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青年马克思《巴黎笔记》的文本结构与写作语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7 次 更新时间:2016-05-24 09: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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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思想转换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课题。而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研究文本就是1844年前后在巴黎写下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这两者共属一个同体创作过程。以我的研究结果,《巴黎笔记》的经济学研究正是后者哲学话语的重要理论原发地。可是,在目前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中,《巴黎笔记》的真实语境尚是一个巨大的也是不应该出现的理论空白。这种状况也必然导致了对《1844年手稿》的重大误读。所以,马克思最早的这一摘录性笔记文本就成为我们要攻克的理论难题。

  

  

一、《巴黎笔记》的文本结构

   《巴黎笔记》是马克思第一次研究经济学的真实记录(注:马克思:《巴黎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第四部分,第2卷。)。写作时间大约为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从广义上说,《巴黎笔记》共有10个笔记本,其中主要作为经济学摘录的有7个笔记本,而还有3个笔记本上马克思集中写出了一些初步的心得手稿,这个没有完成的手稿是与这7个笔记本交织在一起同期完成的。严格地说,这10个笔记本是无法分割开的。不过,从此时青年马克思的写作语境上看,我们也可以将青年马克思初涉政治经济学的7本对象性摘录笔记狭义地称为《巴黎笔记》,而把此间逐步形成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哲学批判的3本心得笔记本称之为《1844年手稿》(具体地说,这一手稿是在该年8月第6个笔记本写作之前完成的)。根据荷兰阿姆斯特丹马克思手稿专家和前苏东学者的80年代初的最新研究成果,青年马克思的真实写作情况说明,根本不存在所谓独立的《1844年手高》(注: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所以,离开《巴黎笔记》孤立地对待《1844年手稿》是一种非法指认。在这里,我们先对青年马克思的《巴黎笔记》进行一些初步的文本结构研究。

   青年马克思在巴黎的一年多时间内,阅读了大量经济学论著,并写下了整整7册读书笔记。这一笔记约有30个印张,最早由前苏联马恩列斯研究院在193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Marx\Engels Gesamtauagabe,简称MEGA1版)第3卷第一次发表,标题为“经济研究(摘要)”〔"Oconomische Studien(Exzerpte)"〕,开始确定笔记为9册。而1981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献第二版(简称MEGA2)第四部分第2卷则重新确认为7册。这是因为在其中两册笔记上发现注有“1845布鲁塞尔”的字样,这才又区分出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的前期内容。

   由于该笔记既没有写作时间也没有写作地点的标注,并且没有先后次序的编号,所以,笔记的写作次序是无法精确认证的。在这一点上,新老MEGA版的编者对笔记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老版:

   第一册:二折本,马克思写了12张,共24页。没有封面,马克思分左右两栏书写,其中第5页到第24页右栏为空白,第一部分为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摘录(1817年巴黎第3版,2卷),共21页。第二部分为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摘录(1829年巴黎版,2卷),共二又四分之一页。最后又是萨伊的《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摘录(1837年布鲁塞尔第3版),只有四分之一页。

   第二册:八折本,马克思写了12张共24页。最后一页是数学演算。没有封面,第1页上是马克思加注的标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热•加尔涅译,1802年”。内容全部是斯密的《国富论》摘录(1802年巴黎版,第1卷)。

   第三册:二折本,马克思写了9张共17页,其中第6页只写了6行,第18页只有一个标题。没有封面,马克思分两栏书写。第一部分为勒奈•勒瓦瑟尔的《前国民议会议员“回忆录”》(1828年~1831年巴黎版,4卷),共5页。然后是斯密《国富论》的结尾部分,共11页。

   第四册:二折本,马克思写了18张共35页,没有封面,一部分为两栏,另一部分为三栏书写。第一部分为色诺芬的《雅典的色芬尼著作选》第四部论著,只有一又二分之一页。第二部分是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第2版,2卷),共17页,最后是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32年巴黎版),也有17页。

   第五册:四折本,马克思写了10张共18页。马克思做有封面,下面标题为“Gibbons,1844年。1.麦克库洛赫。2.普雷沃论穆勒。3.德斯杜特•德•特拉西。4.穆勒。西斯蒙第:说明等(这一部分被删掉了)。5.边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厄杜蒙编,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这一标题显然是马克思后来加上去的,实际摘录内容与目录有一定距离。第一部分是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1825年日内瓦—巴黎版,含译者普雷沃作为附录的《评李嘉图体系》一文),共9页。第二部分为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1826年巴黎版,第4~5卷)摘录,共3页。以及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结尾部分,占6页。还有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摘录(一张插页)。

   第六册:罗德戴尔的《论公共财富的性质与起源》。这一册后来被确认为布鲁塞尔笔记。

   第七册:二折本,写了12张,共23页。分两栏书写。内容为卡•沃•克•舒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杜宾根版),只有1页。弗•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同盟》(1841年斯图亚特和杜宾根版),共17页。享•弗•欧西安德尔的《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失望,或对李斯特博士工业力哲学的阐释》(1842年杜宾根版),占3页。欧西安德尔的《论各国的贸易》(1840年斯图亚特版,第1~2卷)只有1页。最后又是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的结尾部分,占1页。

   第八册:布阿吉贝尔的《法国详情》等3本书和约翰•罗的《论货币和贸易》。此册后来也被确认为布鲁塞尔笔记。

   第九册:八折本,写了12张共24页,第1页上有马克思的标题:“欧仁•毕莱《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年巴黎版,第1~2卷)。

   在新版的MEGA2中,原来的第6册和第8册被确认为《布鲁塞尔笔记》,还剩下原来的6册之秩序重新被打乱,原来的第3册现在成了第1册,然后再按原序列重新排成第2至第7册。并且,还确认了写在一大张纸上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摘录。

   以往的文本研究根据基本有二:一是马克思文稿的笔迹、墨水和纸张情况,二是假定的马克思当时的经济学研究思路。可是人们都没有注意到,这时青年马克思思想深处的实际理论中轴是哲学。以我的新的逻辑,马克思这7册笔记的写作顺序可能是这样的:以老版的原有序号为第1册、第2册、第3册、第5册、第7册、第4册、第9册,然后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为什么?我们可作一简要分析。

   我发现,这里被列为《巴黎笔记》中的“勒瓦瑟尔笔记”和“色诺芬笔记”并不属于这里的经济学研究内容,而是政治、法学与历史研究,可能性比较大的是这两本笔记是《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内容,马克思只是利用了这些笔记本的空白部分,第1本原来只用了5页,而后一本只使用了一页半。马克思这里经常将一个笔记的未完部分记在另一笔记本的空白处,这是新老MEGA版编者都没有注意的问题。

   以我的推测,马克思首先写下的是萨伊笔记,然后是斯密笔记,斯密笔记的后半部分又记在了原属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勒瓦瑟尔笔记的后半部分。然后是麦克库洛赫笔记、特拉西笔记。接着,马克思又写下了舒兹笔记、李斯特笔记和欧西安德尔笔记。马克思经济学笔记的最后是李嘉图和穆勒笔记,它们是马克思这一时期经济学最重要的内容,马克思将其写在原属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的色诺芬笔记的后面。其中,穆勒笔记是全部经济学笔记的最高点。这两个笔记的结尾部分分别补记在特拉西笔记和欧西安德尔笔记之后。最后,马克思离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先重新摘录了青年恩格斯的《大纲》,然后记下了社会主义者欧仁•毕莱的笔记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

  

   二、马克思读书的一般背景意识

   我已经指认,《巴黎笔记》是青年马克思1843年~1845年第一次研究政治经济学最初的学习心路轨迹。首先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马克思这时对经济学的问题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基本上没有什么专业发言权,所以笔记的绝大部分仅仅是马克思的摘录,几乎没有评论,这是哲学家在一个新的语境中的“失语”。这一状况只是在最后的《穆勒笔记》中才被改变。二是马克思只是对经济学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与分析,可是他并没有一种完整的历史性认识。他既没有对斯密以前的学说即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进行了解,也无法正确区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不同。青年马克思1844年前后并没有具备经济学的知识,用恩格斯后来的话来说,叫“一无所知”。1892年,针对一些人提出唯物史观首先是由德国法学的历史学派发现的(如在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拉维涅—佩吉朗1838年发表的论文中写道,经济形态是整个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基础,“生产、产品分配、文化、文化传播、国家立法和国家形式,都只能从经济形态中得出它们的内容和发展来”),梅林写信给恩格斯,询问他和马克思当时是否熟悉法学的历史学派的观点?恩格斯在回信中写道:“马克思当时是黑格尔派,……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因而‘经济形态’一词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上述地方,即使他有所闻,也一定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注: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80页。)

   可能也是出于这种原因,我发现无论在前苏东还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回避这一笔记的具体经济学内容,或对《巴黎笔记》理论价值保持某种共同意味的沉默。主要原因是,人们似乎不能肯定青年马克思这里对经济学最初形成的极不成熟的看法。以我之见,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此时基本上没有理解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价值,这主要是指古典经济学的历史本质特别是它重要的劳动价值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马克思此时并不具备科学的认识方法,因此他也无法形成科学的经济学观点。第一方面的问题在1845年春天以后得到解决,第二方面的难点一直到1857~1858年才真正突破。这正好是马克思后来的两个伟大发现。

在青年马克思此时的一般背景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当时已经读过,但没有留下笔记的文献。这有几种可能:一是马克思自己拥有这些论著,因此他没有立刻写下笔记(见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笔记本》的藏书目录);第二种可能是对一些论著做过笔记,但笔记被遗失了;最后是马克思比较熟悉的学者和论著,他觉得不需要做笔记。具体说,这第三方面起码又有三种类型,第一是马克思比较熟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文献,如费尔巴哈、卢格、赫斯等人的论著;第二是当时英法社会主义的文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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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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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宁夏社会科学》199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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