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 阿普尔:市场、标准与不平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 次 更新时间:2016-05-23 14:48:54

进入专题: 教育改革;   市场;   不平等;   新自由主义  

迈克尔·   阿普尔  

导言

   目前, 许多国家在教育领域所进行的改革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 一方面, 新自由主义者强调“ 市场价值” — 私有化、去中心化; 另一方面,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央要加强其对重点课程的内容和评价标准的控制。对前一种观点来说, 只有削弱政府的力量, 教育才会有充分的发展空间; 而对后一种观点来说, 政府需要在课程内容和评价标准方面加大控制, 以便学校能够教授给学生正确的知识, 使他们遵守正确的道德规范,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然而, 国家却在该放权的地方没有放权,在该收权的地方也没有收权。结果, 学校在某些方面受国家控制过重, 而在课程内容方面却没有达到预期的中央化。加之, 由于新管理主义者的“ 业绩” 理论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 该理论强调要不断证明你做得“ 不错”), 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和做法实际是再造了旧的不平等, 同时又创造了新的不平等。

   我要讨论的是, 教育领域正在受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管理主义这三股联合力量的影响。许多国家所进行的教育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点: 一方面强调竞争和“ 选择” , 另一方面强调对“ 真” 知识的保护和重建, 而所有这一切都要在管理主义所倡导的绩效责任的框框内展开。这种力量结合就是我所说的保守现代化。

   这一切导致了保守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的产生。这个基本要素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张— 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可以将学校打造得更好。正如罗杰· 达尔( R og er D al e ) 所提醒我们的, “ 市场”只是一个比喻说法, 并非一个明显的行动指导。它不是一个外延词汇, 而是具有一定的内涵。因此, 它本身必须是“ 通过交易” 呈现给那些即将在其中生存并逐渐适应其效应的人们。市场也被上市出售, 并被具有非政治化性质的策略赋予合法性。据说这种市场是天然的, 而且是中性的, 并且受成就和价值的管制。另外, 人们还认为市场不太依赖于政治的干涉和官僚政治的一些繁文缚节的负累。而且, 市场还以个人的理性选择为基础。

   因此, 市场和成就与价值回报的保证相结合生产出了“ 中性” 而又积极的结果。因此, 必须合理设置各种体现商业效率和效力的机制。为取得明显功效而有机结合市场和机制是目前已经出现的趋势, 但是否有效还有待讨论。

   因此, 不能因看到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表面价值就接受这些主张, 我们还应该看到其隐性效应,这些效应往往隐藏在其支持者的言辞说教和一些比喻用词中。考虑到本文篇幅, 我准备只就几个本该受到重视但却少人问津而目前又己显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

   这里值得提一提英国人在这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理论的倡导者丘伯和默尔等人十分推崇这种经验,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所分析的种种趋势在该经验中的发展最快。在英国, 19 9 3年的教育法记录了政府对市场的支持。地方教育机构的管理实体每年采取的是委托管理, 以便正式“ 考虑进人市场”( 即不再受地方学校系统的控制, 而是进入市场竞争)。因此, 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所面临的压力背后, 国家的影响占一定的比重。然而, 这并没有引起课程方面的共鸣, 导致课程的多样化, 相反, 竞争式的市场创造出了更多与今日所墨守的传统模式不相同的东西来。而且, 它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学校教育中一直存在的关系不平等。

   “ 在实际情况下” 对市场化的改革效用所做的大量研究中, 鲍尔( B al l) 和他的同事分析了我们在这里为何要十分谨慎的几个原因。正如他们所证明的, 在这些情况下, 人们常常会放弃了教育的原则与价值, 结果商业性的炒作开始在课程设计和资源分配中受到重视。例如, 在英国, 市场与人们对诸如“ 联式排名” ( IJ e a g u e T a b le ) 之类的成绩指标的需求及其公开相结合, 意味着学校越来越急于寻觅合适的方式去吸引那些子女实力“ 很强”而自己“ 动机很强” 的父母。这样一来, 学校就可以加强自己在地方竞争体制中的相对位置。这也说明学校在治校重点上有了一个细微且关键的转变: 从强调学生需要到强调学生成绩, 从强调学校应为学生做些什么, 到强调学生应为学校做些什么。伴随这个转变发生的还有一个转变: 资源配置开始远离有特殊需要或学习困难的学生, 转而投到市场和公共关系中。在学校看来, 培养“ 有特殊需要的” 学生不仅成本昂贵, 而且还在所有重要的联式排名中影响学校的成绩排名。

   以上转变不仅给学校维持公共印象造成困难, 也使学校很难吸引到“ 最优秀的” 且极富学术天才的教师。但是, 不管怎样, 整个的计划确实建立了一种新的尺度和一套以不断努力赢得市场竞争游戏为基础的新的目标。不论从其对学校日常生活的作用角度来看, 还是从这一切标志着一个优等社会和一位有责任感的公民的转变来看, 这一切都很重要。我准备就此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

   早些时候, 我曾经指出, 在所有教育提案的背后, 都隐含着对公平社会和优秀学生的各种看法。我一直在讨论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建构了这一切。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很大程度上以古典自由主义的中心为原则, 尤其以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 但在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仍明显存在许多区别, 这些区别对于了解教育政治学和教育目前所经历的转变方面是十分必需的。马克· 奥尔森( M a r k ( ) ls s e n ) 清楚而详细地叙述了这些区别。这里有必要转引。

   古典自由主义展现了一个消极的国家权力概念, 在此概念中个体被当作需要从国家的干涉中解放出来的救助对象, 而新自由主义则展现了一个积极的国家概念。在这个概念中, 国家的作用是通过提供必要的条件、法律和机构去创造合适的市场。在古典自由主义中, 个体被刻画成具有独立人格且拥有自由这样一个形象。而在新自由主义中, 国家试图创造有魄力且具有竟争力的企业家。在古典模式中, 国家的理论目标是限制和缩小其以以下公设为基础的角色地位。这些公设包括: 普遍利己主义( 自私的个体)、宣扬个体的利益也是整个国家的利益的无形之手理论和政治自由放任主义最大化。在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中, 增加了一个更深层的因素, 因为这样一个转变牵涉了主体的位置从“ 经济人’ ,— 那种行为超越自私而又远离国家的人到“ 可以操纵的人” 一一那种由国家创造, “ 永远响应” 国家政策的人。被“ 新自由主义” 的新理念取代的不是自私主体这个概念, 而是在福利共享的年代里, 有必要对可能出现的好逸恶劳现象采取警惕的态度, 并采取新的监督和“ 业绩评价” 机制和新的控制形式。在这种模式中, 国家已经负起责任保证使我们所有人的工作做好。… … 在“ 似乎是没有管制的管制中” , 国家保证每个人都为我们大家创下了一个“ 持续的产业” 。

   中产阶级无疑是这种文化配置中最有优势的群体, 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学校挑选的对象。一般来说, 在利用教育中的市场机制和在利用自己的社会、经济及文化资本对这些市场机制施压方面, 中产阶级的技巧十分娴熟。中产阶级更有可能得到相关的知识、技能和机会去破解和操纵越来越复杂的选择权体制及补充机制。管制解除得越多, 非正规的程序越有可能派上用场, 从整体上讲, 中产阶级也越能够在这个体制内随意安排他们的子女。阶级与种族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交叉、互相影响, 意味着不同的种族以及不同的阶级将( 很自然地) 得到不同的结果。经济与社会资本可以以多种方式转换成文化资本。在市场化的计划中, 许多有钱的父母常常有许多空余的时间, 可以去走访许多学校。他们也有能力提供一些诸如露营和课后活动( 舞蹈、音乐、计算机课等) 可以给学生带来“ 轻松” 的隐性文化资源。其先前所拥有的大量的社会与文化资本— 他们所结识的人物、他们与教育界的官员之间的“ 随意” 社交一一是看不见但却威力巨大的资源库。因此, 越有钱的父母越有可能拥有非正规的知识与技能, 从而能够解读和利用市场化的形式, 并从中获益。这种所谓的“ 自信” 是那种看不见的资本。这种资本通过各种非正规的文化规则去充实他们的能力, 使他们能够就市场化形式进行交涉, 并达成协议, 使该系统得以运行。

   但是, 学校及其行动者所具有的以历史为基础的习惯与父母经济条件充裕的学生的习惯之间相互匹配, 加之与有钱父母的物质资源相结合, 通常就会成功地将经济与社会资本转化成文化资本。而这就是英国所发生的事情。

   以上有关学校内部情况和更大范围内权力关系的论点得到了近期有关市场化模式之整体效应方面的综合分析的支持。该分析主要研究了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政策之间紧张而又有效的结合方式所产生的效果。通过比较美国、英格兰和威尔士、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许多国家所发生的情况, 国际上的发展趋势得到了考察。考察结果证实了我的观点。下面我准备简要陈述一下这项研究的几点最重要也最令人感到困扰的发现。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学校改革是否“ 成功” , 最常用的测量标准竟是学校在再普通不过的标准化测试中的成绩。这当然不行。我们常常需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改革既适合于学校整体又适合于每一个参与者— 教师、学生、管理者、社区居民、社会活动家等? 这里举一些事例以作说明。当市场化的“ 自制性” 的学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许多国家的时候, 学校负责人的角色有了根本的转变。更多的时间和能量被用于维护和加强“ 好学校” 的公共形象上, 而用在教育与课程材料上的时间与能量反而少了。同时, 教师们所经历的不是自主权的增多和专业精神的提升, 而是紧张心理的增强。而且, 奇怪的是, 就如上文所提到的, 学校之间开始变得更为相似, 更坚持标准而又传统的讲座式的教学方法和标准的传统( 时常是单一文化) 课程。但是, 仅仅把注意力瞄向测试分数会使我们错过一些意义确实很深远的转变。

   这些结果之所以会产生,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在太多的国家中, 起作用的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的准市场理论, 通常还有新保守主义通过国家课程、国家标准以及国家评价系统等方式, 对改革的内容与行动所进行的干预和约束。这二者的结合在历史上是一个偶然。也就是说, 这二者不一定非得要结合在一起。但是, 新自由主义自身的诸种特征却有可能使自己的弱政府式市场自由观与新保守主义的强政府式、对知识、、价值等都要进行干预的观点相结合。

   这部分是因为“ 可估价型政府” 之权力日益增长的缘故, 而这就意味着会出现矛盾。政府在将权力转移给有市场竞争力的个体和自治机构的同时, 仍要在关键的地方保持其强有力的作风。在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对市场中“ 有进取心的个体” 的信任和新自由主义当今的主张之间, 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 后者笃信管理型政府。新自由主义的确要求, 要时常证明一个人实际上是在创造他自己的公司。因此, 在这种条件下, 不仅教育开始像面包和汽车一样, 成为可供交换的商品, 商业性的价值观、生产程序或与此相关的各种说法也开始在其中占有席位。而且, 其结果也会简化成标准化的“ 成绩指标” 。这种环境很适宜完成这样的任务— 新自由主义提供机制, 使之确定应对何种知识、价值及行为进行标准化处理, 进而通过官方确认后界定为“ 合法的” 。

本质上讲, 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 政府将其一直承诺定会减少但仍明显存在的机会与结果不平等的责任转嫁到学校、家长以及儿童个人身上。当然, 这也是更大场景的一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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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研究》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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