘外部’世界中,因为他是对象性主体的实存”。在这一点上,他肯定了海德格尔的思考:“现代哲学发现了一个伟大真理,即人不是堂堂正正地诞生于环境之中,而总是被‘抛入’一个世界”(第58页)。

   可是,科西克也看到,“把人类生活的平日加以自动化、机械化是个历史过程”(第60页),它不可能永远成为人的本质,终有一天,“在个人和人类的精神进化过程中,无名性的无差别的全能统治终将崩溃”(第59页)。他指出,“平日的熟世界并不是一个已知的被认识了的世界”,所以,“为要表现它的实在,必须撕去其拜物教化亲密的假面,暴露其异化的残忍”,“为了窥见异化了的平日之真情,人们必须与它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取消它的熟识性,人们必须对它施行‘强制’”(第60—61页)。科西克说,现代艺术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对伪具体的捣毁。最后,“异化了的世界的伪具体”,必然要通过“革命的变革而被摧毁”。

  

   如果说,科西克前面对烦、操持和平日的讨论较多地还是形上之论的话,接下去的分析,则更侧重经济与科学本身的具体性。依科西克的说法,他要考察一下“对象化自身的主体”。他提问,人是如何变成客体的?科西克说:“现在的主体不仅仅是构造世界的参与和活动了,它已被一体化到一个超个体的规律似的总体中成为一个组成部分”(第62页)。这种一体化将主体变成了系统中的一个客体和要素,“科学的纯理智过程把人变成抽象实体,并将他一体化在一个可做科学分析和数学描述的系统中。这反映着现实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变态”(第62页)。

   科西克从物质规律的角度对“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进行了科学研究,指出“这些物质规律由生产的本性引起,不以意志、政治等等为转移”(第63页)。这体现了一种将社会运动视为系统,并对其进行客观规律性研究的“科学无意识”。科西克正确地指出:“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只有在社会本身成了一个系统时才会出现”,资本主义正是第一个这种意义上的系统,将社会经济发展理解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在此基础上,才会产生第二个层面的关系,即人与这个社会自然系统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尺度上,人才成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东西,一个客观角色,一个工具性的功能,这就是经济人的本质。“经济人的概念以系统的观念为基础。经济人就是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的人,作为系统的一个功能要素的人”(第63页)。科西克深刻地认识道:“把人降低为抽象物的不是理论,而是实在本身。经济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支配着社会关系的规律系列。而人正是在这种关系中被逐步地发展为‘经济人’”(第65页)。所以,“系统(作为一个系统的经济)与经济人是不可分离的量值(magnitudes)(第64页),人一旦进入经济的王国,”在进入经济关系的瞬间,他就不依他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地被收入环境和规律似的关系网之中。”(第65页)所以,“古典经济学不是从‘经济人’出发,而是从系统出发。它从系统的角度把‘经济人’定义为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中的一个充分规定了的要素”(第65页)。

   科西克说,从日常生活中烦神的人到经济人的转变,决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视角的变化,而是实在的转换。表面上是理论逻辑的改变,实际上是现实中人的改变,人已经变成一种客体,“人类社会变成一个物理世界, 人的科学变成了人—客体的科学, 即变成了社会物理学”(第67页)。他认为,客体性实在代替了客观实在,“社会实在被设想为物理意义上的自然,而经济科学则被设想为社会物理学”(第67页)。科西克批评古典经济学并不是研究真实的客观实在,“它也不去说明物的关系和物的运动如何掩盖人的社会历史关系”,相反,“它描述这个物象化的世界及其规律,仿佛这就是真实的人类世界,因为这是古典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世界”(第67—68页),这也就是经济拜物教。

   科西克提出,现代唯物主义就是要消除经济拜物教和经济人。他认为,对经济因素的迷信不仅仅是一个认识方法问题,“决定性的和基础性的原因不在于科学思维不发达,也不在于它的有限的、片面的分析形式,而是社会存在的崩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子化。‘因素’从本原上讲不是思维的产物,不是科学研究的产物,而是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形式的产物”(第77页)。在这种社会发展客观进程中,“人们社会活动的创造物变成了自主的东西,并由此变成了因素,进入非批判的意识中成为不依赖人和人的活动的自主力量”。由于过去的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被理解成经济决定论,所以有人“认为它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物质利益占支配地位,经济成为自主的东西,正如中世纪天主教占统治地位,古代政治起决定作用一样”(第77页)。在科西克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科西克主张区分拜物教的经济因素论与唯物主义的经济结构论:“经济结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经济要素则是庸俗社会学理论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第77页)。对于后者,经济被视为一种“给予的因而不可约简的东西,看作一切东西的最终根源,看作不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实在”,这样,就“把经济变成了一个结果,一个物,一个自主的历史因素,从而把经济拜物教化了”(第84页)。科西克认为,这正是将“社会运动头足倒置了”,因为拜物教只能直观地将“社会关系映照为物与物的关系”,它恰恰是把“人类客观实践或精神实践的一个个孤立的产品看作社会发展的‘代表’,但实际上社会运动的唯一代表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自己社会生活的人本身”(第79页)。而对于前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则认为:“社会整体(社会经济形态)是由经济结构建构起来的。经济结构使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获得统一性和连续性”(第79—80页)。这也就是说,社会整体是由经济结构(即社会关系的总和)造就的,“人们在生产中进入与生产资料有关的社会关系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成为一种决定性的统治因素,由此才形成了一些以经济因素为中心的历史现象。科西克说:“财富的分配(‘经济’)、权力的等级和结构(‘权力’)、社会地位的品第(‘威望’)都由规律似的关系决定。这些关系是在特定发展阶段上从社会经济结构中生长出来的”(第82页)。

   科西克认为,现代唯物主义是一种激进的哲学,“它不局限于分析人的创造物,而是深入探究社会实在的根基,探究作为客观的主体,作为创造社会实在的存在的人”。经济之所以具有首要性,绝不是因为那些人造物比自然物更真实,“而是因为在构造人类实在的过程中,实践和劳作占有核心的地位”(第84页)。文艺复兴运动发现了人和人的世界,从而揭开了近代历史的新纪元。关于人的思考是从劳作开始的。上帝创造但不劳作。人既创造也劳作,此时,创造和劳作是统一的。可是“资本主义切断了这一切,把劳作和创作活动分开,把创造物和创造者分开,把劳作变成非创造性的使人精疲力竭的苦役”。现在创造是艺术,而工业劳动则是呆板的程序,是千篇一律的重复,因而是无价值和自我贬低的东西。文艺复兴时期,人是创造者和主体,而现在“人却沦落到创造物和客体的水平,沦落到与桌子、机器和铁锤一样的水平”。在此,“物和物象化人类关系的客观世界是真实的实在”,而“人则表现为错误、主观性、不精确性和任意性的根源,一句话,表现为一个不完整的实在”(第85页)。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正是要通过革命性实践将人分裂的社会存在重新统一起来,即使人从经济人挣脱,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走向真正的解放,成为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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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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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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