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海慧:“文革”记忆与表述——“老生代”散文的一个研究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9 次 更新时间:2016-05-25 14: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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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海慧  

   内容提要:“老生代”散文是新时期散文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之一,而“文革”记忆是“老生代”散文多有涉及的内容。在对这一内容的表述上,“老生代”散文家选取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态度:一种是以巴金、萧乾、季羡林为代表的讽谏立场,另一种则是以杨绛、陈白尘、孙犁为代表的宽容节制立场。不同的叙事态度产生了不同的美学风格,但因精神资源的共通性与一致性,“老生代”的“文革”多元记忆完成了彼此间的互补,共同构筑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精神。

   关 键 词:“老生代”散文  “文革”记忆  讽谏立场  宽容节制立场

  

   新时期以来,巴金、冰心、陈白尘、杨绛、萧乾、臧克家、徐迟、黄秋耘、季羡林等一批出生于20世纪前20年,并在建国前就已颇负盛名的老作家,不约而同将散文作为自己的写作选择,并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斐然的成绩。由于人生经历及学养的丰厚,“老生代”作家在散文这一文体上显示出一种先天的优势,他们的散文创作不但成为新时期散文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之一,也成为新时期散文的一项重要收获。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们创作的关注并不充分,目前的着眼点主要局限于对每个个体的研究,而缺乏对作为群体现象的“老生代”散文的整体性考察。①

   应该说,长于忆旧是作为整体“老生代”散文的一个显见的外在特征,但仅仅依靠对往事的回想并不足以支撑起这个创作群体的美学风格和精神品格,因此,其所忆之“旧”的内容以及回忆的方式才是值得研究的重点。这就回到了那个古老的“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上。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过程中,“文革”记忆是“老生代”散文家多有涉及的话题,并且是几位重要作家确立其在新时期散文创作领域中地位的标志。而在对“文革”记忆的追述中,“老生代”散文家选取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态度:一种表现为以巴金、萧乾、季羡林为代表的讽谏立场,另一种则是以杨绛、陈白尘、孙犁为代表的宽容节制立场。不同的叙事态度产生了不同的美学风格,但因精神资源的共通性与一致性,“老生代”的“文革”记忆既成为对历史文本的补充,又完成了彼此间的互补,他们的记忆选择与表述共同构筑出了中国式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精神。本文将“文革”记忆与表述作为研究“老生代”散文的一个视角,从两种不同的叙事态度入手,分析“老生代散文”文本背后的精神内涵及价值所在。

  

   一、自我解剖与咀嚼耻辱

   “文革”结束之初,在文坛的哀悼逝者与控诉“四人帮”声中,文学主题自然集中于“文革”记忆。“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相继登场,但其影响主要产生在小说界和话剧界,并且在揭示“伤痕”、尤其在进行反思之际,理性精神还显得薄弱。它们往往停留在对社会现象、权力角色的关注上,而缺乏对造成民族灾难的人性的弱点或集体无意识的深层诘问与思索。受大氛围的影响,此期的散文创作以“追悼散文”最为繁盛。“追悼散文”在“疗伤”和反思的着眼点及深度上都较小说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更进一步。然而,巴金的《随想录》一经面世,便超越了此前一切关于“文革”的反思的文学作品。从巴金所提倡的建立“‘文革’博物馆”,以及他将《随想录》作为“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1](P144) 的严肃态度中,便可知其文章内核的庄严性。

   巴金早在“五四”时期即以惯写“黑暗”和“痛苦”,长于抑郁、哭诉的笔调而成名,新时期以来,他的《随想录》再次将笔触指向“黑暗”与“痛苦”,并直刺造成及姑息“黑暗”和“痛苦”的人性。巴金将《随想录》看作自己“这一生的收支总账”,[2](P899) 他这样介绍自己的写作动机:“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呐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集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作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最后的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2](P556) 本着这样的目的,巴金在反思历史灾难、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同时,也对以自己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懦弱进行了剜心剖腹式的自省。这种批判与自省精神使《随想录》在新时期文学中开风气之先,第一次表达了对灾难中“我”的愚昧、胆怯行为的忏悔意识,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反思自己理应承担的角色和站立的岗位。因此,《随想录》的价值主要来自于强健、刚直的主体人格精神和责任意识。

   这种强健、刚直的主体人格精神和责任意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随想录》是巴金自我解剖与拷问的勇气的集中展示。在中国,文章向来以“载道”为大任。“言志”文虽与“载道”文平分秋色,但在指向内心时,“言志”文表达的多是个人志向、情趣,很少内省式诘问自我、批判自我的篇章。尤其在经历了浩劫的当代,“自我”长期被隐匿,文学长期栖身于无“我”之境,作家们已经几乎遗忘了“我”,更何谈自我解剖与自我拷问?因此,尤见《随想录》以强烈的自省意识对“自我”进行无情解剖的可贵。评价“文革”中自己的“清白”,巴金直言不讳:“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2](P468) 回忆起动乱岁月中自己未能保护的小狗,巴金痛彻心肺地自责:“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2](P199) 想到老舍的自尽,巴金羞愧难当:“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2](P188) 在新时期之初针对“文革”的一片讨伐声中,巴金率先超越了对非人年代里个人苦难遭遇的控诉,而转向了对自身弱点的批判。如同他所热爱的高尔基笔下的勇士丹柯,巴金抓开了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高高举在头上,照亮了前方的路。

   其次,在《随想录》中,巴金表现出坚决干预历史进程的姿态。面对历史的悲剧,巴金执着于再现历史真相、挖掘悲剧根源、“警醒后世”的态度,坚信人的理性力量能匡正历史的错误,避免悲剧再度发生。因此,作为身处历史中的人,历史责任意识是他们共同记录既往历史以及创造新的历史的关键。《随想录》中,巴金多次呼吁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他从“我”做起,将自己在历史浩劫中亲历的人事和自己对于人事的看法、感受诉诸笔端,为“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2](PXI) 尽一份绵薄之力。由于在《随想录》之前,干预现实的文学作品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屡遭厄运,在思想解放刚刚开始之际,多数作家在评价历史、表现现实时还心有余悸、裹足不前,《随想录》所表现出的对历史问题及其现实意义坚决干预的姿态就显得尤为可贵。

   再次,《随想录》为匡正社会风气而实践并倡扬了“真话”精神。《随想录》被称为“说真话的大书”,一方面因为它是巴金“把心交给读者”的书,另一方面则因为它是反复呼唤“真话”精神的书。巴金在《随想录》中坚持“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2](P506) 写真人真事,抒发真情。无论是尽量保持平静叙述的《怀念萧珊》、《纪念雪峰》、《怀念胡风》等忆念散文,还是针砭时弊的《长官意志》、《衙内》等社会批判文字,皆以真话、真情打动人心。同时,巴金还在不断地论证和倡扬“真话”精神。《探索集》中有《说真话》、《再论说真话》、《写真话》,《真话集》中又有《三论讲真话》、《说真话之四》、《未来(说真话之五)》等篇章,对多年以来“假大空”遗风给予抵制和打击。在文学体裁中,散文本是尚真实的文体,小说、诗歌、戏剧虽允许虚构,但也需要艺术真实及指向生活本质的真实为依托,方有对人类精神的引领作用。然而,不正常的、非逻辑的历史致使中国20世纪中期的文学走了一大段歧路,这种情况下,巴金提出“真话”精神,意义非凡。在巴金的倡扬及思想解放的深入下,新时期文学渐渐恢复了说真话的传统。

   与巴金的尖锐相比,萧乾的“文革”记忆偏于冷静。萧乾的《“文革”杂忆》由“山雨欲来”、“集训班”、“斗争会”、“标兵”、“最后的一句假话”、“‘文革’语言”等六个短篇组成,这里,萧乾通过以点带面式写作,再现了非人时代的非人关系以及非人生活,从而将对“文革”的反思集中于人的悲剧和民族集体无意识上,以达警醒后世之效。他笔下所呈现的非人的景观至少有三种:其一,正常的人伦关系被破坏、正常的人伦感情被隐藏或被消泯。“集训班”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一天,集训班的一位学员从三楼甩下一条特大的大字报:‘打倒大叛徒某某’,而这位某某正是贴者的乃父,他们父子同是集训班的学员。这一大义灭亲之举自然引起轰动。更使人惊奇的是,那位某某安详地扇着一把大折扇,也站在那里同我们一道看,没发一点火。我捉摸起他那份平宁。一,他心里也许明白揭的并非事实;二呢,他也许想,孩子这么一划清界限,今后日子会好过些了吧。”[3](P205) 这一幕,既可以看作是充满悲剧意味的喜剧,也可以当成充满喜剧意味的悲剧。悲喜的难分难辨凸显的是世态的荒诞不经。其二,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人的独立思想、人格、尊严皆被践踏,或出于被迫,或中毒太深,人成为假话与谎言的奴隶。譬如,“最后的一句假话”中的“响当当”本一直是批黑战斗队中的佼佼者,在妻子因“反动”标语而被处决之时都能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与工宣队成员打篮球。因为被对立面贴了大字报质问他“文革”前喜欢胡吹时露出的破绽,他于夜间跳楼自杀,咽气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梦见——有特务——我追——就跳了——”然而,“事后大批判栏贴出的工宣队的告示,依旧说他是自绝于人民”。[3](P212)“文革”中,悲剧无数,但读到如此彻底的悲剧,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三,批评逻辑绝迹,一个民族的语言方式被改变,霸权式话语嘲弄着人的理性。“‘文革’语言”中,萧乾总结了大批判语言“重气势”、“不屑说理”等特征,而后,提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究竟这种语言是1966年自天而降或革命小将们的独创呢,还是早有其渊源?同时,更值得关怀的是:那种重型词句的使用以及其论证的方式,如今已经绝迹了吗?”[3](P214) 这种针对现实与未来的追问呼应了巴金的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召唤,也体现出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宝贵的忧患精神及对后世的责任意识。

   20世纪90年代,巴金的耻辱意识及萧乾的忧患精神在季羡林回顾“文革”的散文中得到了接续。季羡林发表的散文中,叙写自己这一代人“文革”遭际的《牛棚杂忆》最有力量。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它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观看“文革”的视角,具有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在于文本的精神内涵指向了对中国知识分子日渐缺乏的“士”的意识的再度高扬。其实,对“士”的意识的反思与扬弃在季羡林散文中几乎无处不在。不过,在《牛棚杂忆》、《回忆陈寅恪先生》、《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龙抄本〈牛棚杂忆〉序》等文章中,这种意识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这些作品中,季羡林将“文革”中自己的生存状态定义为“士可杀,亦可辱”的“苟活”。季羡林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又说:“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4](P46)“士可杀,不可辱”本是士人自尊的表现。颜触与齐宣王的士贵王贵之辩是高扬“士”的自尊的千古美谈。然而,个体自尊须以社会尊重为基础。“士贵耳,王者不贵”应该体现为一种不肯屈就的处世态度,一种“不淫、不移、不屈”的精神。但是,“文革”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失去了“不淫、不移、不屈”的坚定。对此,季羡林的散文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社会尊重的基础丧失之时,知识分子如何自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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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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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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