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从构序到祛序:话语中暴力结构的解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8 次 更新时间:2016-05-24 09: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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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这里的话语是言说背后的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一种让你能说(能思、能写)的功能系统。就在你说、你写、你思时,它突然在无形的支援背景中被建构起来,成为支配你思想构境的隐性系统,就在你的话音(思绪、书写)落下之时,它应声解构和消失在黑暗之中。话语有一个物质性的支撑(说、想、写),可它并非实体性的物质实存,而是一个瞬间建构—解构的突现和消失的功能场境。正是它,向我们呈现了通常人们每时每刻在不经意使用的言说、写作和思考的话语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抑制和排斥性的压迫。

   关 键 词:福柯  《话语的秩序》  求真意志  话语权  祛序

  

   1970年春天,刚刚当选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①院士的福柯②作了题为“话语的构序(L'ordre du discours)”的就职演讲。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文本。因为在这里,福柯第一次明确指认了构序(ordre)是一个象征着暴力和强制性结构等级的概念,它向我们呈现了通常人们每时每刻在不经意使用的言说、写作和思考的话语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抑制和排斥性的压迫,这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看不见的话语发生、运行的法则和有序性。在这种话语构序中,一些人被剥夺了话语权,一些有话语权的人则必须以一定的支配方式言说、写作和思考。福柯这一思想构境的良苦用心在于,我们如何才能真正摆脱这种话语中存在的强制性构序呢?道路只有一条,颠覆性地祛序。

   作为排斥的求真意志:看不见的话语背后的看不见的手

   作为要说话的演讲者,福柯一上来就说:我正在说自己并不是缔造者的话语。他很直接。然后,他引述了贝克特《无名的人》中的大段台词,以说明这种他自己并不是原创者的话语迫使他讲话、让他能够继续说下去。

   你得继续,我不能继续,你得继续,我将继续,你得念念有词,只要还有词可念,直到他们发现我,直到他们说到我,异样的痛楚,异样的罪,你得继续,也许这已完成,也许他们已谈论过我,也许他们已把我带近我故事的门槛,在开启我故事的门之前。如果它真的开启,我将倍感惊奇。③

   显然,福柯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是话在说我。这是后来被所谓后现代思潮廉价贩卖的东西。福柯想要告诉人们,他甚至能够听到自己背后早已开始言说的声音。在演讲的最后,他也指认了发出这些先在之声的其中三位先言者:杜梅泽尔、康吉莱姆和伊波利特。我(福柯)接过了已经开始的话头,往下说,我只是在一个偶然的绽开和微小的空隙(mince lacune)中滑入现成的话语中,一个“可能的没影点(point de sa disparition possible)”④。乍听起来,福柯似乎只是在十分随意地讲故事,细细一品,却是一处精心准备和建构的思想深境。与不久前《词与物》中对话语一词的非反思使用不同,经过《认知考古学》的精心构境,福柯这里的话语已经是言说背后的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一种让你能说(能思、能写)的功能系统。就在你说、你写、你思时,它突然在无形的支援背景中被建构起来,成为支配你思想构境的隐性系统,就在你的话音(思绪、书写)落下之时,它应声解构和消失在黑暗之中。它从来都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话语有一个物质性的支撑(说、想、写),可它并非实体性的物质实存,而是一个瞬间建构—解构的突现和消失的功能场境。这也是福柯说的那个“没影点”的构境意义。point de sa disparition是正在消失的构境点。真是精彩。

   福柯称,今天的演讲是一个临时的舞台,自己在这个舞台上要面对的思考工作缘起于一个假设:

   在每个社会,话语的生产(production du discours)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procédures)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redistribuée)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l'événement aléatoire),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matérialité)。⑤

   不难发现,这个新的假设已经是一个接近政治哲学语境的断言了,因为就在这个断言之中,福柯之前提到的那个支配自己言说的隐性话语被放置进社会存在之中。不过,他现在要开始讨论这个本身就看不见的话语的被生产了,特别是控制这种话语生产的背后的支配性程序,实际上,这就是不久之后他将集中思考的权力。不过,这里的程序和特技性的控制力量还不是福柯后来透视的那种资产阶级特有的生产性的权力。⑥请务必牢记,这一切被思考的对象,都不是在物质性的实存中能直观和捕捉到的。

   福柯说,在这些对话语的控制程序中,最为人熟知的第一种方式是排斥的程序(procédures d'exclusion)。它表现为这几个方面:一是禁止(interdit),比如对政治话题和性问题的禁言,在话语中,禁言是最表面化的排斥;二是分隔和抛弃(un partage et un rejet),如他所讨论过的理性与疯狂,以所谓的理性的正常标准区分出不正常的疯子,再由社会将其驱逐或隔离,分隔与抛弃已经开始变得诡异起来;三是真与不真(du vrai et du faux)之分,这其实是最不容易被辨识的隐性排斥。真理,显然是福柯此处批判性思想构境中的重点。

   福柯指认,正是在上述第三点中,出现了时常会贯穿在我们话语之中的求真意志(volonté de vérité)。请一定注意这个volonté,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它被软性地表述为意向性,而在尼采那里,它直接与权力意志相关联。福柯这里的构境意向,显然与后者叠境。表面看起来,追逐真理的愿望本身并不是强制性的暴力,相反,在我们传统的理解中,“求真”恰恰是整个资产阶级启蒙精神的核心,人们在黑暗的中世纪的神学统治下,正是通过理性话语之光走向真理和解放的道路。这也是康德《什么是启蒙?》一文的中心立论。但是,福柯却言之凿凿地告诉人们,正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这个从神学祛魅中获得的科学理性话语中真与不真的区分(partage),生成了今天控制着作为全部认知活动内驱力的“我们的认知意志(notre volonté de savoir)”⑦。这个关于“认知意志”的断言十分重要,不久之后,福柯即用它来命名自己《性史》的第一卷。甚至,福柯还指认这种真与不真的区分就贯穿于过去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建构(historiquement constitué)”进展本身。⑧依他之见,如果往前追溯,走到公元前6世纪,那时的真实的话语(discours vrai)是希腊诗人“激起崇敬和畏惧的话语”;而到了赫西俄德⑨和柏拉图之间,真实的话语与虚假的话语则开始被明确地区分,由此衍生成了我们后来“认知意志的普遍形式(forme générale)”。

   真理意志,似乎自伟大的柏拉图式区分(grand partage platonicien)以来,便有着自己的历史,却不是种种强制性真理(vérités contraignantes)的历史,而是关于所要认识的对象(d'objets à )、关于认知主体的功能和位置、关于知识(connaissance)的物质性、技术性和工具性投入(investissements)的历史。⑩

   这是说,正是真理意志建构出认识的对象——本质和规律(大写的“一”)、认知主体的功能和位置以及知识的内部话语构式。当然,只是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生成之后,这种真理意志进一步演化成了作为我们今天建构世界的重要前提的认知意志。在此,我们约略可以感觉到,这个认知意志正是原来那个硬化的认识型解构后的活化踪迹,所不同的地方,是这种认知意志之中已经内嵌着一种政治倾向。它也已经预示着那个全新权力概念的出场。

   在福柯看来,与其他排斥系统一样,真理意志在当下同样得到了制度(institutionnel)的支持,并且由各层次的实践不断加强和更新。这里的制度或者机构并非是指显在的政治统治机构,而是看起来非强制的立场中立和科学学术力量,如各种学术委员会、科学协会、媒体等话语共同体。在形式合理性的尺度上,它们的发生机制恰恰是民主合法的。历史地看,它们正是外部专制的对立物。他进一步列举的具体实践层次包括:教育、图书系统、出版、图书馆、过去的学术社团和现在的实验室(laboratoires)。科学实验室的出现,使福柯的实践概念得以更多地走向现实,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正在超出《认知考古学》中的话语实践。可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斯马特指认福柯在此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从研究调节话语实践的规则转向考察社会实践与话语的关联性”(11)。这有一定的道理。霍奈特也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指认在福柯的这一讲座中,“知识产生的制度框架条件和社会的结构关联本身日益成为理论的中心”,由此,福柯的理论“逐渐转向一种社会权力关系的分析”,并且霍奈特断言,正是“法国的学生运动事件从政治和个人经历的层面导致了这种转向”。(12)这个判断基本准确。福柯认为,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中,真理意志被理性构序的认知的运用、评估和分配,以及认知的定性方式所不断更新着。比如,教育是一种求真的基础性训练,书籍在传播着既定的真理话语,科学的实验室则号称是制造和验证科学真理话语的场所,一切都是围绕真理建构起来的带有教化性质的“实践”。

   福柯接着说,他还能联想到的与此相关的重要例证有:第一,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中如何寻求将自己建立在“自然、逼真(vraisemblable)、真诚,以及科学之上”——一言以蔽之,在真实话语(discours vrai)之上。福柯此处指的显然是西方近代现实主义的启蒙文学,以及由此奠基的全部资产阶级文学中塑形存在的真实话语。第二,被编码(codifiées)成信条或方法(préceptes ou recettes)最终成为道德(morale)的西方经济学实践,是如何自16世纪起就在一种财富与生产的理论中寻找根据,使自己理性化和合法化的。这是一种很深刻的伦理指证: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道德基础正是古典经济学在商品市场交往运转中创立的。第三,西方资产阶级刑罚系统是如何在所谓正义(justification)理论——自然法,后来在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知识体系的真理话语中寻求根据的。(13)由商品—市场法则建构起来的正义原则,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重新构境为天然秩序——自然法,它塑形和构序了全部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以及由此布展开来的名为科学真理的整个西方学术话语知识体系。这也是后来作为资本的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构式内容——现代化文明进步中的欧洲中心论和他者文化建构中的后殖民主义的真正本质。我不得不说,在这一点上,福柯的思考构境是极其深刻的。

福柯自认为在过去的研究中,自己对上述第三种话语排斥系统的讨论和思考是最多的。这是指从不正常的疯狂到近代医学体制的诞生,还包括求真的认识型对整个文化生活的暴力性构序和统摄。之所以这么说,也因为前两种话语排斥最终都在向资产阶级的求真意志靠拢,从而使自己也变得更加隐身起来。依福柯之见,长期以来,内含着欲望和权力的求真意志和认知意志以“一种温和却隐性的狡诈的普遍力量(force douce et insidieusement universelle)”的话语方式强加于我们,而我们对其庞大的排斥机制和隐性暴力,却毫无意识。直到尼采、阿尔托和巴塔耶的发声,我们才第一次听见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构境中的“温和却隐性的狡诈的”求真意志的真正质疑之声。福柯是在告诉我们,他所行进的道路正是由尼采、阿尔托和巴塔耶开辟的。并且他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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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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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15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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