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鹏:20世纪前半期词学研究的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 次 更新时间:2016-05-21 23: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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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前半期的词学研究,大约经历了奠基、定型两个阶段;后半期则经历了新变和发展 两个阶段。本文主要论述前半期词学研究的历程。

一、奠基

   20世纪的头30年,是词学学科的奠基时期,也是词学研究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时 期。

   所谓奠基,一是确立了词体的文学地位。

   尊诗抑词,是宋以来的传统观念。虽然在清代有过“尊体”之论,但诗尊词卑的观念并未 彻底改变。《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集部总叙》就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 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同书卷一九八《集部•词曲类叙》又说 :“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 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 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四库馆臣虽然 没有把词完全排斥在“文苑”之外,但仍视词体为文学的“闰余”、“末派”和“附庸”。

   至20世纪初,词体的文学地位也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一度将 词体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如1910年出版的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评述宋代文学,只谈 宋诗而不谈宋词。差不多同时问世的黄人所著《中国文学史》,也只涉及“两宋诗”,而无 视词的存在。郑振铎曾批评过世纪初期文学史家的这一偏狭而陈旧的文学史观,他在《插图 本中国文学史•绪论》中说,“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根据了传统的观念——这个观念 最显著的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将纯文学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下‘诗’与‘散文 ’两大类,而于‘诗’之中,还撇开了曲——他们称之为‘词余’,甚至还撇开了词不谈, 以为这是小道。”(《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7页)

   直到1914年,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初版),开始将词体纳入到文学史中, 评述了唐五代“词学之兴起”,宋代“词之昌盛”,元明时期“词之就衰”,清代“词之复 盛”。曾毅的《中国文学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15),也随后叙及了唐五代“词学之发展 ”、两宋“词学之极盛”和清代“词学之复兴”。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有专 章论述“五代词曲之盛”和“词体之变迁”。从此,词体才逐渐被文学史家认同、接纳为文 学大家族中的一员。这以后,无论是通代文学史,还是断代文学史,抑或是分类分体文学史 (如韵文史等),都或详或略地论述到词体的特性与成就、发展与演变。

   而最终在理论形态上确立词体的文学地位的,是王国维和胡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 序》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发展史观:“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 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将宋词与唐诗相提 并论,从文学进化的角度确立了宋词代表赵宋一代文学成就的最高地位。胡适则进一步把词 的文学地位提高到诗、文之上。他在1922年所撰《南宋的白话词》(《晨报副刊》1922年12 月1日)一文中,把词看作是白话文学的代表,认为宋词和元曲、明清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价值 超过了正统文学的诗、文。词体之尊,至此达到极致。

   与王、胡二氏的理论主张相呼应的,是胡云翼的有关词学研究著作。胡云翼在1926年出版 的《宋词研究》中也明确宣称:“词的发达、极盛、变迁种种状态,完全形成于有宋一代。 ”“这种词是富有创造性的,可以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文艺特色。所以我们说宋词是时代的文 学。”(成都,巴蜀书社,1989,第4—5页)此后,词与词学,已不再是处在文学与文学研究 的边缘,而进入到文学研究的中心地带。现代词学研究成为专门之学,观念上即由此得到确 认。

   二是构建了新的词史观。自宋以来,词学批评、研究者都曾注意到词史、特别是宋代词史 的发展变化。早在南宋,词人汪莘(1155—1227)在《方壶诗余•自序》中就提出过宋词三变 之说。到了清代,或将宋词分为北宋、南宋两段,或仿唐诗的分期将宋词分为初、盛、中、 晚四期(参钱建状、王秀林《宋词分期问题研究述评》,《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 武汉出版社,2000)。但无论哪一种分期,都是散点式的说明,即每一时期都是举一两个或 几个作家为例,而缺乏线性的系统描述,未能具体说明宋词发展演变的过程和每一发展阶段 的具体状况。

   受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这时期的词学研究,不仅注意到词史线性的描述,还注意对 词史横断面的把握。词史观发生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变化,即不仅注意从历时性的角度 论述词史的发展演变,也注意从共时性的角度分类描述宋词的概貌。1925年胡云翼在《宋词 研究•自序》中,明确地说明他“著这本书的动机,就是想将宋词成功地组织化、系统化的 一种著作”,让读者知道“宋词发展和变迁的状态”。书中对宋词的分类,确实是颇具系统 性的。且看其“简单明了的分类表”:

  

   这种分类,现在看来,不免机械和简单,但在20世纪的20年代,这种分类的系统性已经明 显体现出一种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较之古人随机性、印象式、散点式的评点,无疑是一种 巨大的飞跃和划时代的进步。虽然胡云翼在书中未能切实地描述出“宋词发展和变迁的状态 ”,但他有这种明确的词史意识,在观念上为此后的词史研究开拓了方向。

   当时最具宏观眼光、最具开创性的词史观,应当是胡适的“三段论”。1926年胡适在其《 词选•序》中把唐宋到清末的千余年的词史分为三大时期,即所谓“词的自然演变时期”、 “曲子时期”和“模仿填词的时期”。又把第一时期的唐宋词史分成三个段落:“歌者的词 、诗人的词、词匠的词。”这种分期,虽然未必完全符合词史发展的实际状况,但他注意从 词人身份和创作功能的变迁去探求词史自身的发展过程,而且力图打破依据朝代政治更迭分 期的传统模式,在方法论上是极具启示性的。此后的文学史或词史著作,无论是把唐宋词史 分成几个时期,在研究方法上都或多或少的、直接或间接的受到胡适这种分期方法的影响, 都注意从词体自身特质的变化去寻绎词史发展演变的过程。1929年谭正璧所著《中国文学进 化史》论唐宋词的发展,就完全采用了胡适“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的三段论。

   三是奠定了词集校勘学的基础,整理出版了词学研究的基本文献。要进行词学研究,必须 有相应的词集文献作基础。20世纪初年,词学研究的先驱者在词集文献的整理校勘方面做了 一些奠基性的工作。

   一是丛刻词集。先是吴昌绶在1911—1917年陆续刻印了《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十七种》, 陶湘继之在1917—1923年辑刻了《涉园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二十三种》。1924年陶氏又将二 书汇印为《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全书(含《补编》)收宋金元明词集43种,其中宋词别集 23种,所用底本都是宋金元明四代的原椠精抄本,保存了不少世间罕见善本的真实原貌。其 中所录宋词,几乎全是宋人刻本,又请名手雕椠,影写上版,使人得以窥见宋刻风采。其版 本校勘价值,几乎可与原刻比肩。

   与此同时,朱孝臧又辑刻成规模更大的《彊村丛书》(1917初版)。《彊村丛书》收录唐 宋 金元词集173种,其中宋词别集112种。收词之富,远胜于明代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晚 清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和吴昌绶、陶湘递辑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堪称集明清以 来词籍校勘之大成,不仅为宋词及整个词学研究提供了完善的文本依据,而且奠定了现代词 籍校勘学的基础。朱氏校勘,既校订字句错讹,又考订词作真伪,有可疑而无确证者,仍依 旧保留;有确证为伪作者则删而不录;尤致力于词律的校订,“宫调旁谱之属,莫不悉心校 定”(曹元忠《彊村丛书序》),为后来词集的校勘提供了完善的范式。故龙榆生《词学 研究之商榷》评价说:“光绪间,临桂王鹏运与归安朱彊村先生合校《梦窗词集》,创立 五例,藉为程期,于是言词者始有校勘之学。其后《彊村丛书》出,精审加于毛、王诸本 之上,为治词学者所宗。”

   二是辑佚。朱孝臧的《彊村丛书》,除辑刻词集之外,还注意搜补遗佚。所据底本收词不 全的,就据群书辑录,以增补遗佚。朱氏自行补遗者就有7种。与朱氏同时而略早,王国维 也作过词作的辑佚。1908年夏到次年初,王氏先后辑录了“花间”词人及韩偓、李璟、李 煜等唐五代21家的684首词作,题为《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但辑录范围不广,仅限于《 花间集》、《尊前集》等五、六种总集和两三种诗词别集,真伪莫辨之病也未尽免。然各卷 之后,附有跋语,简介作者生平,列举载录其词的有关文献,并说明辑录的依据,尚不无参 考价值。稍后,刘毓盘辑有《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1925年北京大学排印本) ,虽然时人批评“其弊不仅在所见材料之少,而在真伪不分,校勘不精,出处不明,使人读 之如坠五里雾中”;“卷后附跋,亦泥沙俱下,纰谬时见”(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 但大辂椎轮,辑铁草创之功仍不可掩。

   四是建立了词人生平事迹研究的基本模式,考订了有关词人的生平事迹。对词人生平事迹 的考订,最主要的是年谱和传记这两种体例、形式。而这两种形式在20世纪初年都已出现。 如冯沅君的《张玉田:年谱及家世及词学》(北平朴社,1928)、李洽衷的《李易安年谱》( 北京明社出版社,1929)和辛梅臣编、龙沐勋订补的《辛稼轩年谱》(铅印本,1929)。虽然 这几种年谱被后来居上之作所替代,但毕竟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此时最值得称道的有关词人生平事迹考订的成果,是王国维的《清真先生遗事》。此书搜 罗繁富,又求真证伪,考辨精审,史论结合,极具方法论的意义,为后来词人生平的研究开 辟了门径、提供了范例。30年代夏承焘撰《唐宋词人年谱》,在体例、结构上就深受《清真 先生遗事》的影响。

   这时期的词学研究,也具有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词学研究逐渐由传统的著述方式向现代的系统论述方式过渡和转型。这时期的词学批 评仍以传统的词话为主体。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提出了“境界”说,为20世纪的词学研 究建立了一种新的批评标准。但他所使用的语言和文本形式还是传统的文言和传统的词话体 ,而不是现代的白话和系统性、逻辑性很强的论著。从这时期出版的有关词学著作总数来看 ,属于传统的占了绝大多数。1900—1929年共出版专门的词学书籍42种,其中20种是重印、 辑刻前人(宋至清人)词集、词谱、词韵、词话著作,另有14种是当时撰著的词话和编选的词 作选本、词作词话的笺注本。只有8种是属于现代词学研究的学术专著。这8种是:谢无量《 词学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18)、徐敬修《词学常识》(上海大东书局,1925)、胡云翼《 宋词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26)、刘坡公《学词百法》(上海世界书局,1928);胡云翼《 李清照及其漱玉词》(上海亚细亚书局,1928)、冯沅君《张玉田:年谱及家世及词学》(北 平朴社,1928)、李洽衷《李易安年谱》(北京明社出版社,1929)、辛梅臣《辛稼轩年谱》( 铅印本,1929)。其中最有开创性、具有现代学术品格的词学研究专著是胡云翼的《宋词研 究》(1926)。著者第一次以现代的眼光、新的文学观念、有条理的系统的著述方式概略描 述了宋词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宋词的特点和利病得失。这是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转型的一 部 标志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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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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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2001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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