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晶:“文化大革命”时期日本人的文革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4 次 更新时间:2016-05-16 20: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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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雅晶  
2.不认为

    11%

   3.其他5%

   4.没回答

    20%

   “有一种意见是为了与中国建交,不得不与台湾断绝关系,对这个意见你是赞成?还是反对?”

   1.赞成19%

   2.反对46%

   3.其他10%

   4.没回答

    25%[13]

   这种倾向在第二年的调查中也得到了确认。

   “你认为是尽快恢复中日邦交为好,还是认为不着急慎重为好?”

   1.尽快27%

   2.慎重57%

   3.其他3%

   4.没回答

    13%[14]

   回答“慎重”的人大概是考虑到台湾的问题,却是占了多数。由此可见,对于中日邦交问题,日本人的考虑是复杂的。

   对于体验过安保斗争等国内斗争的日本国民来说,和平主义的倾向较重,对中国激烈的政治运动似乎印象不好。尽管在文革时期,《朝日新闻》和亲华派的知识分子对文革大加赞美,但是,在武斗达到最高潮的1967年,“讨厌”的人大幅增加,达到以往最高42%,打倒“四人帮”后的1977年,“讨厌”超过了“喜欢”。对于今后应该友好交往的国家,日本的社会舆论也不断变化,1972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时,中国超过美国;“四人帮”倒台后,美国超过中国。其后则转为对中美两国都重视。

   二战后,《朝日新闻》的立场也是拥护台湾的,直到发生文革后,立场才开始发生转变。从以下三个社论中可发现其变化轨迹。1964年,法国承认中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并与台湾断绝外交,此时的《朝日新闻》还顾虑到台湾,其社论言:“统治中国的政府只有一个的议论,作为姿态来说虽说是正确,但现实上主张对中国有统治权的政权存在着两个:即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日本与法国不同,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特别是1952年与台湾缔结了日华和平条约,承认台湾现在,并且将来有可能统治整个中国的正统政府,而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不言而喻我们无法立刻就采用像法国那样的想法和观点,毕竟法国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比较疏远。”[15]1969年下半年开始,《朝日新闻》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日本继续带头提出将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为目的提案,也太逆潮流,太缺乏先见之明了。”[16]进入70年代,《朝日新闻》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17]。同时,围绕恢复中日邦交,制作了专门的栏目:“走向中日建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从而对田中新内阁决心与中国恢复邦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中日恢复邦交是在报刊媒体率先引导下,促使了日本政府改革外交政策。

  

   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对文革立场各异。大致可分为如下四大类型:一、赞美支持;二、批判否定;三、有理解的批判;四、指斥中国理念变质。

   (一) 赞美支持论

   此种文革观对文革和毛泽东思想产生全面的共鸣,加以全面肯定和赞美,归纳起来有以下论点:

   1.前所未有的第二革命

   有的论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单纯的权力斗争,不是单纯的思想整风运动,也不是单纯的学生正义运动,确实具有革命的志向,目标是通过政治的顶端与一般大众的奇妙协作的前所未有的第二革命。”[18](p24)

   还有的论者认为:“文革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另一个革命,那是追求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和人之间应有的关系,造就中国革命接班人,将中国建成永不变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19](p220)

   2.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

   有的论者指出:“文革是经法国革命和俄罗斯革命之后,成为世界上又一转机的革命。”触动灵魂的革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要改造思想,创造出新的文化。”[20](p23)

   3.崇拜毛泽东、赞美毛泽东

   请看下例的观点:

   “通过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大众才得以批判官僚制度中的当权者。”[21](p280)

   “不深入了解民众对毛泽东的信赖感,只说这是‘个人崇拜’不准确,这不是那种自己不做判断的盲目尊敬……有人担心《毛泽东语录》成为令箭,会被教条化地使用,可是,《毛泽东语录》不是那样的书。”[22](p215)

   “崇拜毛泽东的程度确实超出了想像,但是体察了大多数民众和青年的不满而支持他们,转而被他们高度支持,如果忘了这一点,所有的解释和预测都会大错。”[23](p338)

   “世界上(也可以说历史上!)的政治家、统治者、领导人中,没有像毛泽东那么幸福的人了。这是因为他有千万万红卫兵与他同思考、同哀乐。”

   “如果提到政治权力者,人们也许联想到毛泽东主席,但是毛泽东不是单纯的权力者,而是超越了政治权力的伟大的政治教育家、政治哲学家。”[24](p542-543)

   中国全盘否定文革,对此,日本许多的中国研究者感到失望,这是因为他们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投影在中国的“革命”里,抱着某种的炽热的共感,如曾多次到过中国的安藤彦太郎,坚持自己的文革观是正确的。

   (二) 出于好意理解文革

   在同属于文革赞美、支持派的知识分子中,更多的人想从学问的角度来理解文革,因为各自的专业和观点不同,所以主要是从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角度来认识文革。前者以“支那学”系统的学者占了大多数。如吉川幸次郎说,日本的明治维新的破坏程度也很大,文革中红卫兵的破坏只是做了辛亥革命没做的事,以破坏文化遗产来非难文革是没有道理的,就象明治维新、法国革命那样,“作为历史的一个阶段,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哲学也好,都有暂时休息,让政治改革专心致志的进行,不是也有这样阶段吗?”[25](p301-304)

   山本秀夫研究毛泽东文革理论,他认为文革的理论“不是单纯的毛泽东个人的人类观、世界观,而是极为典型的中国式的思想。其来源远的可以追溯到中国“大同”世界的思想和农民革命的农民世界观,近的可以联系到孙文的思想”。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思想呢?山本认为“这是解放人类和人类体现最终价值的思想”。因此,“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有其理论基础。山本解释道:“正是这种解放人类的精神,推动了文化大革命。”[26](p148)

   从社会主义角度来捕捉文革的学者,主要是采用与苏联相比较的方法。福岛正夫在其题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段斗争的理论》的论文中,将苏联、中国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和方法等进行分析比较,将两国的不同点归纳为:“在苏联主要是通过行政机关,采取镇压的手段来进行;而在中国主要采用以政治上、思想上作为民众运动的讨论、教育方法,这是两国不同之处。”他还指出:“在中国五反运动最为严厉,可以说中国的资本家很久都不能忘记所受的痛苦和屈辱,但若与苏联相比,可以说是宽大无边了。中国所进行的企业公私合营与苏联的无偿没收有着天壤之别。”[27](p140-146)

   营诏正义与福田正夫一样,把文革看作“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个阶段,无论是哪个国家都会碰到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国和后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而是基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革命。可以说,这种革命斗争的胜利,可以保证发展经济,进一步向共产主义靠近。”他对中国文革的成功,抱有很大的期待。[27](p210)

   (三) 批判否定观

   与以上文革赞美论相反,站在反对的立场上猛烈批评文革和毛泽东路线的人也不少。

   据称在研究现代中国问题上有很深造诣的中岛岭雄,一贯是以挑剔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研究中国。他写了许多有关文革的论文。按照他的观点,文化革命是“政治内战化的权力斗争”,他认为文革是“党内发生了激烈的政策争论,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结构下,政治争论转化为领导权斗争、政治斗争”。他的主要观点就是,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二个顶点的最高层的二个权力派别产生对立,而这种对立扩散到整个党内,不久又扩展到党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斗争,这就是文革。关于文革的起因,中岛岭雄认为,这既不是美国封锁中国政策造成的,也不是苏联对华态度造成的,而是“作为中国内在的必然性发生的”。

   同样将文革作为权力斗争来分析的各务寮一不像中雄的论调那么激烈,他把文革看作是强硬派和批判派的正面冲突。

   各务寮一要人们回顾自1966年4月8日《解放军报》提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到4个月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革命集会”的过程,提醒人们注意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180多人中的大部分是“1930年代,刘少奇、彭真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开展地下活动时吸收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学生们。他们与刘少奇、彭真的关系极为密切”。各务认为,因为大跃进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分裂为毛泽东等强硬派和反毛泽东的批评派,为此,1958年以来没有召开党代会(按规定一年开一次),至1962年十中全会以前,4年间都没有召开全会,造成了党中央组织的形式化。各务进一步认定,1957年中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党意想不到人民和知识分子会对共产党有那么激烈的批评,以此为契机,“人民内部矛盾”的温和的想法从毛泽东思想中消失,中国变质为对内对外路线的僵硬化、政治上的民主退步,极端神化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等为特征的“毛泽东主义”。各务称这些症状与斯大林主义有着类似性。[28]

   在大体上看法相同的知识分子中还可以举出佐藤慎一郎,他的观点是:1.文革的本质是“权力内部的领导权斗争”;2.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化是“农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3.毛的理想化的人民公社因其观念上的问题,最终只能通过毛泽东的神化和对民主主义的排斥,成了“枪杆子下的人民公社”;4.从“不同意见者”即是“阶级敌人”这一点来说,毛的体制几乎就是“中国版的斯大林主义”。[29]

   在批评文革的阵营中,日共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作为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并曾与中共有过密切关系的日本共产党,文革后与中国共产党断绝了关系。两党的主要对立点是,日共认为在“反帝反美国际统一战线”里应包括苏联共产党,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认为既要反美也要反苏,建立反美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焦点就在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中,是否要加上反苏。[30]日共对毛泽东和文革进行了猛烈地攻击,对红卫兵这个党外民众组织攻击、破坏党的组织,也表示出极其愤慨,“所谓红卫兵的‘新文化’是中世纪封建‘野蛮和粗野’的复活和横行”。[30](p117)

反对文革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追溯历史,对中共“错误”的来源进行探讨。高桥勇治、米沢秀夫编著《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代表了这批人的观点。高桥认为:“文革混乱的根源”在于人民公社、大跃进政策,“从出发点就犯了错误”。他批评文革道:“文革的思想总体上说,属于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范畴,特别在文革初期,是极左机会主义者们的天下,主观主义、极端的精神主义和狂热性支配着他们的头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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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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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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