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麦克拉伦:学者对于正义的追寻

————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 次 更新时间:2016-05-23 14:07:44

进入专题: 彼得·麦克拉伦;批判教育学者;民族志研究;后现代主义  

彼得·麦克拉伦;于伟  

一、民族志研究与研究者的伦理叩问

   于伟:彼得,你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是《校园生活》。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会选择用批判民族志的方式,也就是田野研究的方式,来研究这样的教育问题?

   彼得·麦克拉伦:当我是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在安大略研究院(Ontario Institute)攻读教育学。我的导师理查德·寇迪尼(Richard Cordiny)向我介绍了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作品。我那时候对人类学非常感兴趣,而且在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已经出版了校园生活的日记部分《来自走廊的呐喊》(Cries From The Corridor,1980),讲述校园里的生活。所以我的导师鼓励我仍然以一所学校作为研究对象。但是这一次的研究与我之前出版的日记相比,将是更加理论化、论述更加有力、论述根基也将更加稳固的民族志、人种学研究。当时有很多人都建议我再做一次研究学校内部活动的民族志/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我当时也觉得可以考虑。《学会劳动》(Learning to La.bor)的作者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访问多伦多大学的时候,他也对我说,“你需要写一本非常重要的民族志作品”。我后来开始研究“仪式”(ritual),将仪式作为一个研究重点,但是从开始试着研究“仪式”到最后真正决定研究“仪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之后我才终于有了一些自信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我当时的做法是,去了多伦多大学的人类学系,坐到它们的课堂上,检验自己的人类学基础,检验自己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做民族志研究的理论根基。后来一位讲授人类学的教授问我是不是愿意讲一门关于“仪式”的课程,或者主持研讨会之类的,于是我告诉自己,我已经为民族志研究做好准备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选择哪一所学校呢?我当时因为出版了我的第一本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著作《来自走廊的呐喊》,被多伦多学区学校委员会禁止进入多伦多学区任何一所公立学校进行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不想让我再一次揭露某一所学校的内幕。最后在我的导师的安排下,我选择了一所天主教学校。因为天主教学校委员会和公立学校委员会是两个并列的机构。那是一所位于贫民区的天主教学校,学生大多是意大利和葡萄牙裔移民的孩子。这个学校允许我在学校做一年的研究。我的研究成果就是我的另一本著作《学校作为仪式表演》(Schooling as a Ritual Performance)。这就是我选用民族志作为研究手法的大体原因。因为我发表过一部日记体著作,我的教授认为我应该是擅长分析日常生活和经验的,用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话说,就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

   但是现在,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不再做民族志研究了?这背后有一个故事,也许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有震撼力的故事。我在博士毕业以后,来到了一所规模不是很大的大学——布鲁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任教,与布鲁克大学签了一年的合同。当时我来往于两座城市:我的家人所在的城市,多伦多;布鲁克大学所在的城市,圣凯瑟琳斯(St. Catharines)。这两座城市相距大概两小时车程。所以每个星期天,我就开车去圣凯瑟琳斯,在布鲁克大学连续上3天的课,然后星期四开车回多伦多。我在还是博士生的时候,跟法国哲学家福柯上过一门课。当时我对法国哲学家的理论很感兴趣,尤其在一段时间内对拉康非常着迷,他被认为是法国的弗洛伊德。所以在布鲁克大学任教的时候,我决定在多伦多做一个非常震撼的民族志研究——以多伦多酒吧中的脱衣舞娘作为研究对象。我当时对脱衣舞娘与男顾客之间的互动交流非常感兴趣。例如,有的时候脱衣舞娘会试图羞辱男顾客,她们会手牵他们的领带,将他们拉上表演台;或者要是哪个男顾客恰巧是秃顶,她们会作出为男顾客的头顶抛光的姿态。她们认为,通过这些行为可以展现出她们的控制力。但是我当时的理论是,在她们自认为施展她们对男人和对局面的控制力的同时,其实更加体现了她们在更高一层的父权制(男性文化)的层级结构中的弱势地位。所以我将男性观者和女性表演者之间的互动作为观察重点,同时做了大量的笔记。在跟一些舞娘有了一些接触之后,我与其中一位舞娘的关系越走越近,她来自加拿大的法语区。有一天,她邀请我去她的公寓。我当时的考虑是,要是我跟她去她的住所,她的私生活将更多地展现出来,这对我的深入研究将非常有利。于是我随同她去了她的住所。通过交流,她对我也有了更多的信任,开始跟我分享更多她的经历和故事。她说,你喜欢莫扎特吗?我说,是的,我喜欢。然后她把一个莫扎特的黑胶唱片放在唱片机上,开始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当移动到她的书架的时候,她抽出一本书扔向我。那是她妈妈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的哲学。我说,你妈妈研究克尔凯郭尔?语气中难掩震惊。她说,是的。但是她跟她的妈妈已经有10年没有见过面了。我们后来又有很多交流,我记下了很多她的故事。1984年,一个关于莫扎特的电影叫《阿玛迪斯》(Amadeus)在多伦多上映,我邀请她去看。我们一起去看了电影,她非常开心。在我们来往几个月后,有一天晚上我在圣凯瑟琳斯接到“茉莉”的一个电话。她的名字是“茉莉”,这当然不是真名。从电话中听起来她像是遭遇了什么麻烦。她说,“情况真的非常紧急,你一定要过来!”我在风雪中开了三四个小时终于到了她的住所。我敲门,她打开门,全身赤裸,身体多处烧伤。她是个脱衣舞娘,她的身体是她最重要的维生资本,可是现在她的身体已经被彻底毁了。经过一再追问,我知道是她的贩卖毒品的男朋友对他做了这些。她的男朋友从蒙特利尔回到多伦多,她非常兴奋地告诉她的男朋友关于她如何遇见了一位很酷的教授,她将出现在这个教授的书里,这个教授鼓励她回到大学,教授说她很聪明,她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然后她给他看教授的书《来自走廊的呐喊》。她的男朋友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怎么想这个教授的。然后他对她进行了殴打,她昏晕过去,他用烟头毁了她的身体。我回到多伦多的家,拿出所有关于她的研究笔记,将它们通通扔进了火炉,一页不剩。若将这些笔记整理出来,足以成为另一本登上全国销量榜的震撼之作,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志研究者,我对发生在研究对象身上的事故是有推卸不掉的责任的。我最初接近她的原因是为了我的研究,她的独特经历和知识对我的研究非常有利。要不是我的教授和研究者身份,我绝对不会去接近她或倾听她的故事。我觉得我在计划暴露她的生活的过程中,侵犯了她的利益。事件发生在1985年,在那之后的近三十年间,我再也没有做过民族志研究。你要是问我这样的研究是不是有价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认为民族志研究者一定要检视自己研究的目的,反省自己的意图,并且认真考虑研究可能对被研究者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许将来某一天我会开始另一项民族志研究,但是在研究之前我必须保证自己与他们(被研究者)站在一起,为他们争取利益,成为他们的战友。否则,我是不会做民族志研究的。因为我不认为民族志是一个来去匆匆、不带走一片云彩的为研究而研究的研究,否则你就是在利用别人的痛苦为自己牟利。

二、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

   于伟:作为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你怎样看待马克思与教师的关系?在你的书中你提到所有教师都应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现在很多人不同意马克思的想法,而你为什么赞同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的什么思想对你最有影响?

彼得·麦克拉伦:这是个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问题。我前面提到,当我是博士生的时候,我出版了《来自走廊的呐喊》。当时很多批评的声音指出,我的著作中没有理论分析。有关日记写于1974-1979年间,当时我还没有受到很多人类学、社会学或其他政治理论的指导,但是我仍然试着对我的日记进行一些理论分析。然而我的出版商建议我拿掉分析部分。他说,要是你只保留日记部分,这本书必将成为年度畅销书之一;要是你保留理论分析部分,将彻底改变这本书的性质。出版商说,事件本身是会为自己说话的,你需要做的就是将事件描述和呈现给大众,读者会有他们自己的解读,他们不需要你的理论梳理和剖析。对那个年轻单纯的我来说,出版商的建议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于是我听从了出版商的建议——让事实自己说话去吧。然而不久之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错误,读者对我的故事的解读是如此的负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例如读者将这些年轻的移民子女的行为看成是动物行为。在那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真的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去分析解读这些经验。我之前也提到过,我那时对福柯以及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理论非常感兴趣,还有后来被统称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理论,而后现代理论以批判马克思主义开始展开。在那个时候这些后现代理论对我很有吸引力,所以我开始用这些时尚的、来自欧洲的理论作为我的分析视角。事实上后现代理论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领域,随着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传到法国,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又经由法国的哲学家传回美国,尤其是1968年以后,法国学生运动以及整个欧洲的工人运动遭遇失败,资本主义在那个时期呈现出一片胜利的景象。那是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最强国家,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输送大量资金,同时也输出了美国文化。也就是那个时候许多马克思正义者、毛泽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逐渐转向后现代主义理论,如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的理论。利奥塔著有《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我跟他本人也有过交流。可以说我曾经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直到1994年。从1994年左右我开始认真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教育者对我的作品的批判,例如戴维·希尔(Dave Hill)、格兰·瑞科沃斯基(Glenn Rikows.ki)、迈克·科尔(Mike Cole),他们都是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他们在欣赏我的作品的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批判我的作品。我在正视和研究他们批评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也许他们是对的,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比我的论述更有力、更深刻。于是我决定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原著,重新定位我的政治立场,然后也加入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批判后现代主义的阵营。2003年,我的曾经的三位批评者与我合著了《在教育理论中用马克思主义对峙后现代主义》(Marxism against Postmodernism inEducational Theory)一书,这是一个生产的社会关系如何影响文化形成和文化塑造的例子。在20世纪50年代,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表达形式风靡北美。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是当时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代表艺术家之一,他的艺术手法叫做“滴画法”,就是将各色颜料借助各种工具随机撒向帆布,并因此而名声鹊起。他的画作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主题,更不用提明显的政治信息,一切取决于观者,观者需要了解的是绘画的历史、绘画风格和技巧演变的历史,来接纳和理解他的画作的独特性。然而大多数人,甚至抽象主义艺术家们,并不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为当时的抽象表现主义风格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美国一位金融巨头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将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称为资本主义的艺术形式(the art of capitalism)。我们可以发现那时在高校中对理论,尤其抽象理论的推崇,齐声反对因果关系法则,换句话说就是用主观性解释一切。他们宣称“被压迫群体”这一群体概念并不成立,因为压迫这个定义本身是一个有争议的定义,一个人的被压迫者地位决定了另一个压迫者的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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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教育研究》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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