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马克思走向哲学新视界的三次非常性思想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 次 更新时间:2016-05-24 09: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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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1845年4月间,马克思在自己的记事笔记本(1844—1847年)第 51—55页中写下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本来,《提纲》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哲学文本,其理论逻辑定位是清楚的,因为它经过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直接指证。可是在本世纪30年代以后,具体地说, 也就是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论著(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问世后,以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 思主义人本学家的某种特定理论解读意向为开端,《提纲》的地位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被前移到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样,1845年4 月以前的许多马克思的早期文本都被直接指认为马克思主义(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理论);《提纲》则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起源”,而只成为一种进化式发生过程的“完成”标记。不能不说,确认《提纲》的地位和科学底蕴又重新成了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确立,不能孤立地面对《提纲》。客观地看,只有将这一文本历史地置于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真实思考情境中,进而指认在他留给我们的文本语境、特别是《提纲》出现前后诸多文本际语境中,才能显现出他的完整思想逻辑轨迹。在这一点上,从《提纲》走向《德意志意识形态》, 走向《哲学的贫困》, 走向《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首先考察一下在《提纲》写作及此前夕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探索性思想文本群。笔者发现,在1845年前4个月中, 马克思不是只写了一个“提纲”,而是依自己的思想新火花陆续写下了三个“提纲”!

   在马克思的哲学发展进程中,1844年底至1845年春这一时段是极为重要的。宏观上看,自1843年马克思发生第一次重大思想转变(从唯心主义到一般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后,一方面他在赫斯和青年恩格斯的影响下,开始研究经济学,并形成了异质于费尔巴哈,但仍然在人本学构架之中的劳动异化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出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进一步关注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法国革命的特定情境。在这两个研究触点上,马克思那种从理想化的主体类本质出发的抽象哲学逻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现实的排异,他的思考和写作时常会不自觉地偏向客观实际生活(《神圣家族》)。其实,1844年底就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向第二次思想变革——解构人本学劳动异化逻辑,创立科学世界观——的非常时期(这里的“非常时期”一语,为笔者所借用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规定。意指从一种旧的理论“范式”——此时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逻辑构架,走向一个新的理论“范式”,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革命的新的量变过程。笔者不赞成以进化的解读模式去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本文所使用的“非常性”也均属于这一语义指称)。微观语境上看,可以说,《神圣家族》完成(1844年11月)之后,马克思独立写下的三个重要思想探索性的文献构成了一个统一的逻辑思考群。这就是1845年1 月在同一记事本第21页写下的《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4 月在第51页写下的无标题《札记》和不久后在第51页下端至55页的《提纲》本身。这三个文本,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达致马克思哲学新视界发生质变临界点的三次非常性思想探索,自然这也是存在一定递进着的、有特定向量的逻辑有序关联的三个思考提纲。

   第一个提纲,即马克思1845年1 月写下的《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的心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7页)。 这是马克思在较短时间内,第三次(前两次分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涉及黑格尔现象学结构。依笔者之见,这一文本十分重要,因为这是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复归重构过的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第一次思想探索。

   众所周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是站在肯定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基础上,一方面正确地奠定了一般唯物主义的前提,完成了主语与谓语关系的重新颠倒;可另一方面却又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来重新诠释黑格尔,当然,这里还透露出了寻求无产阶级革命之根据——被异化了的劳动类本质。固然在更深的逻辑层面中,马克思此时抓住的异化理论,是对黑格尔历史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另一种变形的人本学历史逻辑展现,但他在这里并非是自觉的。这是马克思在1843年转到一般唯物主义(马克思思想的第一次转变)立场上之后,对黑格尔辩证法(现象学)的第一次批判(在以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只是批判了其唯心主义前提)。

   《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兄弟的“神圣家族”的过程里再一次清算了黑格尔。在该书的5章2节中,马克思揭露了鲍威尔理论逻辑背后的来自黑格尔的“思辨结构的秘密”:明明是我们从一些有关联的具体存在物(苹果、梨等)中抽象出了共相(作为本质的“果实”),可是我们却将这一观念宣布为存在物的“真正本质”;并且,明明是我们从这一观念推移到那一观念的我们“本人的活动”,却被深刻地确证为本质这一“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这样,就证明了本质不是僵死的静止的,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1—75页)。在此处, 马克思仍然是通过直接肯定费尔巴哈来反对黑格尔的。

   有了上述背景,我们就可以解读《结构》本身了。《结构》只有短短的四个提纲式要点。直观上看,这的确是马克思在不到一年内第三次思考黑格尔现象学的本质。这首先也表明,马克思实际上此时已意识到,黑格尔哲学可能并非如费尔巴哈理解的那样简单。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这一题为“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的文本,其思考运演突现出的构境已经超出了黑格尔现象学这一思考对象。

   第一点只有很少几个字:“自我意识代替人。主体—客体”。这显然是指黑格尔在现象学里,把人类个体(类)认知进程中从“意谓”的“这个”到自我意识确立,武断地颠倒客体化为自我意识的自身蜕化进程。这样,人的真实认知倒成了“现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被唯心主义地颠倒了。相比之前两次批判性思考,这似乎没有什么新意。

   第二点,“事物的差别并不重要,因为实体被看作是自我区别,或者说,因为自我区别、区别、悟性的活动被看作是本质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在思辨范围内提供了真正把握事物实质的区别”。初看这一条心得,好像的确是与上述《神圣家族》5章2节中对黑格尔的第一批判语境相一致(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正是依据这一点,硬将马克思这一文本说成是《神圣家族》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提纲,并人为地将文本的时间改为与《神圣家族》一致的1844年11月)。可通过仔细地解读我们会发现,马克思此处的思考逻辑与《神圣家族》还是有差别的,因为这是在肯定黑格尔!语境中的重心是“自我”“活动”。如上所述,《神圣家族》第一语境也讲到黑格尔对活动的态度,可解读重心却是批评他错误地把“他本人”的活动颠倒为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我们留心到那一文本中“他本人”三个字下马克思的着重号。而在这里着重号却打在了“事物的差别”下。马克思实际上发现,黑格尔现象学结构中包含了一种重要的认知图式,客体的差别虽然存在,但出现在我们认识图景中的“差别”却是与主体的活动有关,甚至更“本质”,能够“真正把握事物的实质”。这是直观的费尔巴哈根本无法理解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原来与思想活动相区别的“劳动”活动已经是高于费尔巴哈的。可是在《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自我意识到了吗?我们可以存疑。

   第三点,“扬弃异化等于扬弃对象性(费尔巴哈特别予以发挥的一个方面)”。在黑格尔那里,当他将人的认知结构武断地客体化为绝对实体以后,真正的客观存在(物质与人)却成了主体异化出去的工具性对象,所以扬弃异化也就是扬弃对象性,从而真正复归主体。相反,费尔巴哈将主体重新确证为人,不是观念将自身对象化和外化出去,而是人类本身的现实存在,才实现了对象性的感性关系,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以及人与人正是在这种对象性的关系中被确立和统一起来的。(参见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66页)这样,神也不过是人的现实类本质在意识中的异化和对象化,所以打倒上帝也是回到现实的人类主体。

   第四点可能是最重要的。马克思写道:“你扬弃想像中的对象、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就等于真正的对象的扬弃,等于和思维有差别的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现实的活动。(还需要发挥)”马克思写这一理论心得的真实语境究竟是什么?语境的中心针对点是谁?依我初步的认识,第四条实际上是青年马克思批判性地解读自己和赫斯。显而易见,这一条已经不是在解读黑格尔,黑格尔的现象学的终点(也是《逻辑学》的起点)当然不是实践和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呢?本条的前半段似乎是说费尔巴哈,神可以是“想像中的对象”,但后半段中的两个“等于”又是无法指认费尔巴哈的。这时,有谁既打倒了黑格尔,又从费尔巴哈“人”的实体走到了“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现实的活动”呢?答案只有一个,那个“你”是此时作为恩格斯、马克思为数不多的同路人——赫斯。

   从当时真实的文本资料看, 受切什考夫斯基的影响, 赫斯较早(1840年)就提出要从黑格尔的思辨走向实践。在他眼中,整个青年黑格尔派就是“今日的实践哲学”(赫斯:《欧洲三同盟》,载《哲学与社会主义论文集》(1837—1850),柏林,1980,第170页)。1844 年上半年以后,他先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批判。赫斯认为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还是停留在思想中,没有达到人道主义的实践结论——社会主义。他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的人道主义”,以此区别于费尔巴哈的“理论的人道主义”。1845年1月17日,赫斯写信给马克思, 介绍了他《最后的哲学家们》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并谈到他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宣布了宗教和哲学过程的终结”。以笔者的设想,马克思是在收到赫斯这封信之后写下的这一有特定针对性的《结构》。赫斯的思想转变对马克思最终解构费尔巴哈人本学逻辑是有重大作用的,这还施蒂纳在1844年10月发表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毁灭性打击的刺激,当然,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此时自己的经济学和政治革命史研究已有了新的进展。

   显然,这时通过批判了费尔巴哈那种离开了社会实践的人道主义,提出以感性的活动、实践和现实的活动来承接社会主义的是赫斯。赫斯的这种“实践人道主义”,我们在马克思的《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已经看到过(准确地说,将其简单地诠释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是一种误识),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可是在这里,马克思还是简单地肯定吗?其实不然。马克思第四点的思想焦点在于两个“等于”,从语境的上下文去感受,马克思是向自己提问了。扬弃想像的对象(黑格尔的观念异化、费尔巴哈的人之本质异化以及赫斯与马克思自己的劳动异化),就能等于真正的对象的扬弃?就能等于现实实践?“还需要发挥”,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对上述逻辑等式产生了疑问,更重要的是实践如果也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逻辑结果的话,这会是真正科学的吗?这是一个没有完成和刚刚开始的思想探索!

  

1971年,人们在马克思长女燕妮之孙保管的马克思手稿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份马克思于1845年3 月写下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的手稿。在这一新的文本中,我们直接看到了马克思思想的重大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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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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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1996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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