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鲁迅与死亡

——2006年5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讲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67 次 更新时间:2006-06-23 20: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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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  

  

  大家好:

  

  去年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讲了一回大先生。要说的话,都说穷了。今天是海婴先生的公子周令飞拉我再讲一回,不敢推却。既是大先生逝世七十周年,我就想一个题目,叫做“鲁迅与死亡”。

  这是个黑暗的话题。我们纪念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可以取这样黑暗的话题么?我想来想去,在中国,没有人像他那样公布内心的黑暗,而且最擅于书写一团漆黑的死亡。所以下面说出的意思假如不得体,还请大家,尤其请海婴先生父子,多多包涵。

  我常想,周家父子真是难做人、做人难:除了血缘,鲁迅几乎不是你们的家人,他的声誉,还有一代一代像我这样的外人,永远拿“鲁迅”这个名字打搅你们全家。我这里忽然想到海婴先生书中提到的一件旧事,说是当年国难当头,有人责难周作人先生为什么不肯离开北京,他说,我要抚养一家人,并指着老太太说:“这是鲁迅的母亲呀!”听那说法,好像老太太不是他的母亲。

  这是令人反感的。可我读了,却发笑,而且认真想了想:我倒是愿意揣想海婴的叔叔并没恶意:当人家以“国事”威胁周家的家事,周作人也可用“家事”——即“鲁迅的母亲”——与国事相周旋。早在1937年,他就知道他哥哥多么重要,重要得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大符号,而抚养这符号的母亲,的确可以是他辩称留京的理由之一。

  昨天有幸与海婴父子交谈,又听了令飞的讲演,这才清楚周家后人几十年来的难处——鲁迅的骨血,亲子孙,如今对鲁迅的后事没有一点过问的权力,鲁迅真的不再是周家人,一谈鲁迅,等于谈国事,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早就被霸占,被百分之百地“国有化”了。

  扯远了。请海婴父子原谅。现在我来说我的话题:“鲁迅与死亡”——死亡不是家事,不是国事,是我们都要遭遇的事。

    

  (一)

  

  鲁迅先生病重那年,写了一篇随笔,叫做《死》。过了一个多月,他就真的去世了。这篇质朴的随笔搁在今古所有谈论死亡的文学中,也是绝品,而其中遗嘱的最后两句,真不愧为堂堂鲁迅,拿去和世界上种种著名的墓誌铭与临终之言比比看,可谓独领风骚。这两句话,我们早知道的,就是:

  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我的问题是:我们果然知道鲁迅先生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两句话么?当然,要是拿意识形态去解释,拿鲁迅的时代去核对,拿世俗的道德观去谴责,几句话就可以解释——同时消解——这两句话。我现在不想、也不能来给出自己的理解,我只是猜:这遗言要是给但丁读到,伏尔泰读到,拜伦读到,尼采读到,裴多菲读到,萨特读到,甚至给主张宽恕而终于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读到,都会拿鲁迅没办法;我们的曹孟德、李太白、苏轼、李贄之流要是读到了,也会无可奈何,击节赞赏。总之,但凡果真看破人类,看透死亡的人,都会拿这两句话没办法。为什么呢?这是不该追究、不容辩说、不可就事论事的话。我知道,这两句话是许多讨厌的“好人”们讨厌鲁迅、非难鲁迅的证据和话柄——为什么不宽容呀,为什么主张怨恨呀,为什么心胸狭窄,不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等等、等等——我听到这类意思,心里就想:你们去怨恨去。

  因为这两句话,有一次,我倒是想起怀疑论者的老前辈,那位法国人蒙田同志,想起他另两句和鲁迅的意思不很相干,却可以彼此映照的话——“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 这是鲁迅遗嘱中另一段话。而正宗欧洲人蒙田先生临终,到底屈服了他所怀疑的宗教,请来教士,做弥撒,还留下两句可敬可怜的老实话:

  我的脑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盖不听话啊。

  大家想想看,一位,是将近三百年前的欧洲人,一位,是七十年前的中国人;一个说:“我的膝盖不听话”,一个说:“我一个都不宽恕”,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只是蒙田这话是在他死床上说的呢,还是像鲁迅那样事先写好在那里,我不知道。我真想知道,蒙田要是读到鲁迅这两句话,他的脑袋会怎样想。

  在鲁迅虚构的小说中,许多主角死掉了。他的散文,则写到许多真的死者,真的死亡。描述死亡的小说,世上太多了,中国当代新文学的时髦之一,就是动辙将主角置于死地。可是谈论死亡,则在现代中国,我不知道还有谁写得比鲁迅先生更好看、更隽永、更耐读——祭稿、悼文,原是古老的文类,而一旦写到他人的死,最是容易落尽俗套:或娇饰,或夸张,或滥情,极容易流入浅薄,以至轻佻。诚然,写他人的死,容易感动自己,甚而为他人所感动,其实就文章论,再是难写不过,因为心态毕露,更因为追记死者,是对于写作的严厉的考验。你与死者怎样情深谊长,你怎样有名位,一到追念哀悼的文章,便会漏自己的底——小范围看,譬如我们文艺圈内几十年来名人悼念名人的文章,几乎十篇有十篇我便读不下去,读下去,也不能怎样感动,顶多是得知一点死者不死便难以知道的故实,与死者,与文章的美,并不相干。

  古文的祭悼的经典,不去说了。近百年来凡哀悼与纪念的篇章,具有文学的大价值,值得一再一再传诵者,我愿武断地说,几乎全在鲁迅名下——莫非这是鲁迅的命?

  我平日闲读鲁迅的文章,不免发现应时因事,他也有急就、疲惫、略显潦草的篇幅,可是写到死亡,鲁迅便即文思泉涌,大见笔力,大显骨子,这不单是说人格的力量,更是驾驭文学的力量。我每读他的哀悼文章,欣赏佩服的不只是沉痛之感,而是他的克制、他的质朴、他的语气的“平”——《纪念刘和珍君》要算他中年格外用力的篇幅,给我们的意识形态滥用至今,单就文章论,却是一路写着,激昂上去了,平下来,再激昂上去了,又平下来。到了纪念柔石他们,语调苍老,无以复加。听说柔石身中十弹,鲁迅只用了四个字:“原来如此”。而明明是在纪念,却说是“为了忘却”,以文笔论,何其高明,以身世论,却是平白的老实话——我这里也来补一句实话:近时读到一种史料,方才知道柔石他们是究竟怎样被告密而丧命的,一读之下,我立即想到鲁迅。老人家生前要是知道,他会说不出话。

  

  (二)

  

  但我今天要说的意思,不是以上的意思。我要说的,实在是鲁迅与死亡的关系。鲁迅的角角落落,七十年来被几代研究者搜索一空,大约都讲过、讲完了,我不晓得这个题目是否有人早就说起过,如果有,便算我无知——直白地讲,这题目,就是鲁迅的生前与身后,许多位与他亲近、接近的人,或者死得早,或者死于非命,死得好惨,用文雅的说法,就是“非正常死亡”。今天我拟定一份鲁迅身边的死亡名单,算了算,大致15位,以下引述如有不确,敬请专家指正:

  鲁迅的父亲(不到40岁,死于病)

  范爱农(30多岁,死于溺水)

  陶元庆(30岁上下,死于急病)

  陈师曾(41岁,死于急病)

  刘和珍(20岁出头,死于镇压)

  韦素园(30多岁,死于肺痨)

  肖红(30多岁,死于肺痨)

  柔石(30岁,死于死刑)

  瞿秋白(38岁,死于死刑)

  杨杏佛(50岁上下,死于谋杀)

  郁达夫(50岁上下,死于谋杀)

  许寿裳(65岁,死于谋杀)

  陈仪(60岁上下,死于死刑)

  郑振铎(不到60岁,死于空难)

  周作人(80多岁,死于迫害)

  这是以上死者的命?抑或是鲁迅的命?是谁在算这命?如果说太迷信,我们或者可以改称为无情的象征,那么,环绕鲁迅周围的死亡象征什么?为什么是象征?

  我没有答案。以我对历史的茫然无知,我注意到,但凡尺寸太大的历史人物,有几位的命运,是会使他周围的若干人,或者因为他,或者不因为他,而死于非命。此刻想到的例子,有毛泽东,还有毕加索。大家知道,毛润之的亲属,六位死于革命,包括长子,后来,还应该加上他的夫人。毕加索,则死前说过一句大不详的话,他说:“我的死将如海难,周围的小船为之沉没。”结果,他的第三位情人上吊自杀,一位儿子以车祸自杀,第四位情人死于疯人院,最后一位夫人在毕加索大型回顾展开幕前夜,举枪自杀。

  我们考察乱世,或者相信传统所谓“命凶”之类迷信,便发现总有一些倒霉的人,不断承受亲友的死。我就有位老画友持续为父母与三个兄弟办丧事,直到他孤零零一个人活。不用说,在战争年代,在某种职业如军人、警察、特工等等之中,必有不少人频频承受他人与同行的死亡。我的祖父,黄埔军人,亲身参加抗战与内战,目击太多死亡,从不谈起战争;我在纽约认识一位犹太老人,一桌子相片,几十位亲人,全部死于纳粹集中营——文人、雅士,尤其是著名的文人和雅士,类似的个案多不多?倘若在乱世,是否也能找出几位有过类似的遭遇?如果有,甚至不少,那我便要怀疑今天所讲,能不能成为一个话题?

  现成的答案不能说服我。譬如当时的统治如何黑暗呀,多少志士惨遭杀害呀,等等等等。我很早就注意鲁迅与他周围的死者,并直觉其中还有未被说出的真实——或“非真实”——我读书太少,非要申说追究,我们需要统计与案例。在大革命年代,也许不少人周围都有一份死亡名单吧?譬如,将范围缩小到五四一代文人,有没有类似的例?就我所知,陈独秀的两位公子死于死刑,郭沫若的长子文革中被迫跳楼身亡。此外,蔡元培、胡适之、刘半农、林语堂、钱玄同、马幼鱼、沈兼士、孙伏园、徐志摹、谢冰心、陈西滢……在这长串名单中,我很想知道,他们中有没有哪位像鲁迅先生那样,持续得知同学、朋友、知己、晚生的死,而且是暴死?

  现在我们来详细看看以上死者的情形。

  先说死因:15人中,鲁迅的父亲、陶元庆、陈师曾、韦素园、萧红这五位,因病夭折,这在生活中不算格外罕见。其余十位,则个个属于非正常死亡:

  范爱农的溺死,据鲁迅揣测,是自杀。刘和珍,典型的死于非命。

  柔石、瞿秋白二位被枪毙,其死罪,当时属于“谋乱”,正面的说法是光荣就义,中性的说法,是死于政治斗争。

  另三位死于谋杀:扬杏佛的死,非常著名,不说了,郁达夫的死也著名,不说了;少被说起的是许寿裳老先生,他于1946年赴台湾大学任教,因计划写作鲁迅传,为当局所忌,于1948年遭遇暗杀。我在纽约读到一份相关资料,是他在半夜睡眠中,被暗杀者砍破头颅。15人中,他是唯一一位死因与鲁迅有直接牵连者。

  陈仪则身为国民政府高官,四十年代赴任台湾省省长,直接负责二二八镇压,后调任浙江省省长,1949年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信心,意图劝汤恩伯转变,事泄,以谋反罪被枪毙。山东画报出版社某期《老照片》有专文述及,并附死刑照片,只见陈仪身体胖大,西装革履,若无其事,没有捆绑或手铐,相关记述中也说他临刑镇定,被特许独自清理文件,交代后事。

  最后两位,郑振铎遭遇空难,亦属死于非命,周作人的死,则应了他晚年刻印的字句:“寿则多辱”,被红卫兵折磨而死。

  再说这些死者与鲁迅的关系:

  15位死者中,两位是鲁迅的血亲,即父亲与二弟。童年丧父对鲁迅毕生的影响,不言而喻。我注意到,很多大文豪童年或丧父或丧母,或丧双亲。手边没有资料,能想起的,譬如胡适、高尔基、托尔斯泰、海明威,罗兰•巴特,就都是。周作人的死,鲁迅当然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二弟的附逆,又知道文革的发生,必有大感慨。

  范爱农,鲁迅早年的同学与挚友,鲁迅晚年整理著作,仍一再收入自己的悼念诗。以我的偏见,《范爱农》一文,妙不可言,纯就文学价值论,尤甚于他纪念刘和珍与柔石的文字。

  陈师曾,画家,陈寅恪的哥哥,与鲁迅是留日同学,回国后同在教育部任职。鲁迅一生多有画家朋友,早年最要好的便是陈师曾,日后出版《北平笺谱》,还写到陈师曾对于美术的贡献。陈是齐白石最早的识赏者,将他的画携去日本展览销售,被齐白石视为恩人。

  陶元庆,鲁迅小说集的封面设计者,鲁迅最为传神的两件肖像,我以为一是司徒乔先生画的遗像,一幅,便是陶元庆的木炭笔肖像。陶君死后,鲁迅自出三百大洋为之购置坟墓,情谊非同一般。

  刘和珍的死,因鲁迅的文章而大有名,以至三一八惨案的其他亡灵显得次要——这是文学的诡谲,也是死者与生者的关系的诡谲,下面还会说到。不过近年有文论说刘和珍是鲁迅的暗恋者,我以为是好事之论,不足道,即便是,也非鲁迅痛悼的理由。

  韦素园、萧红是鲁迅著名的忘年交。对前者的死,鲁迅纪念专文中出现少见的哀惋。后者的死,鲁迅不知道,以他晚岁与二萧近于亲昵的交往,可知对萧红的识赏与欢喜。

  柔石与瞿秋白之死于鲁迅刺激之深,不必说了。历来,鲁迅与瞿秋白关系被涂了太浓的革命油漆,瞿秋白临刑前的《多余的话》,才是他,也是共产运动史真正重要的文献。在另一面,则瞿秋白所能到的深度毕竟有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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