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军:一个乡下少年红卫兵的文革记忆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5 次 更新时间:2016-05-17 2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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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军  

  

   初冬里的一天,我找了几张大白纸,用浆糊接成两个较大的条幅,写了一个大对联,贴到公社大门上。

  

   上联是:宦门子弟有官做。

  

   下联是:干部亲属不下田。

  

   横批写的什么我已经忘记了。

  

   按楹联的要求,这幅对联的对仗不够严谨,但很有针对性,在全公社内引起较大反响。

  

   在我这个普通农民子弟的眼中,“当官的”有特权,其子女亲属常常受到各种庇荫,是最大的不公平。公社和大队干部子女,有些能弄到“吃皇粮”的正式工作,有的能当上供销社营业员、民办教师或到社办企事业单位上班。

  

   所以,我既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解决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也希望通过“斗批改”,实现心目中的机会均等、社会公平。这种良好的愿望当然没错。

  

   问题在于,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都在企图通过各种社会变革推进社会公平,但哪个社会能够完全消除社会不公呢?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有高有低,一般说来,专制制度下,特权必然横行,社会公平很难实现;只有在现代民主法治制度下,公平公正才有可能实现得相对充分一些。“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恰恰是执政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缺少的表现,通过这种方式来促进公平,岂不是南辕北辙?

  

   事实上,有些造反登台的新贵们,干起坏事来更加疯狂。我们县里就有一个工人造反派,当上县革委会常委后,贪污腐化,奸污养女,文革后期案发被判徒刑。文革尚未结束,走后门之风便已兴起。被打倒的“走资派”们,在获得“解放”重新返回领导岗位以后,搞起特权来更加变本加厉。文革结束前一年,我们县来了个号称“田青天”的县委书记,抓了十来个违纪案件,披露出来的以权谋私、以权谋色行为触目惊心。

  

   党组织恢复活动不久,我们家乡的农村,便流行了一个“十等人”的顺口溜:

  

   一等人是支书,孩子老婆搞特殊;二等人是支委,亲朋好友跟着美;三等人是队长,喝完这场喝那场;四等人是财会,“大白边”(指当时最大面额的十元钞票)可劲儿拽;五等人出纳员,兜里不断零花钱;六等人保管员,五谷杂粮吃个全;七等人车老板儿,偷马料下小馆儿;八等人转业兵,拎着镰刀去看青;九等人是社员,光干活不挣钱;十等人“黑五类”,最怕召开批斗会。

  

   有人喜欢美化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风气,又自行矛盾地说“文化革命”在反特权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还简单地把权钱交换的腐败之风归咎于改革开放。这些人,有的是不了解历史真相或习惯用“线性思维”看待复杂的社会问题;有的则是为了阻碍改革甚至开倒车而刻意歪曲历史。

  

   把话拉回来。1966年冬,公社干部也成立了造反团,开始批斗当时的党委书记董中起(化名)。我作为“红卫兵”小将,积极参与了这场“斗争”。第一次活动是到各大队“游斗”。董中起戴着纸糊的高帽,挂着“三反分子”的牌子,和我们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十几个造反者乘一台胶轮拖拉机,到各大队走了一圈。据有的社、队干部后来说,老董这个人,比较正派,没什么大错误,而有几个积极造反的干部,却比较黑,他们本打算折磨老董,但因为我们红卫兵介入,并坚持文斗,老董才躲过一劫。这种说法当然无法证实,但老董在被斗期间,没挨过打,倒是事实。

  

   “游斗”结束后,我主持过批斗董中起的会议。有个积极造反的老师领着几个学生,找来董中起几年来的讲话、报告,在字里行间中寻找鼓吹刘邓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所谓证据,然后上纲上线,进行批斗。期间,我还到董中起家中去催要过检查材料,虽然没有吆三喝四,但把人家当做阶级敌人,当然很不礼貌,至今觉得愧疚。如有机会,我将会当面向他的家人谢罪。

  

   大颂扬、迎芒果和讲用会

  

   颂扬毛主席丰功伟绩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是流行唱“忠字歌”、语录歌,后来发展到跳“忠字舞”、“三敬三祝”(包括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甚至在家里吃饭前也要背毛主席语录。

  

   期间,我曾和一位老师带着一个20多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大队去演出颂扬毛主席、批判刘邓路线的节目。我和那位老师既是带队的,又是演员,主要是表演一个边画刘少奇头像,边揭批其“修正主义罪行”的相声。我还画过包括颂扬、批判两方面内容的幻灯片,到处播放。

  

   那时候,还大搞所谓“红海洋”。学校的新校舍建设成后,在砖墙上砌上一块长方形的水泥浮板,涂上红色的油漆做底色,然后用白色或黄色的铅油,写上毛主席语录。记得后来当上校长的一位老师,曾写了很多天。在我们公社范围内,我模仿工笔美术字的水平也算凑合,所以,我也写了一些。

  

   有段时间,县城和乡下,单位和居民窗户上,也要画上毛主席头像,还有的地方动员群众,用木屑、棉花、粮谷粘贴毛主席头像,以体现忠心。条件好的单位,喷涂或手绘出来的画像比较形象;偏远地区,弄出来的东西则很难看。听说,县城里发生几起因在报纸上乱画或制作领袖头像出错被人当做反革命揭发的事例,我们乡下人比较宽容,好像没发生这样的悲剧。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迎接芒果:1968年,报纸上大肆报道伟大领袖送给工人芒果的事。好像是冬季里的一天,五常县也幸得恩泽。我是奉命还是参加会议顺便参与,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赶了20多公里的路,来到县城,参加迎接芒果的仪式。从五常火车站到县革委会大院,大约三、四公里长的马路两侧,站满各界群众。在颂歌音乐和人们“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中,工人造反派出身、后来犯罪的那个县革委常委,穿着草绿色军大衣,手里捧着一个带着玻璃罩的盘子,里面放着芒果(不知是真的还是塑料做的),在几个军人的簇拥下,徐徐走来。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当然也心潮澎湃,充满对领袖无限崇拜和爱戴之情,喊口号格外卖力。

  

   第二件事是在省“讲用会”上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讲如何热爱毛主席。那时候,“讲用会”最盛行,都说,无论干什么工作,遇到困难时,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便攻无不克了。因为我和同学们既响应毛主席“造反”的号召,又比较老实听话,在面对乱局讲究秩序的气候下,便成了不太好找的典型。所以,我代表造反团集体,在1968年春先后参加了县里和省里召开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很多地方介绍“听毛主席的话,搞好革命大联合”的经验。省里的会议开了十多天,松花江地区又让我们几十个代表到各地巡回讲用了十多天。在省里的大会上,黑河地区有个最小的代表,刚满四岁,列入大会发言,只讲了几分钟,主要内容是她做了个梦,梦到毛主席了。

  

   善良和保守的天性,使我虽“小有沉浮”却未铸成大错

  

   1967年夏,解放军派来的支左工作队来到我们公社,几天后,宣布我领头组织的造反团为左派组织,不久,便和校内另外两个造反团实现了“大联合”。我这个不足17岁的少年,成了学校革委会和公社接管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变为公社革委会常委)。

  

   1968年5月,三届毕业生同时离校,我以民办教师的身份,被公社革委会派到刚刚成立的一所中学担任革委会主任。

  

   可好景不长,1968年底,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大搞反右倾,五常县召开了半个多月的三级干部大会,抓了一批人(后来都平反了)。兴盛公社有人揭发我“保护一个偷听敌台的阶级异己分子老师”,结果,公社革委会常委和校革委主任的职务同时被免除,因为我家庭出身好,又是少年,所以再次被宽宥,只成了一个普通的民办教师。造反派生涯到此结束。

  

   我那时候作为一个懵懂少年,在积极造反的过程中给几位老师和公社领导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精神伤害,这是终生遗憾。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我具有本分、善良的天性。所以,在校内没有批斗过任何一个老师和领导;在社会上,虽然错误地批斗了公社党委书记,但不但自己没打过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允许任何人在我主持的批斗会上体罚被斗者(包括罚站或“喷气式”(的变相体罚),被批斗者始终坐着接受批判。

  

   在全国红卫兵大串联期间,我们学校有几个红卫兵代表去过一次北京,还有几个人组织了一个“小长征”队,到牡丹江一带走了一圈。我和多数同学则一边“造反”,一边在校领导和老师的带领下烧砖砌墙,建起了2000多平方米的新校舍。“上头儿”一号召“大联合”,我们几个造反团就合并了;“上头儿”一号召“复课闹革命”,我们就安排上课(当然很不正规)。

  

   正因为我如此“保守木纳”,才没有在狂热的造反活动中犯下大的罪过。文革结束后核查“三种人”期间,没有任何人找我的麻烦。步入中年之后,我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仍比较“保守木纳”,所以,业绩平平。

  

   遗憾的是,1968年初夏,在我们三届毕业生即将离开学校时,解放军支左工作队换了人,支持学校里的个别教师,唆使新入学的学生,把一个“城镇小业主”家庭出身的老师,当做阶级异己分子(当时叫“小爬虫”)揪了出来。我们离校后,据说这个老师曾多次遭到体罚甚至毒打,后来留下残疾。还有一个学生,因说话不慎,被打成反革命投到监狱,文革后才获平反。

  

   文革的荒唐和罪恶,不该淡忘;每个积极参与造反的人,都应认真检讨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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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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