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钱理群的学问与脾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5 次 更新时间:2016-05-24 00: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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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 (进入专栏)  

  

   钱理群的学术起步是周作人研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读研究生那时,还没有什么学分制,课也很少,就是自己读书,有时有个讨论会,由某个同学主讲一个题目,大家讨论,导师王瑶做总结,点拨一下。记得当时老钱讲的就是周作人。老钱看过周作人很多材料,讲得很投入,有理有据,我们都很佩服。后来做毕业论文,老钱就选了研究周作人的题目,是采用和鲁迅“道路”比较的方法。不过答辩时却引起激烈的争论,林志浩先生等答辩委员认为论文对周作人的评价过高,基本立论站不住,弄得导师王瑶也有些坐不住了。当时正是拨乱反正,文坛忙于为“文革”时期被打倒的作家平反,周作人虽然是“死老虎”了,但曾经附逆,非常复杂,学界对他的评价还是比较“小心”的。那时的答辩比较认真,不像现在,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一认真就难免有争执。好在论文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最后通过了,评价还比较高。论文很快就修改发表了,这就是《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老钱的奠基之作。

  

   整个八十年代,老钱都处于学术的兴奋期,论文一篇接一篇发表,包括他和我及吴福辉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是这个兴奋期的产品。老钱最倾心的仍然是鲁迅和周作人研究。他一发不可收,持续写了专著《周作人论》《周作人传》,还有其他关于周作人和鲁迅的论文。

  

   像周作人研究这样的题目,在八十年代虽然有些忌讳,却又是先锋的、时髦的,是思想解放的大潮催生了这类课题,学界内外对这类研究会格外关注。

  

   老钱选择研究周作人去敲响学术的大门,也不只是因为“先锋”,这种选择背后可能有老钱本人的经历、心态在起作用。

  

   老钱是志向很高的人,却历经坎坷,始终有些怀才不遇。1956年他考进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一年后随新闻专业转到人民大学新闻系,他是从人大毕业的。当时大学毕业生全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老钱最初被分配到北京的一个文化机构,不料遇上精简,不进人,便被再分配到偏远的贵州,而且一竿子到底,去了安顺的一间卫校教语文。可以想象,这位名校毕业的世家子弟一踏进社会,就如此不顺,是多么无奈而寂寞。“文革”爆发之初,老钱也曾参与造反,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很激进,但由于家庭背景不好,又被“文革”边缘化,甚至受批判,吃了不少苦。老钱是向往革命的,可是革命抛弃他。他在困扰中拼命读鲁迅,鲁迅成了他精神上的救命稻草。从北京到安顺的这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大概就是给老钱后来的学术垫底的。

  

   1978年,老钱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那时他已经过了40岁(据说他当时少报了一岁,因为过了40岁就不能报考了),是个“老童生”了。老钱的鲁迅读得多,有比较充分的学业准备,他的考研成绩名列前茅,当时还作为事例上了《光明日报》的报道。老钱甚得导师王瑶的赏识,王先生那时正在研究鲁迅的《故事新编》,就让老钱当助手,帮着整理材料和参与写作。老钱原来是准备继续研究鲁迅的,他选择研究周作人这个题目,也与鲁迅的研究有关。老钱感兴趣的是周氏兄弟为何“道路不同”,是否可以从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上做点文章,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迷人的题目。老钱出身大家庭,家庭成员的各种政治走向复杂,兄弟姐妹往往“道路”不同,命运也迥异。老钱自己也是向往革命“道路”的,却又被革命所抛弃。对于“道路”选择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命运感,可能就导致老钱对研究周氏兄弟“道路”差异的特别兴趣。

  

   老钱的研究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是性情中文,却也是时代的产物。他要通过周作人研究重新发现“自我”,同时也发现“五四”的价值。在八十年代,“五四”是很神圣的标杆,不光是老钱,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几乎都有这样的梦想——返回“五四”,以为返回“五四”就可以重建被“文革”搅乱了的社会秩序,就可以很自然地通向开放、民主和健康的未来。老钱并未超越我们所处的时代,他同样是无条件地崇拜“五四”,选择鲁迅与周作人的“道路”比较,也正是为了发掘“五四”思想资源。在老钱看来,周作人足以代表反封建的潮流,站到了五四的时代高度,其所主张的个人独立自由,以及适度的远离时代潮流中心,都可以成为当今的“思想资源”。老钱格外看重“五四”时期的周作人,认为周作人要比一般“五四”先驱者更有思想,也更了解中西文化,因而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也更大。这些观点都是有根据的。老钱在这一点上建立了他的学术自信。

  

   但老钱显然也碰到了难题,他不能回避周作人后来“落水”的事实,为解决这个难点,他想通过周氏兄弟“道路”之比较,去观察二人思想的异质性和矛盾性。很多时代性的大问题,老钱都力图从知识分子(主要是文人)思想选择的层面给予解释,尽管这种解释有些大而化之,仍未能深入到性格、心理等更深入的层面,也可能夸大了文人这一特殊阶层的“代表性”,但老钱的研究还是比较充分地满足了八十年代对现代文学提出的问题。

  

   从那个时期开始,老钱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格局——他喜欢抓大问题,喜欢考察“道路”的选择,他把知识者特别是文人的“精神历程”看得尤为重要,往往就当作是时代潮动的标志。他擅长做“现象研究”,办法就是找几个作家作为个案,挖掘其精神变化,由此勾勒时代变化。和一般学院派不同,老钱的研究并不追求所谓“价值中立”,而力求有对于现实的“观照”意义。他的“精神现象”研究都是有现实意义的。他从周作人那里重新吸取“五四”反传统的精神,思考启蒙的意义,特别是人道主义与个性解放的价值等问题,这些其实都是八十年代流行的话题,是当时知识分子所热衷讨论的。后来老钱又关注新中国建立之前一些作家的思想精神变化,同样是有现实的指向,希望重新梳理革命的传统,从历史中获取某些启示。

  

   时过境迁,在新一代年轻的学者看来,也许老钱研究周作人的思维方式和某些概念已经显出有些老旧,但这不妨碍它具有鲜明的思想史上的价值。老钱的周作人研究,是八十年代鲜明的思想成果之一。

  

   老钱后来转向研究1957年“反右”,研究毛泽东,研究“文革”,所有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延续他八十年代治学的路子,不过似乎越来越卷入政治,批判性也越来越强烈。

  

   老钱毕竟是中文学科出身,对社会精神现象有特别的敏感,擅于使用象征性的归纳去完成深度分析,使用材料偏重知识者的认知及感受,多从文学的角度勾勒史的线索。这当然也有其所长,特别是在精神性的评说方面,但在历史学者看来,这些研究也许不够缜密,文学性的发挥太多,所谓“历史现象”的抽象解释也未免有太多的感情色彩。以思想史代替文学史,可能造成学科的“越位”,在文学史与政治思想史两头不讨好。但老钱有学者的坚执,他还是一以贯之,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和惯性。他仍然迷恋于知识者的精神现象,相信这方面的研究是能抵达历史深处的。

  

   老钱自然不属于循规蹈矩的学者,他有持续的强烈的使命感,有广大的现实关怀,又总是很叛逆,对于官方的、流俗的东西有本能的反感,对于民间的处境却格外同情。他非常天真(当然也是非常难得)地相信思想的价值与精神的作用,如同他自己一本书所说,是富于“堂吉诃德气质”的。老钱一边写作,一边想象着文章的移世作用,总想做一些能转移视听、改进社会的事情。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很可爱又可贵。

  

   记得老钱写过一篇文章,是讨论“单位”对于个体的影响的,认为个人很难摆脱“单位”的制约,这就形成了某种个性压抑的生活形态与思维惯性。其实老钱也一直有“单位”,不能不做“单位人”,也就是所谓“体制中人”。不过老钱比较幸运,他后半生的“单位”北大,有很多思想的缝隙,相对比较自由,老钱也可以“任性”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包括某些可能有点“犯忌”的言论。老钱的个性没有被压抑,而且似乎越来越舒展。他多次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甚至是有组织的批判,但几乎每次都是有惊无险,老钱照样“任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照样一本一本地出书,名气也越来越大。他不只是现代文学的专家,也是颇有影响的自由思想者。

  

   生活中的老钱很厌恶政治,一谈到官场就要皱眉头的,但他一刻也未能脱离政治,甚至可以说,他对政治其实是热衷的。在朋友聚会时,指点江山,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是他的一种爱好。记得有一回在香山聚会,晚间散步,有同学开玩笑问老钱,老兄这样多的批评与政见,就不知做件事有多难,让你去当个县长、镇长什么的,你能做成一两件实事来?老钱说这个我可干不了。虽是玩笑,但这样的要求对老钱未免苛刻。老钱其实就是一介文人,他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很清晰,就是当自由的思想者和现实的批判者。他的思维深处有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积淀,相信历史的规律,也相信有某种完善的制度,他致力于思想界的批判,始终怀有社会改革的理想。

  

   在他的文章中我们总能感触到某些强烈的政治诉求。特别是他近年来关于“反右”及“文革”的研究论作中,政治性的诉求就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对于学术可能是得失参半的。身为学者,老钱也在追求学术的尊严与自由,但更多时候,老钱总想象着自己在超越“体制”,站到“民间”(其实“民间”也很复杂)立场发言,这又可能被“事功”所牵引,失去某些自由。老钱如同一个足球守门员,罚点球时,站在球门中间,防范着球门的两边,但哨子一响,他只能扑向一边。老钱多数情况下都是扑向现实“事功”这一边的。

  

   老钱深受鲁迅影响,他欣赏鲁迅的“反骨”,学习鲁迅的批判性思维,不过,他并不心存鲁迅那样的哲人式的悲观与“绝望”,老钱毕竟是理想主义者,他对于“不合作”的反抗还是抱有天真的梦想的。老钱很真实、坦诚,也有些峻急、易怒,这也影响到他的文风。读他的文章不能隔岸观火,你很难找到中庸平和四平八稳的气息,他喜欢用诸如“拷问”“逼视”“还债”等情绪化的字眼,他不断从历史描述中延伸出严峻的问题,让读者引火烧身,感同身受。

  

   老钱永远那样热情、投入、异端、叛逆,年近八旬,还蓬勃有生气。他几乎没有什么爱好,吃顿饭都可能在想问题,老是催促自己“赶紧做”,写作就是他的生活的全部。据说他每天醒得早,躺在床上构思一天要写的文章,一起床就笔耕不止,每天都能写上几千字。他的书一本接着一本出,我阅读他的书的速度(其实很多还来不及看)赶不上他出书的速度。老钱很喜欢当老师。他讲课非常投入,激情飞扬,有自己的心得,又常常来点煽情,大冬天都会讲得满头大汗。学生很欣赏他,选他当“北大十佳教师”。退休之后,老钱仍然喜欢和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联络。众多青年人来信来访,他不厌其烦地接待。他成了年轻人的偶像,拥有众多的“粉丝”。老钱也谨慎地发现如今的青年过于势利,他说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句话被当作名言到处传播,但这并不妨碍老钱继续和青年密切交往,老钱一如既往地当“青年导师”,总是寄希望于未来。

  

   我知道老钱不太上网,这对他可能是一种幸运,他可以过滤许多吵杂的声音,包括对他的批评。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沉迷于自己的思考和写作。一个健全的社会总要容许有不同的声音,容许有批判的角色存在。在我们有些沉闷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有老钱这样的的理想主义的批判的角色,有些听起来不那么协和的声音,未见得是坏事。

  

   (本文曾发表于《粤海风》2016年第2期和2016年5月18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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