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的异质性

——析《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逻辑前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6 次 更新时间:2016-05-24 09: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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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克思虽然承认了中介性的“社会要因”,但他仍然“坚持外部自然及其规律对社会的中介要因的先在性”。施米特认为,这在认识论上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

   也是按照这样一种理论逻辑,施米特提出,“人在生产的时候,并不是处理物质‘本身’,而总是仅仅处理物质的具体的、并从量和质上规定了的存在形态”,(同上书,第24页)这没有错。但施米特由此否定物质一般,“所谓本源物质、存在物的本源根据之类,并不存在”,这一表述就有问题了。他还说,将辨证唯物主义称之为“本体哲学”,是站不住脚的,“辨证唯物主义并不承认有什么脱离具体的规定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实体”。在反对康德式的二元论意义上,这一表述是正确的,就此反对自然唯物主义的旧本体论也是正确的,可是如果再由此否认物质一般(总体)的客观存在,则是不对的。应该说,这里的问题是施米特处理不好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四、反目的论:有限的人与特定的社会历史任务

   施米特反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理论结果之一,是他自然会拒绝一切形而上学体系哲学的目的论。他认为,马克思的新哲学如果排除了抽象的超历史的精神或物质本体,他的唯物辩证法一定是非目的论的。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一以贯之的精神意义的连接”,历史过程不过是绝对观念假手自然和社会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在费尔巴哈那里,历史是人的类本质实现自身的变迁,是人类主体之异化与复归的过程。(施米特没有指认,实际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青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逻辑同样是目的论的)而当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之后,他固然也承认在社会历史发展存在着客观规律,“相互间有规律地更迭的社会形态使某种似乎包纳一切的结构进入了人类历史,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一种目的论在贯穿总体”。(同上书,第26页)新唯物主义必然是拒绝目的论的。它决不承认一种预设的目的贯穿人类社会历史。

   当然,马克思不会否定现实社会运动中的有限目的论。这是因为,社会存在中的个人总是有目的有竭力地进行活动的。施米特明确指出,现实发生的目的只能是“有限的、受时间和空间所限制的人的有限目的”,“现实中出现的一切目标和目的,都可追寻到适应环境变化而采取行动的人,离开了人就没有任何意义”。(同上书,第26页)当黑格尔将人的主观目的“扩大到无限世界去时,它的目的才能同时也成为世界自身的目的”。这只能是唯心主义的亚神学目的论。“马克思不知道在这世界里除了人所规定的目的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因此,世界包含的意义无非就是人通过调节自己各种生活条件而达到目的,除此别无它义”。我认为,施米特这实际上也直接反对了卢卡奇的总体性和终极目的论。在施米特眼里,“马克思并不从所谓先于人的总体意义的概念出发,所以历史是不断地重新开始的各个个别过程的连续,它只有依靠关于世界片断的哲学才能把握,而这种哲学有意识地放弃了仅从一个原理出发去进行完整无缺的演绎这一要求”。(同上书,第27页)这也就是意味着,马克思哲学不会是一种形而上学,不会是一种内含着逻辑目的的体系哲学。为此,施米特也批评布洛赫对马克思的解释带有太重的形而上学意味。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米特指认马克思反对一切抽象本体论(不变的“一”)和形而上学。“马克思把从本体论角度提出的关于最初的人和自然的创造者问题,作为一种‘抽象的产物’加以拒绝”。(同上书,第28页)因为在马克思这里,无论是人还是自然物质,都不是存在一种“第一哲学”(本体论)的尺度,“这些问题不是‘抽象地’提出来的,它们总是已经以对自然作理论的和实践的把握之一定阶段为前提的。在被称为绝对第一的基质之中,一切都已经同在理论的、实践的活动中产生的东西交织在一起,所以它们决不是绝对第一的东西”。(同上书,第29页)这样,“关于人和自然的‘生成’的问题,与其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历史的社会的问题”。我以为,施米特的这一表述无疑是正确和深刻的。

   在这里,施米特旗帜鲜明地反对前苏东那种哲学教科书的体系哲学,特别是其中的那种抽象的物体本体论。他指认道:“不是所谓物质这抽象体,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同上书,第31页)我认为,施米特的这一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哲学新视域的本质。在施米特看来,马克思的新哲学更关心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这一点,又是在回到青年卢卡奇的革命哲学和阶级意识尺度。所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便会关于心灵的精神或物质的本性问题;即使对这种问题作出唯物主义的回答,也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唯心主义的、也即贻害人的作用。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关心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饥饿和痛苦的可能性问题”。(同上书,第31页)在1960年,施米特有先见之明地指出这样一个危险,即社会主义运动中可能出现的反人类实践的禁欲主义倾向:“尽管人没有任何适宜的果腹之物,但至少仍应该有‘科学的世界观’”。(同上书,第32页)这几乎就是在说中国“文革”时的“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

   施米特说,马克思哲学之所以会拒绝一切抽象的哲学本体论,原因在于它的理论目标是人类的彻底解放,“为着这个目标而奋斗的理论,不需要什么形而上学的‘终极的原理’”。理论的关键不是抽象的物质第一性,而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实践,即他前面所说的“实践的具体性”。施米特提出,马克思新哲学之所以是一种革命哲学,也就在于“它的思想结构是有限的人的思想结构,是从特定的社会历史任务中产生的;它为的是把人从自己构筑的、无法预测的经济决定这牢笼中解放出来”。(同上书,第32页)从根本上说,“它对以往历史作出唯一批判性的评价是:至今人们在历史中仍被贬低成一种经济的动力性对象,这种经济在盲目在机械进展着”。(同上书,第32页)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和无产者同样不是形而上学的解释原理,经济应该从它支配一切的地位回到为人服务的从属地位上去。马克思理论中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不是宣告经济具有这种优越地位:它是同人敌对的、由现实造成的抽象的、人不能干预的。”(同上书,第33页)施米特跳跃的太快了。他同意青年卢卡奇对经济第一性的否定意见,但并不赞成总体性的逻辑原则。我注意到,马克思的似自然性理论突然在施米特的表述逻辑中出现了。(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章)

  

   五、批判性的审视社会历史中的似自然性

   施米特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所创造的经济现象颠倒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指认为一种在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的“虚假自然”。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无政府状态的一种否定性描述。(我们知道,社会存在中的自然规律问题也是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为此,施米特援引霍克海默对社会表现出特定的似自然性的批评。施米特正确地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受它自身的生活过程所支配,因而它的理性带有非理性的、神秘的和宿命和性质”。(同上书,第33页)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人们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奴役,一切经济规律却表现出自发、自然的倾向。施米特说,“未被社会正确地组织起来的对自然的控制,无论怎样高度发展,也依然从属于自然”。

   施米特认为,是黑格尔第一次区分了两种自然:他“把存在于人之外的物质世界这个第一自然,说成是一种盲目的无概念的东西”;而将“人的世界在国家、法律、社会与经济中形成的时候”指认为“第二自然”,这虽然已经是理性和客观精神的体现,但它仍然是通过一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自然(自发)过程表现出来的。(同上书,第34页)施米特这里说得简单了一些。实际上,黑格尔正是站在对古典经济学的深刻理解之上的批判性尺度,论说了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人)与客体(物、物化了的经济关系)的颠倒,但他将这种颠倒视观念(抽象)在社会生活中的某种不成熟状态,并企望能通过直接体现精神的国家与法的干预来克服。(参见拙文:《思辨天国与现实大地的隐秘谱系:黑格尔哲学与古典经济学关系之解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1期)施米特认为, 马克思正是将黑格尔的这种第二自然的观念直接转喻和延伸到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总体批判上来了。他说:“马克思在把迄今的人类社会历史作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来看待的时候,他是站在批判立场上的。”(同上书,第35页)这一点完全正确。在后面的附录中,施米特又说道:“当马克思论述到社会的‘自然规律’时,当他论述到经济学批判把社会形态的发展作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来把握,在这过程中诸人格成为‘经济学范畴的人格化’时,它是具有如下批判的意义的:人被包括在使自己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的总体之下,而这总体是人不能驾驭的、与‘第二’自然的人相对立的”。(同上书,第206—207页)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当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呈现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或自发的特征时,它还属于人类发展漫长的“史前史”,这包括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固然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切技术上的胜利,但最终获胜的依然是自然,而不是人。”(同上书,第35页)在此施米特还专门转引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一段表述:“人绞尽脑汁想出来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全部机器,只不过是把人撕成碎片的痛苦的自然”。(同上书,第35页)

   施米特认为,马克思承认社会历史过程与自然历史过程之间的根本异质性,但是当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当作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去理解时,显然是从与自然界相同的“严格的必然性”来看待社会历史。施米特说,马克思认为“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个人一直不是作为自由的主体,而是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出现的”。(同上书,第36页)这一表述有一些问题。因为,个人颠倒表现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仅仅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特有的现象,并非是所有史前社会的一般现象。但施米特指认的问题是关键性的。因为,如果不能科学地界划社会生活中的这种似自然性现象,就会象第二国际理论家一样将社会生活简单地变成自然历史过程的延续。施米特在此专门批评了考茨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当考茨基将社会历史看成是自然史的一个附属物时,这恰恰落入了资产阶级自然性的意识形态。在资产阶级历来的意识形态理论(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和法学的自然权利说)中,将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被特殊历史条件制约的东西“歪曲成不可避免的自然事实,这就是维护统治权力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同上书,第41页)施米特这里的批判符合马克思的历史批判理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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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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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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