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五大解读模式:从青年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16 次 更新时间:2016-05-24 09: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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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本世纪30年代以前,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固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不同的论者那里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依据,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成熟论著。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框架中,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可能也有一个隐性的“凡是”逻辑: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东西一定是真理。所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可以在他的论文中不加任何特设说明,就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1卷引述到第 50卷。这种状态在今天我们一些论者的研究中还时常能看到。大约在列宁去世以前,人们很少会想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文本。可是,自本世纪30年代以后,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一大批早期文本的发表,这一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从国外到国内,各类论者对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的解读,呈现出众多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语境。令人困窘的是,不同论者所依据的却都是马克思的第一手文本。特别是在我们国内这些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实践哲学、实践人道主义和价值主体哲学等命名而形成的各种非文本诠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一种显性思潮。依我之见,这是一场并未达及科学尺度的理论混战。因为,由于那条隐性的“凡是”逻辑,我们没有想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论著中的语境未必都是科学的!当我们立足于马克思的早期文本时,反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文本发生了怀疑。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列举某种理论逻辑时,并没有界说自身的理论支援背景,即本世纪30年代以后国内外讨论中已经出现过的各种解读语境。这就导致了我们在没有界定自己的理论边界时,就非法和轻易地说“我认为”。这种状况必然会导致科学讨论尺度的消失。

   起码,在这一问题的当下讨论上,我们必须首先呈现已经发生了的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进行界说的逻辑域,即我称为五大解读模式的理论背景。然后,才有可能出现确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的清晰评论视界。我在《人学的青年马克思:一个过时了的神话》一文中,第一次指出了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五大模式问题:这就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前苏联学者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鍨教授的模式。〔1〕在此, 我再做一些进一步的阐释和补充。

   第一个解读模式,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的神话。所谓“马克思学”,即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将马克思的文献作为“客观的”历史文本对象的研究活动。固然,“马克思学”正式挂名于本世纪50年代末,但这种研究倾向在西方很早就出现了。〔2〕众所周知,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以前,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就提出了青年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与老年马克思(《资本论》)的不同区别。而当1924 — 1932年,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1845年以前一大批马克思早期论著(《中学作文》、《博士论文》的材料、柏林和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问世后,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立刻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这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新发现的马克思”,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最高峰(换句话说,叫最有价值的人学的青年马克思);而《资本论》时期以后的马克思则是“停滞”与“衰退”的马克思(老年马克思),这也是从恩格斯一直到斯大林以后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论据。以他们之见,这两个马克思恰恰是相互反对的。这就是当时很有名的所谓“两个马克思”的观点。具体分析,西方马克思学的这一观点也是十分复杂的。

   著名的马克思学家吕贝尔的观点可以简要概括成一句话,即:“马克思批评马克思主义”。他根本就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依他之见,马克思本人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什么“马克思主义”(“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一术语最早是第一国际内的巴枯宁分子杜撰出来用以攻击马克思的。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开始也并不接受这一提法,后来才默认了这一不正确的命名。吕贝尔否认恩格斯后来概括的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因为这是后来马克思主义立论的根本。所以他主张将马克思的归结为18点。〔3 〕其中的要义是以早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点,进一步引发出来的所谓伟大的“乌托邦主义”,即一种人道主义梦想的合理性。因此他说,马克思给人类留下的主要是一个响亮的道德呼唤。另一位西方马克思学学者费切尔也依循这一思路,公开提出要用早期的马克思人道主义批判精神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对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这里的主要观点是根本否定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而推崇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当然,在后来的一些西方马克思学者那里,他们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开始承认两种马克思主义,一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叫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正统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自然又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在后来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后,又开始提出将马克思的论著当作一部全集来读(阿温纳里),但这又是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来诠释其后期论著的。这种新的观点就与下面第二个解读模式有关了。

   第二个解读模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与西方马克思学有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解读模式。我以为,对于中国理论界来说,界定这一模式是尤为关键的,这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理论家正是在无意识地重复运演着这一解读方法。众所周知,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人,虽然在其哲学理论重建中也隐性地确证主体性,但由于马克思的大量早期论著当时并没有出版,所以他们基本上还从马克思的成熟的文本出发的。如用总体性、物化、实践哲学和主客体辩证法等规定来张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方面。甚至可以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要区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而在1932年以后,随着马克思的早期论著陆续发表,也就形成了一种显性的人学的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是在第二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家(如早期的弗罗姆所著的《马克思的人的概念》,还有早期的马尔库塞、列斐弗尔与后期的萨特)那里实现的。依他们之见,并不存在着西方马克思学所说的两个完全对立的马克思。与前面的西方马克思学不同,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们采取了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统摄全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即只有一个马克思,这就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也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即以消除异化获得人的解放为最高目的的马克思主义。〔4〕

   在他们的哲学思路中,马克思主义的确立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实现的(他们并不重视1843年以前的青年马克思)。马克思那种先验的劳动异化史观的人本学逻辑,被直接指认为是真正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根据。而后来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从主体出发”的实践(=劳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人类的解放问题(特别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手稿“大纲”的发表,当时被称之为继1844年“手稿”发表后的“第二冲击波”),甚至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都不过是原先人本学逻辑的展开。这样,他们必然指认恩格斯特别是第二国际以后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诠释成“无人”的经济决定论是非法的。〔5〕

   这一解读模式,后来为前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所承袭(如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和波兰学者沙夫的晚期人学理论)。在我们国内19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异化讨论中,包括今天我们一些论者的“实践哲学”和“实践人道主义”的文本中,都可以看到这一逻辑(并无思想史层级上理论新建树)的有意或无意的显露。

   第三种解读模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学派的所谓“断裂说”。质言之,也可以称之为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异质论解读模式。这恰恰是在对前述第二种解读的理论反驳中形成的。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进程做断裂式的理解,最初是由1960年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的。在他非常著名的《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以科学主义(主要是结构主义)方法重新分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6〕在这里,阿尔都塞没有从一般文本的语义层面出发, 而是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深层理论结构(“问题系”,即提问的基本方法和逻辑结构)出发,指认了存在着以1845年4 月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分界线的两个马克思:即处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框架中的青年马克思与创立了全新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他也只承认一个马克思主义,但这是科学的(恰恰是关于客观社会结构历史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其深层逻辑上马克思主义恰恰是“拒绝理论上的人本主义”的!在阿尔都塞的解读中,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被绝对地一分为二,先前在人本主义意识形态构架中的出现的理论主题(“主体”、“劳动异化”与“人道主义”),在后一个科学构架中被完全地抛弃了。马克思是在一个全新的理论场地中建构其全新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在这里,历史恰恰是“无主体”的,那种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神(目的因)的“人”之异化与复归的整个先验逻辑都被清除了。对于前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解读模式来说,阿尔都塞的观点可谓釜底抽薪。

   与此观点比较接近的还有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的论点:即1845年4月马克思从异化逻辑向物化论逻辑的转换。当然, 广松涉的观点由于受到海德格尔和当代其他思潮的影响,这又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变体。〔7 〕国内学者中受到阿尔都塞影响的有胡万福的《青年马克思》一书。〔8〕

   第四种解读模式,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较为普遍的“进化说”。这是前苏联(戈尔巴乔夫以前)特别是本世纪70—80年代初苏联学者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观点(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70年代以前,苏联理论界对人的问题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并直接干预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倾向。而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前苏联学界实际上是回到了上述第二条思路,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戈尔巴乔夫的“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式的“新思维”的逻辑就是理想化的人本主义。这一自欺欺人的观点所造成的现实悲剧已是有目共睹的了)。由于他们限于列宁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分期观点的框架(列宁没有看到后来发表的马克思早期论著),主张一种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彻底的观点。他们指认1843年巴黎笔记以前的马克思为“仍然是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的”青年马克思,而宣称1843年夏天马克思已经开始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但他们不敢确证这一转变并不是转向马克思主义)过程,这一进程一直到1845年4 月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持续到1846年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告完成。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成了一个量的渐进过程,其中至多存在一种不断清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影响和走向成熟的理论表述的因素,在1843年夏天以后的众多青年马克思的文本中,马克思主义被到处地指认出来。〔9 〕马克思后来称之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方法,在此却表现为猴体就是人体(这一观点是由我的一位研究生陈胜云在其一篇作业中最先提出的)。这样,184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革命意义就被大大弱化了。在面对1930年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的严重理论倒退,这一模式由于自身的混乱和矛盾而显得苍白无力。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解读模式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始终成为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性模式,在人们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时,这都是作既定的前提来接受的。同样,我国国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不少论者,基本上都依循了这一进化论式的苏式研究思路。

第五种解读模式是由我的老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孙伯鍨教授在70年代末提出的。具体说,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思想的两次转变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文本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10〕在孙先生的研究中,青年马克思也被具体地一分为二,一是1837年加入到青年黑格尔哲学阵营一直到1843年夏天以前,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主要受到经过青年黑格尔改装过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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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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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6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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