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对于女作家丁玲在百年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性虽无人怀疑，但究竟如何来具体地评估 其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仍见智见仁。本文从边缘诗学的视野出发，以文本/个案分析的 方法入手重审丁玲的小说实践，剖析其作品中内在地存在着的革命的“大视野”与女性 的“小格局”的冲突。认为虽说其作为一代名作家的声誉主要来自于“大视野”，但事 过境迁来看，丁玲作为一位优秀小说家的特色却在于独具女性特色的“小格局”。

【关 键 词】女性文学/性别叙事/小说艺术

作家王蒙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写道，贸然地涉及丁玲“是一个危险的题目，因为丁玲是 国内外如此声名赫赫如此重要的一位当代作家”。但也如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裔教授 王德威所说：“谈论现代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及早期女性主义者的活动，丁玲每每是不可 或缺的要角。”①(注：王德威：《小说中国》，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 第327-334页。)生前一直以“丁玲”的笔名活跃于现代中国文学生活的女作家蒋冰之(1 904.10.12-1986)的身上，存在着一种鲜明的反差：一方面如王蒙所言，她炽热、敏感 、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另一方面， 念念不忘“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②(注：王蒙：《王蒙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 1年，第274-276页。)的丁玲，总是同自己的这种艺术气质较着劲。她的创作道路也是 如此：既平坦风顺又曲折艰辛。自1927年12月10日于《小说月报》头条位置发表处女作 《梦珂》，连着《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都紧随而来如法炮制 ，一鸣惊人登上文坛，一度给关注中国现代小说的人们以极大的期待。以沈从文的话说 ：“丁玲女士的作品，给人的趣味，给人的感动，把前一时期几个女作家所有的爱好者 兴味与方向皆扭转了。他们忽略了冰心，忽略了庐隐，…给读者们一些新的兴奋。反复 酣畅地写出一切，带点儿忧郁，一点儿轻狂”。③(注：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 ，《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卷，第380页。)对于现代中国文学 史，丁玲曾产生的巨大影响难以被抹去。当时，以冰心、冯沅君和庐隐等为代表的第一 波女作家的创作势态已进入停滞期，凌叔华虽然仍在创作但从未引人注目。唯有丁玲的 这些小说“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④(注：毅真：《丁玲女士》，转引自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湖北教 育出版社，1993年，第249页。)但半个世纪过去后，坚持认为“她本来可以写很多很多 杰出的作品”的王蒙，终于还是为“这个并未成功地政治化了的，但确是在政治火焰中 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的艺术家典型”而“长歌当哭”。①(注：王蒙：《王蒙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74-276页。)

王蒙的体验具有普遍性。作为“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的夫人，身处大革命时代的 丁玲写作一直自觉地试图紧紧跟随而去，走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世纪变革的最前沿。在百 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丁玲是最有“大作家抱负”的一位。但时间证明，她作为小说家 的位置与价值主要体现于那些不仅曾遭遇许多批评、而且也一度为她自己所唾弃的早期 文本上，因而多少仍显得小格局。张爱玲曾说过：“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 点力不从心。”②(注：静思：《女作家座谈会》，见《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 版社，1994年，第7页。)事过境迁来看，显然不无道理。那些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为代表、“反映时代面貌”的“宏大叙述”，如今社会文献意义显然大于其作为诗性文 本的意义。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称丁玲为一个“以自己的生活和作品实践毛泽东学说的 女作家”。如果指作为《太阳》作者的丁玲，无疑是符合事实的。正如他所说：“世界 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创作的作品之间存在着像《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 上》之间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③(注：普实克：《<丁玲选集>捷克文版后记》，见 《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页。)丁玲洗心革面的决心让人 感叹，她称自己是“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的并且是“缴纳了一切武装” 的“投降者”。她毕生所作的唯一长篇小说《太阳》，便是一部具有标志性的文本。用 她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 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④(注：丁玲：《太阳照在 桑干河上•重印前言》，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页。)美国学者梅仪慈 也曾指出：“《太阳》这部小说是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从党的各种文件与会议中汲取 的思想的‘密切结合’的产物。”这部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直线而有目的地朝着 预定的结局发展”，它“通过人物与社会的结合、环境与人物刻划的结合、人物活动与 情节的结合，力图建造出一个各种历史力量在发挥作用的活动的模型；它为我们提供了 群众斗争把现存的世界改造为新世界的典型革命经历的缩影。”⑤(注：梅仪慈：《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见《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2-328页 。)无庸讳言，正由于《太阳》的这一“缩影”功能相当成功，使其获得了“国际声誉 ”。

比如，这部分为58章的作品的故事，实际上是从第11章三人土改工作组进驻暖水屯才 真正展开，在二十多天后，随着屯里的首富钱文贵被打倒，土改工作顺利完成工作队撤 离而结束。一切都在作者的控制之中，叙述按照一个预定的方案进展，最终将由故事中 人物工作组小杨的点题体现出来：“只要我们依着毛主席的指示，走群众路线，启发群 众，帮助群众，一切和群众商量，替他们出主意，事情总可以搞好的。”(第17章)作品 的这种写作背景在总体上决定了其作为对推动土地改革思想的形象化阐释的特点，文本 中的艺术意味来自于作者身上那种实在难以被彻底消除的艺术家素养。这就是对有着个 体生命意志的“人物”的尊重。在丁玲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 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 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兴趣。”⑥(注：转引自冬晓：《走访丁玲》，香港：开卷杂志 ，1979年第5期。)但这种尊重也是相当有限的。《太阳》的日译者坂井德三早已指出： 这部作品虽然“描写了很多人物的性格，有的只用短短几行就将人物性格写得十分丰富 ，但有些用了很多的笔墨，仍然不够生动。”⑦(注：坂井德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日文版后记》，见《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页。)作者只 是没有像后来的所谓“样板戏”那样，将革命者的形象过份拔高。比如就像作者所谈到 的，小说里的支部书记张裕民与农会主任程仁，都还不属于“一无缺点的英雄”。但程 仁的缺点主要在于心里对钱文贵的侄女黑妮仍存有一份爱意，由于他的行动不够坚决使 暖水屯斗争钱文贵的革命行动迟迟没实质性的开展；张裕民则被区委书记评价为一个“ 染有流氓习气”的“诚实可靠而能干的干部”。但事实上，张“诚实可靠而能干”是事 实，“流氓习气”毫无踪影；程后来立马也以身作则第一个跳上台，号召全村父老们“ 要他有钱还债，有命还人”。总之，不同于丁玲以往的叙事，这是一部赞颂以“毛主席 ”为首的“党的路线”的伟大的作品，虽然调动起了作者受理智支配的主观情感，但描 写对象的抽象性仍让其发自内心的生命体验无从着落。就像法国学者马蒂娜•瓦莱特- 埃姆丽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部作品的叙述活动中，“时常表现得温柔多情、热情奔放的 丁玲试图否定个人，故此，她在文中并未暴露她的真实感情。叙述是印象主义的，或者 是说教的。”①(注：埃姆丽：《从革命浪漫主义到无产阶级文学》，见《丁玲研究在 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1页。)

相比较而言，这部小说里最有亮色之处除了多少写出了普通农民的愚昧和一些农村干 部的自私自利外，还有两点：其一是主要借助于工作组长文采的形象，对知识分子的自 以为是的讽刺。小说里有三处表现，先是他喜欢吹牛，对自己没实际读过的书就胡扯一 通。再是由他召集开了6个小时的会除了让农民打瞌睡毫无实际意义。他虽然很注意自 己的词汇，花功夫收集各种现代名词，但只会照本宣讲，“自我陶醉在自己的‘详尽透 辟’的讲演中”。最后是由他发起的对江世荣的斗争以失败而告终。这个人物之所以相 对写得还能出彩，无疑是自身从知识分子阵营里出来的作者对这一类人物有所体会(如 《1930年春上海之一》里的子彬)。但由于作者对这一类人物的处理上，受到一种自我 批判的观念的影响，缺乏真实的情感调动，故仍写得相当概念化。这部小说里唯一具有 生机的人物，是地主钱文贵的侄女黑妮。丁玲承认：“虽然这个人物在作品中不占重要 地位，可是读者很喜欢她，因为这里面有东西。我收到读者的信，最多的是询问黑妮。 ”作者自己曾交待，这一人物来自于一个实际印象：“土改的时候，有一天我看到从地 主家的门里走出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她是地主的亲戚，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觉 得那眼光表现出很复杂的感情。马上我的情感就赋与了这个人物，觉得这个人物应当有 别于地主的。尽管作者不注意她，没有发展她，但因为是作者熟悉过的人物，喜欢过的 感情，所以一下就被读者所注意了。”②(注：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载《人 民文学》1955年，第3期，第8页。)自小说第5章介绍5岁上就死了父亲的黑妮，在母亲 改嫁后被二伯父以“钱家骨血”为名留下作女佣使唤起，到土改起来时被钱文贵试图作 美人计利用，到遭程仁因怕嫌疑有意回避，黑妮的命运无形之中让人挂在心里。结合整 个丁玲小说写作来看，这个人物的成功除了作者所说的熟悉外，更深层次中还有着作者 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这是许多关注过丁玲小说创作的人们所一致认同的。

王德威教授在讨论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时提出一个见解：“不论丁玲的文字如何 简单粗糙，政治意图如何直截了当，《我》很意外地透露了她对妇女问题的深切体验。 ”③(注：王德威：《小说中国》，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327-334页。 )其实如果放眼整个丁玲小说，那也就可以发现“对妇女问题的深切体验”正是丁玲文 学叙事中一以贯之的焦点所在。王蒙有言：无论如何，丁玲“确实是一个擅长写女性的 因写女性而赢得了声誉的女作家。”“她特别善于写被伤害的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 且孤独的女性。”她笔下的女性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 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卑贱与高贵集于一身。”④(注：王蒙：《王蒙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74-276页。)此番话真可谓非深知丁玲者不能道。曾 经以“我卖稿子，不卖‘女’字”语惊文坛的丁玲，在其著名的《三八节有感》里说过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 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诱惑。”这 样的女性观较之于冰心与冯沅君们无疑有了长足的进步。丁玲早期小说以表现受五四新 文化影响、有鲜明自我意识与敏感性，但又缺乏明确人生方向的都市青年女性的精神苦 闷名噪一时。对这些作品表示喜爱的张爱玲曾表示：“丁玲是最惹人爱好的女作家。” 虽然她认为《梦珂》是没有成熟的作品，但《莎菲女士的日记》就大为不同：在这部小 说里，“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好极了。女主角莎菲 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一般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的女性们。 ”⑤(注：张爱玲：《书评四篇》，《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第5-7页。)对于现代中国的女性叙事，丁玲写作的意义首先在于：当所谓“救亡压倒 启蒙”、民族生存危机冲淡人的解放主题时，女性的命运与自立问题也被淹没。“左联 ”女作家冯铿在其小说《红的日记》里，借女主人公马英的话表示：现代革命女性应该 “暂时把自己是女人这一回事忘掉干净，也不要以为别的同志们是什么鸟男人。”这固 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缺乏长远的社会合理性。丁玲写作的难能可贵不只在于一直坚 持着这种女性本位立场，而且还并不自觉地揭示出妇女解放虽同民族与阶级解放相联系 ，但并不能为其所取代。所以即使在革命主题呈压倒性优势、被认为是“标着她的女权 主义的结束”①(注：白露：《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的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见《丁玲 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2-298页。)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 ，作者也还是于不经意中表现了对不只是作为地主侄女、同时也是一个女人的黑妮的命 运的某种关注。从中作者事实上已经表现出，女性问题具有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的特殊 性。

其次，丁玲也能够从灵与肉/情与性的统一中，来表现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现象的女人 。虽然表现女性心理一直是女作家关注女性问题的基本途径，但在此之前，冰心所表现 的女性之爱有情无欲，冯沅君虽“大胆”地对有欲之情作出了肯定，但这种欲望仍受到 情的牵引与掩护。只有在丁玲这里，作者通过主人公灵与肉/情与欲的冲突，赤裸裸地 进入到女性的生命深处。丁玲叙事里的女人既不同于冰心笔下的圣母和冯沅君作品里的 闺秀，也并非庐隐故事中的痴情弱女子和凌叔华小说中走不出旧生活阴影的小太太，而 是敢想敢做的激情女性，她们身上独特的女人味恰恰来自于其所具有的、有别于女性传 统的一种“丈夫气”。以至于有批评家称，凡是“能够深入体会丁玲这些作品内涵，而 又熟读当代女性主义先驱、法国女作家波伏娃的人，大都会说：丁玲堪称中国的波伏娃 。”②(注：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 14页。)这话并非空穴来风。比如《梦珂》：同名女主角虽来自乡村破落的封建大户， 却受过现代教育的启蒙，渴望一种充满活力的新生活。她寄居于富有的上海姑妈家，一 度朦胧地将青春之爱托付于表歌晓淞。但很快她就感到了失望。身边这群有身份也有文 化的富家子弟尽是一些附庸风雅游戏人生之辈，表哥对梦珂感情的轻视导致了她作出离 家而去自谋生路的选择，但等待她的仍然是“继续着到这种纯肉感的社会里面去”的斗 争。这部作品的笔法虽简单稚嫩，但已显出了作者独特的女性意识：丁玲笔下的女性已 不只仅仅是一个社会人，而是有着明确的自然背景与生理前提的生命个体。这种形象在 作为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被塑造得更为生动。小说里的“莎菲”完全是一个 借了“五四文化”之力而走出中国女性传统的都市年轻女人：自我中心、渴望享受生活 、虽偶尔也会懊悔自己的行为不像一个“正经女人”，但总是无忌于社会规矩地我行我 素。冯沅君的《潜悼》以一个男人视点写出女人对于男人的诱惑，而在丁玲的这部《日 记》里，作者头一次直露地表现了一个女人对于男人的渴望。

有学者精辟地指出：“中国的女子向来不敢正视自己的欲望，所以这里的莎菲是大胆 的勇敢的。”③(注：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 8年，第118页。)但也因而依照某种传统视点来看，20岁的女大学生莎菲并不是一个能 真正让人喜爱的女人。她虽总是渴望着别人对自己的理解与友爱，但从不要求自己同样 地对待别人。她看到挚爱自己的“苇弟”很快乐便故意捉弄他，“看到他哭了，我却快 意起来”。她的日记里通篇只有一个主调，这就是“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 我的欲望。”但这却是一个真实坦然、热烈执着、有血肉之躯的极具生命力的女人，一 个毫不含糊地从自身肉体欲望出发去寻求灵与肉相和谐的女人。她不愿仅仅为了苇弟的 一份情而委屈自己，将姐弟之谊当作情侣之爱；她能够正视自己虽不爱凌吉士但却迷恋 他的仪表的，那种纯肉欲的吸引，承认愿意受其色的奴役。但莎菲最终仍然没向这种诱 惑屈服，表现了一个完整的女性生命对于没有精神内容的肉体欲望的拒绝。莎菲的自我 中心无须赘言，但这之所以并不让人讨厌在于其真诚。作品写到的两个男人固然不同， 一个徒有一副美丽的外表，一个徒有一个男人的性别，但他们都并不真正理解、而且也 从未想去理解莎菲这却是共同的。这正反映出这两个男人身上的自我中心，作为读者的 我们对此不以为怪，正反映出我们受男权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日本学者中岛碧在 《丁玲论》里提出：“丁玲是近代中国文学中最早而且尖锐地提出关于‘女人’的本质 、男女的爱和性的意义问题的作家。”说“最早”或许未必，但“最尖锐”确是事实。 正如其所说：“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 史上丁玲是第一人。”①(注：中岛碧：《丁玲论》，见《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 民出版社，1985年，第170页。)尽管我们得承认，“公开表现妇女的性压抑和社会困境 之所以成为可能，那是因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带有‘解放’性质的运动”。②(注： 顾彬：《关于“莎菲女士的日记”》，见《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199页。)但毕竟丁玲将这件事做得十分成功。在这种大胆表现中，我们再次听到 了“理解女人”的声音。这种呼唤虽然在庐隐小说里就已被提出，但由于作者的叙述过 于为自我抒发的情绪所包围，未能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而将此主题作出深入的开拓。只 有在丁玲的故事中，“理解女人”这一最具现代女权意识的主题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达 。

比如她的《阿毛姑娘》。原本天真纯朴的乡下姑娘阿毛，自来嫁到天堂杭州的西子湖 边做了一个船家媳妇后，渐渐变得不安生起来。对都市富贵生活的向往羡慕使她开始嫌 弃自己所过的普通的日子和身边平凡的男人。整日想入非非，“总希望有那么一个可爱 的男人，忽然在山上相遇着，而那男人就爱了她，把她从她丈夫那里，公婆那里抢走， 于是她就重新做起人。”她的生命在这种一厢情愿的梦想中干瘪下去，终于服毒而死。 这部被许多批评家认为反映了《包法利夫人》的影响的故事里，女主角显得十分愚蠢。 她不仅如包法利夫人一样，视人生为一种虚荣享乐的欲望，而且她还认定“女人只把一 生的命运系之于男子”。但这样一个换了别的作家十有八九会被写成一个讽刺对象的女 人，丁玲仍自觉不自觉地给予了她内在的同情。小说里写到，阿毛受一对城市青年恋人 的亲热的感染，在一天夜里也无意识地萌生出同丈夫小二亲热一下的愿望，所要的“仅 仅用力抱她一下”。但结果却遭到劳累一天的男人在她光赤的身上打了一下，和一句伤 感情的责骂：“不要脸的东西，你这小淫妇。”将一个乡下女人性别意识的苏醒，表现 得相当微妙。离开了这种性别体贴，这部小说的意义便难以理解。所以，正如美国学者 白露所说：“丁玲过去之所以是一位女性主义者，而不是简单地以妇女为题材的作家， 其原因之一是她对人物性别十分重视。”比如，“阿毛是女的这一事实很重要，而她来 自农村和她在婆家的地位则是次要的。”③(注：白露：《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的文学 作品中的表现》，见《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2-298页。) 这一小插曲看似微不足道，但足以让阿毛姑娘从一个女人的立场为自己后来的行为作出 某种辩护。对于丁玲的这些早期作品，我们可以相信作者自己曾作过的解释：“我当初 也并不是站在批判的观点写出来，只是内心有一个冲动，一种欲望。”④(注：丁玲： 《我的创作经验》，见北京：中华日报•文化批判，2，1932年，第12期。)作为一种诗 性活动的小说叙事，归根到底是作者内在生命体验的一种提取。

显然，当时的丁玲的思想水平与人世见识虽然不如后来那样高，但却更具有小说家的 本色；正是她的这些听从自己生命冲动的诗性叙事，为其奠定了作为一名优秀中国女作 家的位置。在一切都随作者的离去而尘埃落定的今天来看，丁玲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其 小说叙事体现了有相当深度的女性意识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楚。她以生母余曼贞为 原型并“有意识的想用中国手法，按《红楼梦》的手法去写”⑤(注：冬晓：《走访丁 玲》，载香港：开卷，1979年，第5期。)的长篇小说《母亲》，在不到十万字的篇幅里 描写了多达五十几个人物。虽然因后来的变故而未能完成三部曲，但还是让一个生活于 旧式大家庭的年轻寡妇自强不屈的精神浮现于我们面前。她的中篇小说《韦护》写的是 一对青年知识男女间的一段爱情经历。虽然这部作品的主要叙事角度属于刚从国外回来 准备投身于时代洪流的男主角韦护，但真正出彩的却是自称是“一个没有上学的学生” 、在朋友们眼里是“喜欢恋爱”的姑娘丽嘉：她是五位年龄都在20岁以内、“身体发育 得很好的姑娘”的头，热爱文学艺术，充满人生热情与女性幻想。为此她曾给一个在南 洋做校长的朋友写信，希望找到五个教员位置，能让她们这群女友一起去那里共同生活 。她愿意也能很容易同男人相处得很亲密，使别人堕入了情网，但又“像一个小孩一样 什么都不懂，都不卖账”。但她从没有同一个女友相处得稍微长久一点。既没有中国女 人特有惯有的羞涩和忸怩，又不粗鲁低级。这部作品的故事是一个爱情乌托邦的破产记 ，小说前半段的丽嘉显得相当矜持，与韦护间的关系若即若离。但一旦她感到自己已情 不自禁，便不再像莎菲那样同男人玩爱情游戏，而是果敢地出击。小说第2章11小节， 丽嘉不仅等在韦护的学校门口迎候，而且当韦护还想摆摆大男人架子试图扬长而去时她 仍跟随上去主动表示了心意。丽嘉的率真与热烈不仅赢得了韦护的爱情，更征服了读者 。最后的分手是一开始便注定了的：女人只是为爱情的美妙所陶醉，愿意永远与男人一 起“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栖在小房子里”。男人虽然迷恋女人的美与肉体的魅力，欣 赏彼此间那种难以言表的生命的和谐；也曾在多喝了几杯后抱着女人表示：愿与她一起 像鲁滨逊那样去到一个无人世界相依为命，并在女人的全身心投入中也“像酗酒者般的 醉在爱情中的一些难忘的快活时日”。但一旦恢复常态，他便会陷入到一种自责中，暗 暗埋怨女人消磨了自己投身革命的意志。

于是，在终于清理了自己“一方面站在不可动摇的工作上，一方面站在生命的自然需 要上”后，经过一番并不激烈的争斗，“那一些美的、爱情的、温柔的梦幻与希望、享 受，均破灭了。而那曾有过的一种意志的刻苦和前进，又在他全身汹涌着。他看见前途 比血还耀目灿烂。”小说以叙事者为男主角提供的这种大道理作背景，结束了男人与女 人的这段爱情插曲。但无意中读者仍能够体会出，此番革命大叙事与爱情小故事间的对 抗，虽然以前者的冠冕堂皇的胜利宣告结束，但实际上却由这对男女情侣曾经共渡的这 段生活，提出了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什么才是真正本色的人生?如何对待生命的诚挚 与真实?因为在小说的第3章第4小节，叙述者曾让韦护听从生活自身的逻辑轨迹作出自 我剖析：只有当他在与丽嘉的爱情之中，他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平时生活的世故与虚伪 。小说以五分之四的篇幅来描写这对情侣这种真诚的爱情经历，其实已在潜叙述上对占 据主导叙述话语的革命论实行了颠覆。而作者这种并不自觉的安排，无疑正是其相当突 出的女性主义意识起着作用的缘故。除此之外，丁玲小说里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女性形 象，除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中那位被日本兵奸污后又遭亲人们放逐的贞贞外，也就是 《1930年春上海之二》中的玛丽。按通行的批评视野，这是一个典型的以自身的美貌与 女性魅力为资本过着寄生生活的都市女人。她与故事里的男人望微于一年前的一个宴会 上彼此一见钟情，在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分手后两人终于相会于玛丽上学的北京，尽情地 生活了一阵子后玛丽担心失去自足空间而失约离去。然而离开后的玛丽渐渐地意识到自 己其实已经“实在不能离开这男人”，从而决定重投爱人怀抱。故事从这对亲密伴侣试 图重修旧好再温旧梦开始叙述，以两人情虽未断但缘却已尽作结。虽然作者努力站在超 性别的位置上，同样以“革命事业”的名义为男主角望微无奈地冷落爱侣的行为提供了 相当冠冕堂皇的理由，从不同的出身背景与相悖的人生志向对两人情虽投而意不合的原 因作出了不无道理的解释。但这部作品最让人感动也最有意思之处，却在于作者差不多 是无意识的为表面看起来是那么的耍小姐脾气的玛丽，作出了相当成功的辩护。这使得 作者在小说的表层叙述话语里对望微的那种献身精神的描写，显得是那么可笑。

与玛丽的真实生动的形象相比，望微的性格特征显得苍白空洞。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 的女性本位立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个人物各自的性格逻辑存在着真实与虚假的区别 。小说里有一段话：“望微知道他们中的不调协，玛丽若是一个乡下女人，工厂女工， 中学生，那么他们会很相安的，因为那便只有一种思想，一种人生观，他可以领导她， 而她听从他。可是玛丽是出身在比较有钱的人家，她的聪明更造成她的骄傲，她的学识 却固定了她的处世态度，一种极端享乐的思想。她信仰自己，不屈服人。她只耽于一些 幻想的美梦里，不愿接触实际，因为这些都太麻烦，都太劳人，在她看来是不美，太俗 气了。”此番从故事中的那个男人视点作出的分析十分准确，对玛丽的批评也合情合理 。但尽管如此，那种异常强烈的男权中心的意识，仍被男人渴望对女人拥有一种支配位 置而不经意地揭示了出来，娇气的玛丽也由此得以从这种指控中解脱。这部小说基本是 以男主角望微的视点进行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常常将玛丽置于一种受指控的位置，相形 于男主角形象的这种主动与自立，玛丽总体上处于一种“失语”境地。但在小说的第3 章，叙述转到了玛丽的视点上，有一段文字是关于她前次失约的解释：“她怕，她怕生 活会平凡，怕做母亲，而且怕没有朋友，……她是爱望微的，她愿保持着这好的印象， 她愿暂时同他分离，他们可以做一对自由的情人，可以终身做一对亲昵的朋友，但她不 愿做一对夫妇，像柔顺的鸽子似的，紧紧的抱在一团。”女主角玛丽的超现实意识被表 现得一清二楚，但在我们取笑其性别乌托邦时，似乎也不能不理解其情有可缘。以叙述 者所言，故事的冲突在于“望微太将工作看重了，而爱情不值什么!”但对于玛丽又太 看重男女之爱，“只有爱情能救她，一种至高的爱情”。意识到这一切的望微曾经大度 而高尚地“替她难过”，认为“是他毁了她!”但在小说结尾时，当因参加演讲而被捕 的望微在囚车里看到被一位漂亮青年揽着的玛丽，“她还是那样耀目，那样娉婷，恍如 皇后。她还显得那么欢乐，然而却不轻浮的仪容”时，在一种“她终究是她那一类人物 ，我不必再为她担心了”的想法中，将自己的感情作了最后的了断，也将这位不可救药 的都市女人作出了从时代生活中出局的宣判。这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合乎逻辑，玛丽式 的女人不仅在过去、即使在今天也仍会受到人们的唾弃与否定。

但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一个超逻辑的理由让我们为不幸的玛丽们的命运深表同情， 使我们难以否认她们的可爱与可亲。在小说中，叙述者只让玛丽有过一次发言机会，但 却是那么的充实有力、震憾人心。这是在第8章望微向她抱怨她使他痛苦时，玛丽被真 正激怒了，她向望微大声吼道：“我使你痛苦吗?笑话!是你在使我痛苦呢!你有什么痛 苦?白天，你去‘工作’，你有许多同志!你有希望!你有目的!夜晚，你回家来，你休息 了，而且你有女人，你可以不得我的准许便同我接吻!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成天游 混，我有的是无聊!是寂寞!是失去了爱情后的后悔!然而我忍受着，陪着你，为你的疲 倦后的消遣。我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毫无疑问，玛丽的这一番话一如其整个生存态 度，仍然是违反时代潮流的，合情但不合理，所表现出来的要求也是真实而不现实的。 但这个声音让人过耳难忘，超越时间与空间、民族与制度，它能深深地打动你，因为它 来自一个拥有真实的生命力的女人的生命深处。它是无法被抹去的。因为它深刻地揭示 出，在男人们那看似十分堂皇的政治抱负与事业奋斗中，其实隐蔽着多么严重的男权中 心主义的自恋与自私。虽然这并非丁玲的独创，正如一位女批评家所说：“‘五四’以 后中国娜拉们的那些苦恼绝望的声音实际上是源于对‘革命的哥哥’的大为失望而引起 的。”①(注：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2 页。)但必须承认丁玲对这个主题的表现是最出色的。而丁玲在处理男性形象方面所表 现出的前、后期的差异，正反映出其创作上的一种“此消彼长”：在其前期作品里，男 人的形象是“低位”的。如像经历了情欲考验后终于重新确认了自我的莎菲对凌吉士所 说：“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但在其后期，在她一再发出的 “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那里；党需要我做什么 ，就做什么”的表白中，被认为“不像女人的女人”的丁玲，无疑也还是被纳入了“常 青指路”的轨道。就此而言，认为“丁玲为之喑哑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流文 化仍残余的父权意识的专制性质”②(注：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 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3页。)，这的确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