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

——《〈1857—1858年手稿〉导言》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5 次 更新时间:2016-05-24 09: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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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一份很重要的文本。在这里,并非象过去的经济学家眼中看到的,只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则研讨。实际上,这首先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内化于经济研究过程的思想实验。马克思在此,主要是研究一般经济学的出发点之定位,如何开始科学地研究经济现象,以及这种研究的历史参照系。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依次讨论了生产、个人、生产总体及生产的基础地位以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问题。最后还有一个简短的分篇设想。我认为,这不是《资本论》的导言,而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未完成的讨论性的引言。后来的《资本论》只是它科学实现的一个主体部分。并且,这一文本中根本没有绝对确定性的东西,大部分理论质点都带有商讨的性质。但是,如果跳出经济学领域而投向更宽泛的视野,我们的确可以获得许多精彩绝伦的东西。

   一、《导言》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投射

   《导言》是从生产一般开始它的全部讨论的。为什么?以我的见解,这还是马克思一般历史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向经济学的一种理论过渡。因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类社会的历史性生存是由物质生产来确定的。所以马克思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8页)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物质生产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也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而马克思后来的《资本论》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即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却是从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出发的。这是其一。第二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恰恰是从物质生产出发的,所以生产过程中对等的三种投入(劳动、资本和土地),形成三种对应的产出(工资、利润和地租)。并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从物质生产的四个环节出发的,即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流通)。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即“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参看约•斯•穆勒的著作),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同上,第23页)千万不要以为马克思简单地肯定从生产出发的经济学逻辑。以我的想法,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历史的科学思考之后,恰恰没有采取从客体向度——生产这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手来面对经济现象。马克思后来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对象是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之主体向度(这一对象是在后来确定的)。这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逻辑中研究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并不直接吻合。这一点一定要注意,我发现,从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建构来说,《导言》的开始部分恰恰是一条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逻辑设定的否定性的实验性的探索思路。

   首先,马克思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作为主体设定的独立的个人(斯密、李嘉图喜欢谈论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之假象。马克思说,生产一定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第四节手稿中说明过的问题。经过《伦敦笔记》,马克思已经可以进一步指出,独立的个人只是一个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前提。这让人想起本世界福科的后现代断言,即“人,是一个晚近的发明”。在马克思看来,斯密、李嘉图的抽象的单个人,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假象”。只是在十八世纪中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人类生存情境的一种“缺乏想象力”的预感。因为只是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在这个自然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同上,第18页)这种市民社会中的独立的个人,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一切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却将这种历史的个人假象式地表述成天然的人,并将其当作历史的起点。在经济学中,只有斯图亚特是一个例外。

   马克思回过头去看历史,越向前追寻,“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同上,第21页)这也就是说,个人,作为一种真正独立的生存,实际上不是一个永恒的状态,而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果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人的本质是现实社会关系总和,人的生存是一定的历史性规定都还是一种哲学规定,而在历史现实的经济学视域中,人的生存及其本质都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规定了。人的生存和本质是一定社会关系之总和:开始人的本质是在人对自然、人与人的自然联系之中,个人根本是不可能离开族类而生存的,个人不过是一个血亲群体的附属物。只是在后来资产阶级的市民中,在分工和交换的中介下,在社会劳动的片面性中,个人失去了过去与自身同一的“本质”——自然的族类关系,而再一次构成类(社会经济关系)时,这已经是离开了人而独立的物与物的关系。在这里,个人都是独立的,而市场的交换自发地再以物的关联使片面的个人结合起来。个人的独立,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可是,这种历史规定却被政治经济学家误认为进入人类社会主体生存状态的前提。这是马克思要否定的第一个直观性的“常识”。在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晚年,他曾经再一次回到过这一问题的思考:“‘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的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4—405页)

   第二点,马克思同样不赞成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象前提的一般生产。马克思认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页)所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讲到生产就只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即“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比如现代资产阶级生产,马克思说这是他此处将要研究的本题。可是,这并不是说就不能对生产进行抽象,如“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这就是生产一般。生产一般不同于一般生产。前一个生产一般是说生产的抽象,后一个一般的生产是讲由“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构成的生产的“总体”。即“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同上,第23页)马克思分析道,就是这个生产的一般本身也是由许多不同的历史部分抽出来的共同点构成的,“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第一种是所有社会生产过程中都必须存在的主体(人)和客体(自然),第二种是私有制条件下的一些社会生产特有的(如所有制、市场交换),第三是原始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共有的(如公有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谈论生产一般更重要的是不能忘记生产的历史存在的“本质的差别”。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从这个生产一般出发,抹去社会生产的历史性差别,将资本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变成“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也就认证了“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同上,第22页)

   这里的哲学理论意义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手稿中对生产与再生产一般的说明,必须做一定的特设说明,由于当时马克思还没有对社会历史的经济进程有现实的了解,如“市民社会”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这样的观点,因为市民社会只是一定历史条件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即便是将马克思那里的市民社会直喻为经济基础,这种发达形态的经济关系结构也只是在物质生产的一定阶段才出现。

   也由此,马克思根本不同意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即标题为“生产”,“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马克思对此是持明确批评态度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这个部分通常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进行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二是“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马克思分析道,在这个所谓生产的一般条件的幌子下,生产和分配等社会历史的具体运动和规律“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同上,第24页)比如分配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不分析生产与分配的现实关系,而是将分配看成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这就“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抽象地提出财产和司法和警察对财产的保护。马克思反驳道:“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从真实的历史出发,就会发现在原始公社中的公共财产和私有制条件下的财产的内涵是多么的不同。并且,“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同上,第25页)

   第三点,马克思正面说明了现代经济运行中生产过程本身的内在结构。即生产所决定和制约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却成了一种并列的东西。马克思说,这是下面他要正式“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考察一下”的“几个项目”。所以,这还是一种围绕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种驳论性的论说。我不认为,马克思这里的论述就代表着他自己经济学的科学建构。因为这些表述,显然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经济学学理中的运用。马克思在此一般性地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对象,只是说明他自己还没有确定独特的研究对象。在这一讨论的最后,马克思说,“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同上,第36—37页)这个一定的历史规定,同样也是马克思超出一切过去政治经济学学家的起点。

   二、马克思第一次讨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真实语境

   马克思在评论了生产与其它几个经济环节的关系之后,突然转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上来。对于这个方法的讨论,过去的论者多数是将其视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直接指认,而我发现,马克思这里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思想实验的过程中,只是在分析的进程里,他才初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法的基本方向。说它仅仅是基本方向,是因为这主要还表现为对黑格尔•斯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肯定。

马克思先是列举了在政治经济学上已经出现的两种研究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道路。即在经济学研究中“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贴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簿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简单的规定”。(同上,第37页)这是一种从“完整的表象”或“生动的总体”出发,比如人口、民族和国家为起始,最后从分析中“蒸发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有一般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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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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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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