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沧萍 穆光宗:低生育率、市场经济和中国的人口控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0 次 更新时间:2006-06-21 19: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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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沧萍   穆光宗  

  有迹象表明,中国目前的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在部分地区已超越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不少贫困地区,毁林开荒、滥垦乱伐、陡坡开荒、超载放牧、围湖造田等现象很难避免,继而带来土壤侵蚀、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恶果。伴随人口的持续增长,必然是基本需求的膨胀。当需求超过承载力时,就会有“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之虞;另一方面则直接导致资源短缺,进而使环境恶化,危及国人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三,在社会经济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人口持续增长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扩大人口的消费需求压力和就业需求压力。

  在中国,由于人口太多和历史条件的局限,长期以来压倒一切的是生存问题。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资源养活了占全球22%的人口,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和骄傲,但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无奈,至少表明中国人口的生活质量还停留在低水平上。在人增地减的条件下,中国将不得不日益倚重通过提高单产来实现粮食增产。要进一步提高单产事实上是非常不易的。预测表明,即便在粮食增产的乐观前提下,由于人口增长的均分效应,人均粮食消费将长期维持在人均原粮不到400公斤的低水平上。

  当然,中国人口的消费需求压力并不仅限于粮食方面。据粗略估计,为抚养数以千万计的新增人口,每年要花费至少300亿的国民收入。新增人口对国民财富的均分效应,直接制约着现有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巨大的消费需求压力影响到积累,继而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另一方面,城乡劳动力过剩问题举世瞩目,解决不好势必影响现代化进程。1990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达75451万,比1982年增加13449万,年均增长1681万。从预测看,劳动适龄人口仍将继续膨胀,到21世纪上半叶年平均规模将维持在9~10亿的水平上〔7〕。劳动力资源充裕固然有好的一面,但在资金短缺、资源又相对不足和劳动者素质不高等历史条件下,解决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是极为困难、也极富挑战性的。中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城乡第三产业和活跃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措施,广开就业门路,已取得可喜成效,但供远大于求的就业格局依然难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一直面临着就业压力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挑战。

  首先,劳动力供给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及早从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现代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转轨,制约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很难达到五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

  其次,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经济深入变革步履维艰。一方面,中国在历史上已经失去了多次发展机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来推进改革开放。所以,社会公平问题是极重要极敏感的。在就业问题的解决上稍有不慎,就可能动摇社会安定,甚至引发“经济地震”。另一方面,中国要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引进竞争机制,注重效率优先和提高就业的经济效益。为此,就要建设规范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推进就业制度和二元城乡制度的变革,使城镇的“在职失业”和农村的“隐性失业”都公开化,以期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合理利用和有效配置。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处在成长阶段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尚弱,劳动力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也远不完善,所以上述效率优先的做法有着巨大的挑战。这种两难抉择告诉我们,计划生育搞得好一点,改革开放就顺利一点。

  再次,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很好地解决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力的出路问题已成为中国农村改革成败之所在。由此又产生了另一种“两难抉择”:或是放任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从而带来“过度城市化”的各种不良后果,或是限制农民进城结果又导致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遥遥无期。这样,计划生育同现代化进程就直接联系起来了。

  综上所述,减少出生人口、缩小家庭规模有利于削弱人口增长的均分效应,从而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人口控制无疑也是减缓未来就业压力的“釜底抽薪”之举。

  其四,推行计划生育也是为了能更好地保障妇女、儿童的健康和权益。早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就提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1960年又重申:“提倡有计划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计划生育能使父母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用于培育子女,达到优生、优育、优教的目的。同时,计划生育也使妇女从繁重的生育劳动中得到了解放,能更好地接受教育和参与就业,从而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特别是生育健康问题目前在国际社会受到普遍关注,在中国也受到新的重视,而完善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是实现生育健康(Reproductive Health )必不可少的途径。

  其五,计划生育的必要性还在于它是提高国民素质和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提高国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是中国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历史上留给中国的是数量过多而素质偏低的人口。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面貌,就必须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同时并举。但当务之急是控制住人口的过快增长,否则也就不能有余力提高现有人口的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所以,控制人口有利于普及教育和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谈提高。

  其六,中国对稳定全球人口负有重要责任。所以,中国全面、大力地推行计划生育,既是从中国的切身利益出发,也完全符合全球的共同利益。中国的人口控制对早日实现全球人口稳定至关重要。据测算,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世界人口相应指标就会下降两个千分点。由于中国自70年代初以来全面地、大力地推行了计划生育,所以才使世界50亿人口日迟到了2年,使亚洲30亿人口日迟到近4年。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测算,195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2%,1975年上升到22.7%。1986~1990年,中国育龄妇女年平均人数达到2.98亿;1991~1995年,又增加了8.1%,年平均达到3.22亿左右〔8〕。假如不推行计划生育,那么2000年时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将上升至25%。正是因为卓有成效的人口控制,所以1990年中国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21.5%,预计这一比例今后还会有所降低。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被难民问题和非法移民问题所困扰。中国虽然有大量的过剩人口,但作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高度责任感的成员国决不会将过剩人口的压力转嫁给其它国家和地区。当然,我们也不想永远背着沉重的人口包袱蹒跚前进。鉴于此,除了大力发展经济外,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是唯一可供选择的良策。

  

  三、中国生育率已经达到更替水平,为什么还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一些同志认为,既然生育率已降到更替水平,计划生育不妨“松口气”。这种观点产生于对生育水平和中国计划生育终极目标的关系认识不深。这里涉及到人口控制或者说计划生育的依据问题。在表象上,似乎要不要计划生育与生育水平的高低有关。但从宏观来看,要不要计划生育并不完全取决于生育水平的高低,还取决于现有和未来人口规模以及由此引发的需求压力是否超越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从深层次看还取决于一国的国情。因为生育水平高低本身并不能真切地反映出人口问题是否存在及存在的严重程度、范围有多大。

  纵观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较高,但并不推行计划生育,甚至鼓励生育,如非洲大陆和西亚地区。又如日本生育率一度低至1.53,但并未改变一贯提倡家庭生育计划的初衷,仍深怕人口膨胀。

  深入考察之后不难发现,目前的“低生育率”呈现的只是全国的一个笼统平均数。它有三个含义。一是高生育与低生育地区的平均数;掩盖了一些高生育现象;二是针对低生育率本身的特点而言,我们对生育率的下降以及目前所呈现的低水平不宜过分乐观。三是低生育率目标的暂时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增长问题不复存在,相反地,由于低生育率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人口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目前,国内学者一般将低生育率的特点概括为不稳定性、非均衡性和不彻底性〔9〕。这些特点中包含了许多给人启迪的信息。其一,“不稳定性”表明生育率下降机制在总体上还是强制力主导型的,自发下降的机制力量还不够强大;也说明群众的生育意愿、生育需求与政府的生育控制要求之间尚有差距,短期内难以弥合,矛盾还会持续,生育控制稍有松懈,生育率就可能反弹;其二,“非均衡性”表明各地区的生育率下降在时间上有早有晚,在幅度上有大有小,我们不应被全国低生育率笼统的平均数字所迷惑,还应当充分关注未降低地区生育率继续下降的必要性,注意到“低生育率”背后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有助于我们对低生育率这一人口现象作更细微的考察,继而获得中国保持低生育率的经验;其三,“不彻底性”即没有达到控制人口的最终目标,意味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仍是必要的,这是减少未来人口增量,遏制人口规模继续膨胀的唯一途径。

  比较而言,“低生育率”的第一、第二层含义还是阶段性的成果,第三层含义达到人口最终稳定才是深层的,是触及问题本质的。现阶段中国“低生育率”和“高增长量”是历史的产物,它说明中国人口控制的历史使命并没有完成。众所周知,这种“低生育率、高增长量”已被概括为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人口增长的基本特点。从人口数量增长的阶段来看,中国已开始从“人口转变增长”时期转向“人口惯性增长”时期〔10〕。据预测,中国人口今后仍将持续增长40年左右,到2035年前后,总人口将增加到15亿以上。之所以在低生育率条件下,未来人口仍将有一个巨大的增量,直接原因是现有的人口基数过于庞大和育龄人群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过高。

  人口统计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人口增长率是出生率与死亡率之差与净迁移率之和。在中国,国际迁移因素对人口增长率的影响甚微,因而“人口增长率”实际上可以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来替代。这样,在死亡率变化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未来人口增长除了受现有人口规模的影响外,将较多地受到出生率的影响。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将出生率的变化分解成两个要素:一是生育率,一是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后者往往在近期和短期内难以改变。过去出生的人口变成了今日的育龄人口,这种变化是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使然,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是生育率因素,控制了生育率,也就意味着同时控制了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是减少未来人口增长的唯一途径。而要降低自然增长率,最终又取决于生育率的控制。

  中国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还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还出于中国为下世纪初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的考虑。这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找到说明。我国“原定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在1995年提前完成。在此基础上,中央建议,‘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确定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为下世纪初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奠定更好的物质技术和经济体制基础。”

  在中央的“九五”建议中,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作为奋斗目标,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是把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影响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建议中着重提出翻两番的目标是在中国人口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里实际上又说明人口增长量对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影响。

  “九五”计划要求2000年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意味着每年人口增长量不能不限制在1500万左右,下世纪前10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量限定在1000万,这就是为什么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还提出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论据。

  中国目前的人口同整个发达地区近30个发达国家的人口不相上下。我们努力缩小同它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首先就遇到人口这个分母增长量上的差别。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已基本趋于相对稳定,人口已不会有多大变化,但中国人口到零增长还要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人口惯性增长,总人口再增加1/4或1/3,即达到15~16亿才有可能。如果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低于发达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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