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写作计划、发表与结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6 次 更新时间:2016-05-11 0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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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梁启超(1873—1929)以《时务报》而声名大著,而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最著名的政论著述是《变法通议》,部分地表达了他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改革设想。这是他的成名作。然而,如同梁启超许多政论著述一样,《变法通议》是一部没有最终完成的作品,最后一部分是其流亡日本后所写,在《清议报》上发表。从《变法通议》最初发表的文本来看,他本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其后又多次改变,最后放弃了。该论著的结集,也有其特殊性。本文的目的,在于详细介绍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写作计划、最初发表与历次结集的情况,以解除一些读者和研究者于此中产生的误解。

   一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作为主笔的梁启超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一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其二为《变法通议•自序》。梁在《自序》中称:

   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蒙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这是他最初提出的写作计划,“为六十篇,分类十二”。可是,没有过多久,他改变了。八月二十一日(9月27日),梁启超在《时务报》第6册上发表《变法通议》的第四篇《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总论 续第五册》,再次说明其写作计划:

   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其总纲三: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其分目十有八:一曰学堂,二曰科举,三曰师范,四曰专门,五曰幼学,六曰女学,七曰藏书,八曰纂书,九曰译书,十曰文字,十一曰藏器,十二曰报馆,十三曰学会,十四曰教会,十五曰游历,十六曰义塾,十七曰训废疾,十八曰训罪人。所拟章程皆附于各篇之后。

   此中的十八“分目”,似应认为是总纲中“一曰教”的部分,梁应另有总纲中“政”、“艺”两部分的写作之“分目”。

   今天的研究者已无从得知梁启超此期修改后的写作计划,但从《时务报》已刊篇目来看,他的设想相当庞大,已发表者,只是其写作计划中的一小部分:《时务报》第1册发表为《变法通议•自序》,第2册为《论不变法之害•变法通议一》,第3册为《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议二》,第5册为《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总论》,第6册为《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总论 续第五册》,第7册为《论学校二:变法通议三之二•科举》,第8册为《论学校二:变法通议三之二•科举 续第七册》,第10册为《论学校十三:变法通议三之十三•学会》,第15册为《论学校四:变法通议三之四•师范学校》,第16册为《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第17册为《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 续第十六册》,第18册为《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 续第十七册》,第19册为《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 续第十八册》,第23册为《论学校六:变法通议三之六•女学》,第25册为《论学校六:变法通议三之六•女学 续第二十三册》,第27册为《论学校七:变法通议三之七•译书》,第29册为《论学校七:变法通议三之七•译书 续第二十七册》,第33册为《论学校七:变法通议三之七•译书 续第二十七册(误,原文如此)》,第36册为《学校余论:变法通议三之余》,第39册为《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议二之余》,第43册为《论商务十:变法通议七之十•金银涨落》。

   从以上篇目来看,根据“总纲三”、“分目十八”的原先设计,其纲目结构似为:

   自序

   变法通议一•论不变法之害

   变法通议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变法通议二之余•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变法通议三之一•学校总论

   变法通议三之二•学校•科举

   ……

   变法通议三之四•学校•师范学校

   变法通议三之五•学校•幼学

   变法通议三之六•学校•女学

   变法通议三之七•学校•译书

   ……

   变法通议三之十三•学校•学会

   ……

   变法通议三之余•学校余论

   ……

   变法通议七之十•商务•论金银涨落

   梁启超谈到的“十八分目”,应都在《论学校》之内,即“一曰教”。其已发表的分目与先前计划的“十八分目”,略微不同,且未能写完,尚缺原拟的“专门”、“藏书”、“纂书”、“文字”、“藏器”、“报馆”、“教会”、“游历”、“义塾”、“训废疾”、“训罪人”等分目。至于梁提到的“二曰政、三曰艺”,很可能还没有开始写。如果按照《时务报》已发表的篇章排列,很可能是《变法通议四•论政》、《变法通议五•论艺》。梁既已写《变法通议七之十•商务•论金银涨落》,《变法通议六》的题目当已存其心,然究竟是什么内容,无法推测。

   至《时务报》第43册(发行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之后,梁启超停止了《变法通议》的写作。其主要原因,自然是《时务报》的内部分歧,他与汪康年(1860—1911)已走向决裂。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手中的工作太多,时务学堂、大同译书局、《知新报》、各种活动与应酬以及大量的其他题目的写作,使之无法集中精力;而“二曰政、三曰艺”,即政治与艺学(相当于今日之各类科学技术)都是大题目,他此时的学力与能力似也有不足之处。由此来分析,“六十篇”、“分类十二”、“总纲三”、“十八分目”,都可以理解为这位二十三岁年轻人的雄心壮志,并非已经达到全然在胸、抒展自如、随时可喷发之完美境界。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梁启超离开湖南,取道上海至北京。他此行的目的,是参加当年的会试。然在此时,德国占领青岛,俄国占领大连,远东国际形势大为动荡,戊戌变法由此而发生。梁启超进京后跟随康有为(1858—1927),参与了康的许多奏章和进呈书籍的写作,在京城兴起一阵阵改革大波。《变法通议》的写作计划,只能搁置。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1898年6月13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1844—1918)上奏保举梁启超,光绪帝(1871—1908)下令总理衙门察看。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梁启超,下旨:“举人梁启超着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对于这次召见,梁启超称:“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厉(励)。”由此,梁启超将其在《时务报》上已发表的《变法通议》,除去《论商务十:变法通议七之十•金银涨落》一篇,加上其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八篇和麦孟华(1875—1915)发表的一篇政论文章以及《湖南时务学堂课程》,抄成七册进呈。这应该是《变法通议》的第一次结集。

   二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编《清议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清议报》第1册在日本横滨出版,发表了梁启超《续变法通议》的题记,称言:

   余于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896)之秋,始为《变法通议》,登于《时务报》。冀我后我大夫,或赐采择……乃未及两载,而学校科举之议,已一一着诸功令。且并有草莾臣所未敢言者,而圣天子已毅然而行之者……方今朝局一变,顽焰复炽,其艰难视丙申间殆十倍焉……用更缀述所怀,续成前作。明夷待访,期以岁年。光绪戊戌十月任公自记。

   在此题记之后,刊出《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变法通议外篇一 续时务报五十册》。从文章的内容来看,当属梁启超到了日本之后所写,且为其先前的政策自辩,即称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期间已有调和满汉的政策设计。但“外篇一”一语,又提示着梁启超写作计划的再次改变,即“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和《变法通议七•商务》之外,还有“外篇”的设计。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9年1月2日),梁在《清议报》第2册上发表《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续变法通议外编一 续第一册》,重续前说。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899年1月22日),梁在《清议报》第4册上发表《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变法通议四•官制篇》,继续为其先前变法的举措自辩,即他们在百日维新期间已有安置守旧大臣的办法。但“变法通议四•官制篇”一语,似又可说明其先前的写作计划:先前发表的《变法通议三》,即“一曰教”,为《学校篇》;其《变法通议四》,即“二曰政”,为《官制篇》。然而,到了此时,梁启超的思想与写作目标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致力于《戊戌政变记》、《国家论》、《自由书》等新著述的写作,《变法通议》作为尚未完成的著述,此后没有续作。

   从梁启超在日本所写《变法通议》最后两篇中,可以看出其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发表在《清议报》第2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续变法通议外编一 续第一册》,起首即言:

   圣哉!我皇上也。康南海之奏对,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满汉不分,君民同治。斯言也,满洲全部人所最不乐闻者也,而我皇上深嘉纳之,将实见诸施行焉。虽被掣肘,未能有成,然合体之义,实起点于兹矣。满人之仇视皇上也,谓皇上有私爱于汉人,有偏憎于满人。

   又称:

   夫以公天下之大义言之,则凡属国民,皆当有爱国忧国之职分焉,不容有满汉、君民之界也。即以家天下之理势言之,则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尤不能有满汉、君民之界也。

   前已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是响应当时的指责;然从其内容而言,却是梁启超到了日本之后的创造。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没有提出过“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建策或言论,光绪帝也绝不会同意“君民同治”,更不可能“见诸施行”。此时梁正在写作《戊戌政变记》,编造了许多光绪帝、康有为的“史实”;就在《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一文中,梁也编造了光绪帝最恶内务府的“史实”。

   如果从这篇文章的主旨来看,说的还是满汉问题;然在后来的研究者眼中,文中“君民同治”和“不容有”“不能有”“君民之界”之类的词句,很容易被放大。在当时的政治术语中,这类词句一般指英国、德国、日本等君主立宪国家,很容易被研究者当作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期间有意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政治方向来看待。这就将康、梁到日本之后的思想,当作其在“百日维新”中的政治思想和政策设计,牵涉到戊戌变法的性质。也有一些研究者未加核对,引用这些文字,做出了错误的判断。[page]

   三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值梁启超三十虚岁,其朋友兼门生何擎一(天柱)编辑梁的文集《饮冰室文集》,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为其祝寿。该文集是大体按照时间顺序来编的,《变法通议》的各篇分别编入《丙申集》、《丁酉集》、《戊戌集》中,使用的是原来的篇名,已经没有《变法通议》的总标题,更没有原刊在《时务报》、《清议报》上诸如《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论商务十:变法通议七之十》、《变法通议外篇一》、《变法通议四•官制篇》之类的副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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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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