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的异质性

——析《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逻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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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193页)

   我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分析的观点。可是不幸的是,施米特没有注意到,工业(生产)仅仅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工业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本身也是历史的,如果以工业作为全部社会历史中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基础,这却又是另一种非历史的抽象。马克思以工业作为他实践概念的生成性规定。(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 页)这是对的,但这不意味着这一语境的逻辑泛化具有合法性。我注意到,一般理论观点上的历史分析与具体分析中的非历史性的共存,是施米特这一文本中经常发生的现象。

   当然,这还只是施米特对马克思哲学基础的一般说明,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他的具体分析。

  

   二、非本体论:历史实践中介了的自然

   第一,在施米特看来,马克思哲学新视域中的自然是作为人的活动的材料出场的,可是,它又“并非主观所固有的、并非依赖人的占有方式出现的、并存和人直接同一的东西”。这一定位很重要,自然在社会历史中的出场不是自在的,而一开始就是作为人的活动之对象呈现的,这反对了抽象的自然物质本体论。同时,作为人的活动之对象的自然存在,并非意味着否定了自然离开人的主观、人的活动方式的客观性。这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对自然的关键性界定。它同时反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其实,在施米特这里,任何无中介的基始论都被判定为哲学本体论而被否定掉了。

   具体些说,马克思所理解的自然不是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即决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的这种人之外的实在”。(同上书,第14页)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立场,但意识到不能以“对‘直接给与的东西’的膜拜去代替黑格尔的中介理论”。(同上书,第15页注1)这也就是说, “马克思并不只想用物质的‘世界实体’这同样属于形而上学的东西,来置换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同上书,第16页)这个问题基本上算是说透了。在后面的讨论中,施米特还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化了的黑格尔主义,不是竭力用另一个本体论的始基即物质,去简单替换所谓精神这个本体论的始基”(同上书,第209页)在马克思那里, “物质的存在作为其外延与内涵上的无限性,是先于历史实践的一切形式的,但当物质存在成为对人是有意义的东西时,这种物质的存在并不是在它优先产生的地位上被唯物主义理论必须假定的那种抽象的物质存在,而是第二性的东西,是通过历史的劳动所占有的。马克思通过物质的全部发展,牢牢抓住常被称做自然的东西的那种社会所中介的性质,他关心的与其说是自然对象的变化,不如说是它变化的社会条件”。(同上书,第210页)这是对的。

   马克思与哲学唯物主义的关系,不是说他直接接受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直观自然物质本体论(“纯粹自然”的素朴实在论)。在这一点上,施米特赞成列斐伏尔的观点:“自然总是已经被人加工过的东西”,即便是目前没有纳入人的生产的自然(原始森林),“也只是用关于已被占有的自然的范畴加以直观和理解的”。或者说,“只有在将来能予以加工时,才是有意义的”。(同上书,第15页注2 )这一指认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已经快走到了真理的边界上。在后面的讨论中,施米特写道,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一样,“也承认外部自然的诸规律和运动形式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但是,它自身只有在成为为我之物的时候,即在自然组合进入与社会的目的中去的时候,才成为重要的”。人周围的自然,“只有通过社会劳动的各种形式才显现出来”。(同上书,第54页)为此,施米特甚至直接援引海德格尔的观点,他认为海德格尔在这一点上,深深地理解了马克思并为其作了辩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在所谓‘一切事物仅仅是物质的’那种赤裸裸的命题之内,‘毋宁说是在一切存在物作为劳动的材料呈现出来这个形而上学的命题之内’”。施米特指认海德格尔的理解是存在问题的。因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复杂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只是代替了以往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唯物主义批判的自我反省”。(同上书,第54页注3)

   第二,马克思的新自然观固然是唯物主义的,但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以形而上学的作为逻辑预设的直观和现成的自然物质本体的哲学唯物主义。在充分肯定“唯心主义看到了世界是以主体为中介的”合理性基础上,马克思主张一种非本体论意义上的中介自然观,即以经过实践中介(加工)了的自然作为我们面对自然界的基础。所以施米特精当地指出,马克思主张自然概念既表征“存在着的万物的总体”,但又是“人的实践的要素”,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批判性的超越就在于,将直观的自然“消溶在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之中”。更深刻的是,施米特准确地理解到,马克思所关注的人与自然的关联性,“随着历史进入现代,人类外部的自然存在已越来越归于人类社会的准备活动的一个环节”。(同上书,第16页)施米特前面已经提到,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历史的,进入现代,这种统一性就更加密切。工业只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产物,在工业中,自然才直接成为人的生产对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这也就是后面施米特讲到的,工业的具体性的实践。施米特的深刻性与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深度直接相关,这一点我们后面将看到。

   施米特紧紧扣住一个主题,即黑格尔的“对一切直接事物的中介性思想”。他认为马克思十分关注这个核心问题,我想,这可能不符合事实。重视中介,并将其视为马克思辨证法的核心是青年卢卡奇首先提出的观点。这一点必须指认。施米特说,马克思消除了黑格尔辨证法(中介)的那个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因为主体与客体归根到底是属于物质“自然”的。可是,“马克思把自然和一切关于自然的意识都同社会的生活过程联系起来了,由此克服了这种一元论的抽象的本体论性质。因为,人作为中介的主体,作为从有限时空上规定了的人,他们本身也是那以他们为中介的实在事物的组成部分,所以关于直接事物的中介性观点,在马克思的版本中不会导致唯心主义”。(同上书,第17页)这一点很重要。承认了自然的中介性质,并不意味着向唯心主义的倒退,这是施米特始终坚持的重要理论原则。这一点是切中青年卢卡奇要害的。

   施米特在后面指出,社会实践对自然的这种中介不仅表现在当下的自然对象,也必然会发生一种延伸,即“人用一些打上社会烙印的范畴,去把握以往的再也不能拢近的自然;人也不得不用同一范畴去把握还没有作为为我之物的自然领域”。(同上书,第39页)当然,马克思所说的自然虽然在实践中介下,必然打上社会的烙印,但“对于人及其意识来说,仍然保持着它在产生上的优先性”。(同上书,第17页)马克思在自己的表述中,用物质、自然、大地等概念指认这种“既独立于人,同时又以人、或者至少以人为中介”的“人的外部实在”。所谓人的外部实在,就是说,在社会实践的中介下,“人构成这实在的一部分”。同时,“这个以社会为中介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在历史上先于一切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自然世界”。(同上书,第23页)这样,它又是独立于人的。这当然是一种历史辩证法。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上的新唯物主义

   施米特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已经不再从抽象的形而上学预设出发,不管是黑格尔式的绝对观念本质与物相,还是费尔巴哈式的人的先验类本质与感性直观自然,“马克思的理论充其量只考虑感性世界和适应现存社会变化的有限的人(本质和现象兼具)。”(同上书,第18页)说马克思的哲学思考是从起初存在的感性世界(马克思原话为“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出发,从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之下的有限的人类存在出发,并且认定这就是现实存在的本质与现象的认知统一体,我以为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施米特接下去的回答与分析是基于经济学成果的,这导引了一种超越一般哲学思考的认知层面。(要指认的一点是,施米特对马克思哲学话语的界说在理论基础上是以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为前提的。特别是这种经济学研究主要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这是施米特哲学理论讨论经常出现一些高起点思考的重要原因。在这一方面,他又比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时的青年卢卡奇更深入了一步)

   施米特认为,在马克思的哲学新视域中,他总是“试图根据人的劳动状况的客观逻辑来理解生活的其他各个领域的结构。”(同上书,第19页)请注意,这不是哲学规定而首先是经济学视角。所以,施米特直接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援引了两个理论要点:一是现实存在的是人及其劳动,以及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与物质。二是只有工艺学才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以及全部社会现实和观念生活的本质。首先,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没有工艺学这个概念的,只是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才理解到,关于物质生产的结构(技术方式,也即施米特所说的“劳动状况的客观逻辑”)中有可能真正找到理解社会和人的本质的钥匙。其次,这里,施米特正确地注意到,马克思新哲学的理论逻辑焦点是关系(结构或方式)。“人每每以他们和自然斗争的形式为模式,从其形形色色的文化领域来解释世界”。(同上书,第19页)这就必然导致这样的观点:“历史的运动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一种相互关系”。物质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所以它“既包括客体也包括主体”。虽然,主客体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不调合性,但劳动的必然性却将它们以一定的方式历史地贯穿在一起。

   施米特说明道,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是过去哲学唯物主义的一种延续。“唯物主义在它的方法上、在它的特殊兴趣上、最后在它的内容的重要特征等方面,都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同上书,第21页)在施米特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这区别于过去一切以形而上学或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我以为这是十分正确和重要的。也由此,施米特上述命题会有一种新的背景支援:只是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本质内容的唯物主义之一的形态中,物质必然是作为最广义的社会范畴出现的”。(同上书,第22页)这也是将青年卢卡奇没有说清楚的问题说清楚了。

   施米特再一次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援引那段关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否定性意见:抽象的非历史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一旦越出专业范围,就立即表现为抽象的唯心主义。这是由于,如果“脱离人的一切实践去对自然进行解释,这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对自然的漠视”。(同上书,第50页)在后面的讨论中他还说,马克思是“使辩证法内在于人类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拒绝‘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只有从历史的展望出发,才能完全把握到研究中每度提出的问题与成果。自然总只是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出现的,极而言之,历史只能是属于人的;但历史首先并且直接是实践。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达致的那种实践概念,在理论上确实是最重要的马克思的概念”。(同上书,第208—209页)这一表述基本是正确的。

我发现,施米特的这一重要讨论,也是以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批评为前提的。我们来看施米特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作为唯物主义命题的主要源泉之一的自然科学,之所以没给人们提供任何对自然实在的直接意识,是因为人对这实在的关系从首要意义上来讲,不是理论的东西,而是实践的、变革的东西。无论从自然科学的考定范围,还是从它的方法论,甚至从它的往往称之为物质的事物的内容而言,它都是由社会所规定的。”(同上书, 第22 页)施米特将这一点看作是“马克思从‘直观的’唯物主义转变为‘新的’唯物主义”,进而超出费尔巴哈的关键。他引述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说明自然科学本身同样也是被实践中介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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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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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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