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鹏等:“跨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笔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 次 更新时间:2016-05-21 2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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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兆鹏,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齐洲,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毛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谭邦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张皓,武汉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

   【编 者 按】21世纪就要到了。世纪之交,如何总结本世纪的学术成就,规划下世纪的学术发展,理所当然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近来,北京、上海、武汉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分别组织座谈,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进行总结、回顾与展望。本刊发表这组笔谈,就跨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走向发表意见,算是对当前这场讨论的响应与支持。我们希望这组笔谈能促进大家对中国古代文学下世纪学术发展方向的关注与思考,以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学科体系的健康发展。

  

     完善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随着思维方式和学术观念的不断变革、研究手段的日益现代化(如电脑的综合使用),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肯定会有崭新的变化和空前的发展。我在这里不想预测21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将向哪些方向发展和会有哪些发展进步,而是想说明,未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要能够健康正常地发展,必须建立和完善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回顾近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广泛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不正常不规范的现象,这些不规范的现象如果继续发展到下一世纪,必然会给未来的古典文学研究造成负面的影响。

   现象之一是,隐性剽窃。在学术研究中,公开的剽窃,将他人的研究成果全部据为己有,这已为人们所不齿,一经发现,剽窃者会受到公众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但还有一种隐性的剽窃行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谴责。有些古典文学研究的论著,并非所有的观点和材料都是抄袭剽窃而来,有部分的材料为著作者首次发现和利用,部分观点为著作者所独创,因而整体上其材料尚不失新颖,见解也不失深刻,但有部分的材料和观点则是来自他人的有关论著。参考利用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问题是,参考、引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而不加注说明,俨然是自己的创造或发现,这就变成了一种隐性的剽窃。如果是不知别人的研究成果,只是观点的相似、看法的一致,那也是观点雷同。参考引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加注说明,其实并不影响本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创造性。注明参考、引用了他人哪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是表明对别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能使人了解研究者本人的研究成果的学术起点有多高、创造性究竟有多大,同时还能够扩大本人研究成果的信息容量,给读者提供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资料和信息。一部学术著作,一篇学术论文,如果没有注明已参考或引用了哪些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读者就无法判断该论著究竟哪些是著作本人的创获,哪些是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从而也无从判断该论著的学术含量和学术价值。注明参考、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于人于己都有利,何以有人不愿为之?也许是因为有些人不大了解这一基本的学术规范;其次,恐怕是基于另一种不正常的自我标榜心理,即以为如果注明某一观点是参考他人的研究成果,就相对减弱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创造性和学术价值。原本是别人的创见,而据为自己的成果,虽然这种创见或观点有时已被改头换面,或变换表述的方式,或局部作了修正,但总归是别人的原创。将别人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后拿出去发表,与小偷将赃物改头换面后再拿出去销赃,是否属同一性质的行为?因此,参考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而加注说明,不仅是一种基本的学术规范,更是一种起码的学术道德和做人的品格。

   现象之二是,二手文献。所谓“二手文献”,是指有的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常转引第二手文献,而不查核原始文献资料,常以讹传讹,时或造成史实错误或曲解原意。由于主观上一个人的阅读范围有限,客观上受藏书和文献资料不足的限制,在研究成果中转引第二手文献资料,原属正常的行为,但在这“正常”中时有不“正常”的现象。有些原始资料原来是出自常见的书籍,并非孤本僻书,一查即得,有的作者却不依据原书直接征引,而是从别人的研究著作中转引,有的甚至是从非学术性的普及读物中转引,更莫名其妙。先师唐圭璋先生1982年在《读词三记》一文中曾举两例:“前见有人论岳飞《满江红》文,引《直斋书录解题》,谓转引自《爱国词选》一书。案《直斋书录解题》并非僻书,何不直接查阅原书,而转引《爱国词选》?且查《爱国词选》中所引语,《直斋书录解题》中并无此则。错上加错,贻误更甚。”又有论贺铸的论文,不直接引用《宋史》原文,而舍本逐末,从近人词选中转引。因此唐先生告诫“引书不应舍本求末”,“希望科学研究工作者本着实事求是之精神,查对古籍,寻出来历,不应图省事便利,随手引近人书为证。”(《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 期)这种引用第二手文献而不加核对以致以讹传讹的做法,在近几年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中,仍时常可见。

   从近人的著作中转引古代的文献应予复核,即使是引用明清人著作中有关明清以前的史料,也需注意考察其是非真伪,最好是直接引用最原始的史料。上引唐先生一文曾指出:“明清人引宋人轶事往往有误,盖因明清人自由剪裁宋人载记,字句俱不符原文,故引用宋人说词之语,必须引用宋人第一手资料。明人误引宋人书,清人又误引明人书,展转沿讹,贻害不浅。”并用具体的例证说明《历代诗馀》所附词话多误不可引用,《宋人轶事汇编》多系节录不可引用。清人其他词语著作所引宋人轶事也多不可靠(参拙文《〈乐府纪闻〉考》,《文献》1996年第4期、1997年第1期;王兆鹏、刘尊明《集诸家之大成,创亘古之伟业——唐圭璋先生整理研究词学文献的方法与贡献》,《文献》1997年第2期)。

   引用文献资料是否可靠可信,直接关系到结论的正确与否。如果作为论据的文献资料本身就有错误或不准确,那么据此得出的结论或观点自然也难以成立,其成果的学术价值也必然会大打折扣。

   是否引用第一手文献,或引用第二手文献是否予以核实,也能反映出著作者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一个连引用第二手文献而不去复核、连所引文献是否真实可靠都不认真对待的研究者,很难被人认作是学风严谨的学者,甚至让人怀疑他的研究工作能否称得上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上纲上线”,危言耸听。假如把这种不严谨的学风和不良的做法带入21世纪,一则或若干有错误的资料彼此抄来用去,又怎能去发现、解决新的问题?又怎能使未来的学术研究取得真正的突破和进展?

   现象之三是,失注文献。所谓“失注文献”,是指引用的文献资料,未注明出处或所注出处不全。有的研究论著,甚至有的学位论文,引用文献都不详注出处。引用古籍,或只注作者、书名,而不注明版本、卷数;引用近人著作,只注书名,而不详注出版单位及页码。

   详注引用文献的出处,一是表明所引的文献真实可靠,有据可查;二是给读者提供进一步查阅参考的研究信息或资料线索。所注出处不详,读者要验证复核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或据此进一步了解有关文献资料的详细情况,就颇为困难。古籍的版本不同,文字内容有差异,卷数的分合也不同。比如唐人范摅的《云溪友议》,既有一卷本,又有三卷本,还有十二卷本。如用此书而不注明版本,即使注了卷数,读者要复核也比较困难,必须把所有版本都查一遍,才可能找到某则被引用过的资料。有些书长达一二百卷或数百页,如仅注书名而不注明卷数或页码,读者也难以查阅核实。

   引用文献所注出处不详,有些是作者的问题,有些则是作者原已详注,而发表、出版时为省篇幅被编辑删去。一篇或一部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论文或著作,不应为省篇幅而删去不应删削的文献注释,更不应图省事而不详注。

   以上所谈的几点,都是文献方面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也许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愿这常识能够真正地尽人皆知并尽皆为之。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期待观念转换

   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的。无论是学科体系的建立,学术资料的积累,还是研究方法的变革,研究范式的形成,都体现了不同于传统学术研究的时代新特点。如果说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学术研究是以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订、辨析而见长,那么,本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是以文学观念的更新为先导,一切创新皆源于它。

   然而,文学观念的更新是在创建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的过程中实现的。在创建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之前,学者们并不需要回答“什么是文学”的问题,经、史、子、集,文字、音韵、训诂,他们爱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没有观念的局限。如果一定要谈文学,也不过如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所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章太炎的说法,其实代表了近古以来中国人对文学的普遍观念。不过,20世纪的中国,国门已经大开,落后挨打的现实迫使人们以西方文化为样板来变革中国传统文化,以期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人甚至主张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中国文学史学科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着手建设的。因而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文学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影响,或者可以说中国文学史的学科体系本来就是西方舶来的,因为最早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的翟理士、顾路柏和日本的古城贞吉。既然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体系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种移植在开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的同时,其实就已经规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的发展方向。

   用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毕竟是削足适履,郢书燕说,开始时并不觉得顺手。尽管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是现成的,但中国的传统文学毕竟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而完全消化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也需要时间,所以早期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很难将西方的文学观念和中国的文学事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表现出理论上的幼稚和体系上的芜杂。例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讲义(1904)就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文法、修辞、群经、子史等内容,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则把文字学、音韵学、诸子学、经学、史学和汉魏乐府、唐代诗歌、宋代词曲、元代杂剧、明清小说杂糅在一起,足以说明中国文学的史实与西方文学观念的抵牾不合。直到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1924)、鲁迅《中国文学史略》讲义(1926年, 后改名《汉文学史纲要》)、 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1928)、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和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等陆续刊出,具有西方现代意识的文学观念才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真正作为主导思想确立下来,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从此退隐幕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向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转换,不仅诞生了中国文学史这门新兴学科,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了一种能够与西方对话的现代品格,而且打破了中国学术史上长期文史哲不分的混沌局面,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门类的分化与发展。

正是由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完成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才得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与传统学术研究相区别,才有可能抛弃中国的传统概念而借用成套的西方权力话语来新人耳目,才产生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正是有了这种转换,我们才能在五十年代初不受阻碍地全面引进苏联的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想,甚至包括其文化政策。应该承认,借用新的观念,人们的确发现了一些前人未曾发现的东西;运用新的方法,人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使用新的话语,人们也的确说了一些前人未曾说过的话。并且,这些全新的观念、方法和话语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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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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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1998年02期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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