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赴欧洲旅游，参观了不少教堂，如凯撒大教堂（法兰克福）、圣母百花大教堂（佛罗伦萨）、圣彼得大教堂（梵底冈）、巴黎圣母院等。一个团友感慨，欧洲教堂多，中国寺庙多。其实，教堂与寺庙区别还是很大的，先不说建筑风格与崇拜偶像，人们进入这些场所的心理也完全不同，进入教堂往往是为了忏悔，为了赎罪,教堂是用来认错的；进入寺庙往往是为了求告，为了请托，寺庙是用来谋私的。不知这样说是否有道理？
《圣经》上说，每个人都有两个口袋，前面的口袋装着别人的错，后面的口袋装着自己的错。因此，人们都喜欢议论别人的错，而看不到自己的错。正如我国谚语所说：“老鸹落到猪身上——只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孔圣人修《春秋》提出这样的原则，“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由于每个人都会成为另外一些人的尊者、亲者、贤者——因此，不认错并不违背圣训，也不是什么道德瑕疵，而是符合圣人教导的。
不过，在我国古代，存在大量相互矛盾的说法与理念，比如，“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即使在我国古代，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称为君子的。“天地君亲师”是等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等级。李零在《丧家狗》中指出，君子原本属于贵族阶层。因此，本文谈论的认错，主要是指政治人物或政治组织的认错。
皇帝向来称“君”（如君臣关系），他们的认错，史书上都有记载。皇帝的认错书或检讨书，名称是专用的——罪己诏。汉武帝曾颁布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征合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因为穷兵黩武，挥霍无度，以致军事失利，国库空虚，加之晚年制造的“巫蛊之祸”，直接影响了皇权稳固，不得已，只好下诏罪己，向天下臣民认错。这份罪己诏版本不同，以下两点值得注意，“今请还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P3913）“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P738）如何理解汉武帝的罪己诏？按照时下的说法，汉武帝的错误是一个伟人犯的错误，相对于他建立的功勋，错误是第二位的。而按照司马光的说法，汉武帝与秦始皇没什么区别，何以“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晚而改过”才是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重要因素（同上，P748）。
另一则著名的罪己诏，是唐德宗李适（kuò）的“罪己大赦诏”。“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在下坡路上越滑越远，藩镇蜂起，强干弱枝，政局动荡。加之朝廷措置不当，“泾原兵变”，李适被迫“乘舆播迁”（逃亡）。为了笼络人心，挽回危局，兴元元年（784）李适听从陆贽的建议，公开向全国军民承认错误，“小子……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貌，罪实在予！”（《资治通鉴》，P7390）应当承认，李适的罪己诏认识深刻，态度诚恳，从而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叛军归顺了朝廷，国家暂时得以稳定。
宋徽宗的罪己诏则是另一种效果。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金兵大举进犯，兵临城下，东京危急。惊慌失措的宋徽宗被迫下诏罪己，他在诏书中检讨了自己的问题：“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追惟己愆，悔之何及！……凡兹引咎，兴自朕躬，庶以少谢天人谴怒之心，保祖宗艰难之业。”（《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华书局，2004年，P1568）积重难返，悔之何及！两年后，金兵攻占首都开封，北宋灭亡，徽宗父子被俘，最终死于冰天雪地的黑龙江。
明思宗朱由检是个特殊的例子，在他执政期间，竟然下过六道罪己诏，这在历代皇帝中可谓空前绝后。朱由检登基后，虽然殚精竭虑，励精图治，但其乾纲独断，刚愎自用，加之后金窥伺，义军进逼，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死，其遗诏写道：“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P1382）这份罪己诏并不因作者之死而更深刻，错误的责任仍然推给“诸臣之误朕”，他自己只是“薄德藐躬”而已。因此，明朝的灭亡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有人作过统计，如包括洪宪皇帝袁世凯，中国历史上有8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应当说，有些罪己诏大多属于情非得己，他们或为情势所迫，或为皇位所累，或为权力所忧；在认错程度上，有的失于言不由衷，有的流于政治表演，比如发生地震、天旱、彗星也下罪己诏就属这一类，真正痛心疾首，痛改前非的没几个。虽然孔子赞赏“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P188）甚至把“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作为帝王的楷模来宣扬。然而，绝大多数帝王还是把“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韩昌黎全集》，世界书局，民国二十四年。P13）当作基本的统治逻辑。也就是说，帝王永远正确、永远不会有错，自然不用认错。
按照“朕即国家”的逻辑，皇上面对臣下的罪己诏，当然属于国家认错或国家道歉的性质。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如果不是某些事态危及皇位，动摇皇权，皇上是不可能虛怀天下、心系万民、主动认错的。当今世界，皇权体制及其变种已经成为稀有品种。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民主政体已经成为主流。而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中，统治集团为自己的施政失误甚至历史上的错误进行国家认错或者国家道歉，已是司空见惯。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他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敬献花圈时突然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道歉。勃兰特后来谈到此事时说，“面对百万受害者，我只做了在语言力不能及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做的事”。华沙之跪极大提高了勃兰特和德国的外交形象，这一事件成为战后德国与东欧诸国改善关系的重要标志，勃兰特本人也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005年7月23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往卢旺达参观大屠杀纪念馆，他在参观时表示歉意，当时美国没有出手干预，这是他“个人的失误”。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种族大屠杀。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出于对美国自身利益的顾虑，未能及时出兵干预，此一事件最终造成100万人惨死于极端主义分子手中。
2006年6月22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向当地华人道歉：“我谨代表加拿大政府，就当年向华人征收人头税衷心道歉，并为一些华裔移民受到排斥深感歉意。我们愿意全面承担道义责任，承认过往所推行的是可耻的政策。”19世纪后期，大批华工参与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铁路竣工后，加拿大政府却通过《华人入境条例》，用征收“人头税”的办法限制华人入境和定居。后来又通过了更为严格的《排华法案》。这就是哈珀道歉的历史背景。
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向土著居民道歉，他说，“对于被偷走的一代，我要说，作为澳大利亚总理，我要说声对不起；代表澳大利亚政府，我要说声对不起；代表澳大利亚议会，我要说声对不起。”十九世纪末，为了同化土著居民，澳大利亚通过一项政策，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强行将土著儿童从其家庭带走，接受白人文化教育。这批人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陆克文的三声“对不起”，定格了历史性的一刻。
2010年4月7日，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卡廷纪念碑前单膝下跪，以示对波兰人民的道歉。1939年，德国与苏联从西东两个方向侵入波兰。1940年春天，苏军按照斯大林的指令，在卡廷森林、加里宁等地集体屠杀了大约2.2万名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波兰整个国家的精英被屠戮殆尽。此一事件被苏联政府掩盖多年，并一度将罪责栽赃给纳粹德国。
在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反右运动，三年饥荒，十年浩劫，……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政治、经济灾难与生命、财产损失。这些在国家名义之下发生的非正义行为，却从未进行认真的、深入的、应有的反思。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一些外国政治家为过去的甚至百年前的错误和罪行进行道歉，而道歉人与造成这些错误或罪行的当事者，并不一定具有必然的继承关系，克林顿甚至为美国未曾介入的国际事务表达歉意，更是不可思议。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始终是在同一政党领导下，党和政府领导人也都是由这个政党按照接班机制指定的，难道不应该为本党或本党领导下的政府所犯下的错误、造成的灾难承担责任吗？
一个政党为自己执政历史上的非正义认错或道歉，这涉及到政党形象、政府责任和社会道义。一个政治实体，一个政治组织，历史上曾经对国家、民族造成灾难、犯下错误，成为事实上的社会与民众的加害者，要恢复政党形象、要挽救社会正义、要重塑政府信誉，必须改正错误，修正错误。毛泽东也说过：“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修正错误、改正错误的前提是正视错误、承认错误，即首先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自觉地而不是被迫地向被其伤害的民众，公开承认错误，正式进行道歉。然而，做到这一步，谈何容易！
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曾经指出：“国家永远也不会认为社会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和社会结构’。凡是有政党存在的地方，每一个政党都认为，一切祸害的根源就在于执政的是别的和它敌对的政党而不是它自己（建国后我们不是也长期把国家存在的弊端归因于国民党么？——作者注）。……国家一方面承认社会疾苦的存在，另一方面却把社会疾苦的原因，不是归咎于任何人类力量都不能消灭的自然规律（我们也曾把“饿殍遍野”归因于“三年自然灾害”——作者注），就是归咎于不依赖于国家的私人生活，或者归咎于应由国家行政机关负责的不妥当的措施（我们也曾把瞒报“非典”归因于工作作风——作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P478）马克思这段话有两个主语，一是国家，一是政党。在这里，马克思使用的是全称判断，他并不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或者“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干出此类勾当。相反，马克思所指出的它们拒不认错的心理与手法，比如文过饰非、轻描淡写、邀功诿过的伎俩，在今天的中国全部应验了。
旅美学者徐贲曾经引用社会学家伯诺特关于政治组织或政治人物如何修复形象的五种方法，它们分别是“抵赖、诿过、大事化小、知耻和改过。”
一、“抵赖”，即不承认自己有错，对已经犯下的过错极力加以涂抹与掩饰，不惜运用国家权力禁止查阅档案、禁止新闻报道、禁止学术研究、禁止网络传播，甚至公开下达文件，禁止提及“党的历史错误”，或在网络上设置“敏感词”，禁止网络搜索与查阅。文过饰非，掩耳盗铃，试图通过时间的流逝，来淡化或泯灭人们对于曾经犯下的错误与造成的灾难的记忆，比如，“文革”与“风波”事件等等。
二、“诿过”。对于在和平年代造成的饿殍遍野，白骨累累的严重饥荒与灾难，尽管有的领导人已经定性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一些人仍然谎称是“三年自然灾害”，是什么“苏修逼债”的结果。对于当今世界罕见的长期性、全局性、灾难性的“十年浩劫”，最终只是抓了“林彪、四人帮”几个替罪羊，并未对罪魁元凶进行责任追究，并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吸取教训，这也正是近年来“文革”沉滓不断泛起的根本原因。直到今天，对于国内治理的失误，一些人往往习惯性地诿过于“境外敌对势力”。
三、“大事化小”。最典型的是“反右”运动，根据网上披露的数据：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造成全国四百多万知识精英堕入罪恶的深渊，最终只留下不足百名拒绝平反，仍然声称反右是完全必要的，错误只是扩大化而已。这是何等比例的“扩大化”呀！在三年饥荒问题上，也是极力回避真相，缩小死亡人数。2011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首次披露了三年自然灾害（这就是官方的统一提法——作者注）期间死亡人数为1000多万的官方统计数据，与绝大多数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结论相差悬殊。甚至1975年河南驻马店因暴雨和水库垮坝造成的惨重死亡事件，也被当时的官方媒体所掩盖，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披露。
在这里，“抵赖”、“诿过”、“大事化小”的行径，大体上都可归于“桀、纣罪人”的范畴。而“知耻”与“改过”，则大体上可以归于“禹、汤罪己”的范畴。在这里，人们常常看到“桀、纣之行”，却鲜见“禹、汤之举”。这大概是因为没有多少统治者会将“罪人”与其统治地位是否会“忽亡”、会倒台联系起来。
台湾作家柏杨曾经说过：“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柏杨全集》杂文卷之九《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P2799）我们知道，任何政治组织或政治人物，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无论出现的错误、导致的灾难甚至犯下的罪行，对于民众与社会来说，都是一种非正义、非道德、不公正、不光彩的政治历史过程。一些明智的政治人物自然希望消除或纠正这种非正义、非道德、不公正、不光彩的政策与行为，然而，纠正这类行为和政策，从根本上说，依靠的不是个别人的良知与胸怀，而是政治的制度与机制。
柏杨就《圣经》的口袋发挥道，既然每个人都有两个口袋，既然装着自己过错的口袋放在后面。这意味着自己的过错正好位于他人的前面。如果制度准许每个人打开面前的口袋，那么，所有人的过错，必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既可称为言论自由，也可称为民主监督。于是他认为，“自由民主是纠正人类死不认错通病的特效灵丹。反之，不实行民主，有权势者封闭无权势者的嘴巴，有权势者只看到他们自己面前的口袋，而无权势者面前的口袋，则被封条锁住，则有权势者的错误，便永无暴露和改正的机会。只好一错到底，让整个社会遭殃。”（《柏杨全集》杂文卷之九《如何纠正死不认错之病》，P2935）
马克思在分析一些国家权力或政党不肯认错的问题时，进一步论述道：“一个国家越是强盛，因而政治性越强，那么，这个国家就越不会理解社会疾苦的普遍性，就越不会在国家的原理中，也就是不会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它的行动和意识的表现、它的正式表现就是国家）中去寻找社会疾苦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P480）“辉煌六十年”掩盖不了“20年极左”与“十年浩劫”；“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无法抹煞十年内乱的“史无前例”；一个阶段好看的经济发展数字，无法抵销曾经的错误与灾难。一些政治人物或政治组织出现了错误，造成了灾难，犯下了罪行，往往拒绝从国家和政党的制度本身寻找问题的根源。反而，将这些问题的产生，表面化地归结为附着在国家与政党表面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工作程序或工作作风问题，而这同样体现了对于错误的“抵赖”、“诿过”与“大事化小”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