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开展学科对话促进史学发展

——历史构境:哲学与历史学的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 次 更新时间:2016-05-24 09: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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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我们现在所提出的历史学与哲学的对话,实际上可能恰恰是缘起于当代中国学术研究过于硬化的学科边界和学科际存在的陌生性,这恐怕是20世纪自然科学与苏东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留给我们的某种理论后遗症。而对话即是推倒学科之间的屏蔽之墙,打破学科壁垒,探索我们在面对今天的总体性社会生活时所共通共识的理论方法。

   由于我们这里的思考点是哲学与历史的对话,所以,我这里将以哲学的话语面对历史研究的对象,这是特设性地建构一个交叉性的窗口,使得相互间的外行话语与内行逻辑发生冲突,希望借此能迸发出思想性的火花。还需要交代一下的是,以下的讨论,是在我自己新近提出的构境论的语境中思考和辨识的,所以,这会是一个十分不成熟的思想实验。

   构境论是我关于人的存在论的一个东方式的总体看法,它不涉及传统基础本体论的终极本原问题,而只是讨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最高构成层级和高峰体验状态。我区分了社会生活空间中的物性构序结构和人的不同生存层级,特别是不同生存状态和意识体认可能达及的不同生活情境,我将主体存在的最高层级界定为自由的存在性构境。在现实历史事实中,构境存在通常是与他性镜象与伪构境(幻象)同体共在的。①关于构境论的问题,我只是在思想构境的层面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认识。②与现代性的结构主义逻辑不同,我提出的构境理论不再是留在某一种线性关系系统的统摄、先在理念支配构架之中,思想构境即是完整的意识现象突现,它表明了一个人、一种思潮历史性生成的复杂性样态和建构性本质。原来康德式的科学结构主义的理性构架和索绪尔式的语言符号系统编码只是思想构境的一个简单性呈现,因为相同的理性构架与符号系统中,不同主体的意识情境生成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意识与思想构境的实现,其最重要的现实基础是历史性的生活,实践性的存在构序是全部精神现象真正的本体论依托,可是,思想理论逻辑本身实现为特定条件下的认识与意识则更复杂。信仰、情感、价值尺度,以及个体或群体的隐秘心理情结,都可能是构境的偶发性主导因素。意识和思想构境是一个精神生活的全景式突现,人们只是在写作、言说和表意情态中显现了其可明示的理性结构、逻辑意向和情感冲动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构境往往是无意识发生的。

   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什么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这些问题,今天在一个作为历史学外行的中国哲学工作者眼中是如何被看待的?这大概是我们所谓对话发生的虚拟逻辑平台。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历史学研究的专业训练,也不可能阅读和精读一批重要的中外历史学文献,所以,学术余光下的某种直观印象是我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在理解马克思哲学话语的客观性原则中,远一些,一定要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近一些,就会反讽性地提到胡适所说的“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女孩子”的观点,我们被告知,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学观念。后来,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耳边时常听到的则是西方史学家兰克、柯林武德和汤因比的只言片语,以及新史学、分析史学、年鉴学派和新年鉴学派的动态。给人的一般印象是,客观性的历史主义和基础本质主义一般是受到否定的,历史学研究和方法自省主要是沿着康德以后的有限主观性逻辑行进的。历史的进步观、线性的时间概念、宏大叙事话语和欧洲中心历史观不断遭到质疑,当代历史研究方法自省中的先锋和最前沿似乎总是对传统史学理论的直接否定,它的反讽性和极端性的理论表现则是今天的后现代史学观。于是,历史和历史学方法在“怎样都行”的话语中自然是被同时解构的。总的说来,我自己的历史观点是相对保守的:不论这个人的世界如何改变,科学如何发展,我们总是要作为“有死者”直面特定的历史现实。所以,我会反对简单地使用后现代式的反思历史研究的方法。因为我以为,特别是对于正在走向现代性(工业性)的中国,过早的后现代一定是学术的噩梦。

   讨论具体问题之前,还是先说一个文本事件。最近,在重新研究列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阅读黑格尔哲学文本时写下的“伯尔尼笔记”过程中,③我有不少的新发现:一是过去被人们作为一本书进行研究的《哲学笔记》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不过是列宁在20年的历史中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不同摘录笔记、札记、心得和阅读批注的有明显理论性质级差的文献汇集,苏东学者和西方列宁学的共同错误,都在于将完成于1914—1915年的“伯尔尼笔记”等同于列宁“哲学笔记”;二是过去苏东学者制造的那个始终正确、无所不能、思想同质的哲学家列宁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我们从思想史文献中看到了列宁在20年中哲学思想的多次重要变化,甚至在他面对黑格尔的“伯尔尼笔记”中也出现了多次重大认识飞跃,这是宣布列宁哲学研究中同构型幻象的破产;三是发现20世纪初最早出来反对俄国马赫主义的并不是列宁,而是孟什维克阵营里的普列汉诺夫和德波林;四是看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史中的删除事件,在这里,主要是关于德波林于1924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一文在20世纪60年代的意识形态蒸发。这些思想史的史实,似乎是在一种摆脱了斯大林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构架之后的童真之眼中被重新看见的。我以为,过去的“看不见”和今天的“重新看见”其实都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构境,即对某种学术资源和历史记忆的特定启动所形成的思想拟真,④一个在二十多年来总是正确和伟大的同构型的列宁主义哲学和一个曾经出错、从“哲学门外汉”经过艰苦努力走向哲学学术研究的辉煌高点的列宁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二者都是后人重新建构的理论逻辑空间中的产物,所不同的是,前者是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构架之下的伪构境;而后者则是相对接近历史情境本身的理论构境。这个文本事件,也是在说历史和历史研究,是思想史研究中的基本建构逻辑。

   当然,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⑤“意识”没有它自身独立的历史,任何观念的历史都依存于一定人类现实社会存在的历史发展。历史的观念同样如此。人的历史观念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过去社会生活的主观重构,而一定的社会历史生活结构则生成着人们再现历史生活的一定的重构方式,这是其一。其二,独立于个人意志的客观历史现实与人以特定观念形式呈现的“历史”,永远是非同一的。这除去历史本身的变化,还由于人们观察历史现实的观念形式的异质性。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最早由康德发现,又被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深深隐匿起来的秘密。康德的发现,聚焦于认识论论域中理性主体的历史有限性,当他说自然总是以一定的形式呈象于我们时,他是泄露天机的。在先天综合判断与个体认知的关系上,康德最先提出了复杂的现象学建构认识论。观念是被历史建构的,观念,也在建构着历史的显象,这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本质。在康德那里,建构一切可知感性现象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理性构架,被黑格尔武断地神化为创造一切的绝对理念(上帝),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是回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大写的“一”。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逻辑透视结果在于,被人们假性认定为实存的物相实际上是被建构出来的,因为一切面向人类主体的(历史)现象都是由(先验的)理念通过自我意识统摄和建构的,因此,概念系统结构的大写逻辑学是这个世界的前提。于是,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架是自然现象的本质,社会历史的概念体系是历史现象的本质,绝对概念是全部精神现象的本质。这里的合理性在于,总是一定时期中的自然知识解蔽(同时遮蔽)了一定的自然现象,自然总是以图景的方式呈现给我们;一定的历史认识构架通过历史学家之口讲述(同时删除)他们所能看到的历史,历史总是以一定的叙事形式编织起来;而一定时代的哲学则决定了全部知识结构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个哲学就是绝对精神,就是上帝。这一切,在黑格尔那里是直接以客观唯心主义的逻辑表现出来的。黑格尔的哲学,对于康德以来不能为我们所尽知的现象世界,是一种深刻的理论自觉。相对于黑格尔,旧唯物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则是不自觉的唯心主义,正好构成了黑格尔逻辑自觉的反面。因为,所有旧唯物主义都在将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人的主观方式呈现出来的自然与客观存在现象直指为客观存在本身,并且将其非历史地凝固起来。在他们看来,一定历史认知情境中的呈现出来的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就等于客观的自然与历史。由此,读懂了黑格尔的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要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他第一次发现了唯心主义历史观与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某种同构性。而这一点,却被斯大林主义的传统哲学解释构架很深地遮蔽起来了。

   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是把被黑格尔神秘化了的人类总体认识构架复归于它的现实大地的结果。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被绝对观念所建构出来的,这是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秘密所在。恰恰是借助于最初的历史研究,⑥青年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将黑格尔颠倒过来,从感性的人出发,因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⑦1845年,在解构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之后,马克思先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活动出发,并在他与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将分析的支点确定为现代性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由此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⑧

   由此,人类社会的历史,对于马克思来说,并不是辉格式的线性进步时间,而是人的社会存在及其方式的历史转换本身。社会存在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物性实体实存,而是在人对自然的对象化关系(生产)和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中建构出来的历史性的我们周围的有序性社会生活世界。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存在本身就是历史的,历史已经内在地编织进当下的社会存在之中。因此,对于历史的理解从来就不能离开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把握,任何历史都是一种为“我们”所把捉的历史情境。从这种历史观出发,马克思提供了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说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⑨这种科学的历史观念,基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正在生成且不断变动的工业现代性的体悟,当然这也是一种特定的观念范式。但它同以往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差别就在于:这种历史理论乃是植根于现实的大地,并从社会存在展开了的社会现象中科学地抽象出历史的本质,“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⑩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建构性的生产(人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其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得以展开的基础,也为理解历史的真实发展提供了一个科学平台。如果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现代哲学的开端,那么马克思科学历史观的开端则可以概括为“我们生产故历史在”。然而需要进行界划的是,固然马克思提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意即高级的社会存在方式结构可以作为了解自身前期社会发展结构的参照,可是,生产和历史在理论上的同构性,只是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般的科学性保证,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分析当下社会的概念工具直接套用在其他社会形态上。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正是从这一误认出发的。(11)从生产出发也就是从历史本身出发,面对具体的历史情境,所需要的不是外在的理论阉割,而是基于社会存在本身的历史建构和对其的主观重构,这恰恰是一种真正“历史的唯物主义”:承认原初历史事实彻底复原的不可能性,从当下的社会生活出发来建构对历史的理解,同时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历史构境自身的历史性和现实指向。从根本上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以往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键所在。

历史唯心主义把抽象的观念本质看作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不是从社会生活中提升出历史构境,而是将一套概念框架外在地强加于历史存在之上,这无异于“削足适履”,因而其理论上的不足和弊端也容易为人所觉察并拒斥。但对于社会生活的旧唯物主义理解来说,它在历史观上却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将旧唯物主义历史观比喻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因为旧唯物主义并非自然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当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将我们周围的世界作感性直观的描述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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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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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8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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