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4 次 更新时间:2016-05-09 21: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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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新浪微博调动多个部门协同作战,投入50名工作人员,每天24小时专人专班负责监看、清理工作。2015年1月到6月底,站方清理了涉及专项工作新闻报道的负面评论170条,清理借助微博平台企图实施敲诈犯罪的违规内容3162条,关闭发布违法内容的帐号103个。在百度搜索上,清理屏蔽关键词共376个;清理有害联想词、相关搜索共753个;清理有害url5572个;清理有害站点382个。在百度贴吧,共清理有偿删帖信息10万(其中图片7万,文字3万)。([103])

  

   这种做法尽管非议很多,但是确实是不得已的做法,因为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对网络言论的内容不做任何控制——特别是事后控制,企业自己的管理行为,也体现了自身遵守法律、维护企业利益的要求,因为违法行为不仅将导致自身经济利益、企业信誉受损,甚至于会受到民事追究、行政处罚和行事处罚。

  

   (五)通过网络执法过滤或删除违法的司法报道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较为发达的国家都成立了网络警察以便严厉打击网络犯罪行为。2003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下令组建了国家网络安全处,下设三个部门,分别担负三项职责:一是识别风险和减少政府以及私营网络的安全漏洞;二是管理一个网络安全跟踪、分析和反应中心,以便探测对互联网的攻击并向公众发出警报;三是开发有关安全措施的教育计划。这一机构既行使一般网络警察的职权,又在级别上高于一般的网络警察,从而在组织形式上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在英国,伦敦警察局犯罪部主要负责打击计算机犯罪行为,同时为社会大众解决计算机病毒等问题。在法国,巴黎警察分局成立了信息技术犯罪缉查处,这些网络警察负责信息网络的安全运行和打击计算机犯罪行为。德国也成立了网络警察,这些网络警察坐在电脑屏幕前就可以追查网络上的各种犯罪行为,很好地打击了网络犯罪行为。([104])

  

   有害信息治理技术的核心是有害信息的发现技术。发现技术包括主动发现和被动防御两种方式,主动发现的方式主要指基于搜索引擎的有害信息主动监测,被动防御的方式则以网络内容过滤和封堵为主。借助网络有害信息的发现机制,可以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对网络有害信息进行监测、过滤、屏蔽,以使其难以在网络上传播,从而达到净化网络的目的。目前,许多国家均实施了内容过滤政策:例如,欧盟采取技术措施处理有害内容,增强过滤软件和服务的实际效果,确保用户对信息的选择接受权利;日本总务省与NEC共同开发过滤系统,防堵有关犯罪、色情与暴力的网站;美国的中小学如今都对学校的电脑实行联网管理,集中对那些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网站进行屏蔽;新加坡等“严格限制媒体”的国家公开列出一些网站和需要过滤的关键词,强行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ISP)进行封堵。([105])

  

   我国网络警察是一个最年轻的警种。1983年,为确保我国计算机应用顺利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正式成立计算机管理和监察司;1988年12月21日,公安部印发了《全国公安计算机安全监察工作会议纪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迅速建立一支公安计算机安全监察管理队伍。1994年2月18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其第6条规定:“公安部主管全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第17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行使下列监督职权:(1)监督、检查、指导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2)查处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违法犯罪案件;(3)履行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的其他监督职责。1995年八届人大第12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6条第12项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的职责。”

  

   1997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新刑法中增设了有关计算机犯罪的三个条款。1998年,公安部正式成立“公共信息网络监察局”,中国自此有了专门的“公共信息网络监察人员”对互联网进行监督和管理,打击网络违法犯罪,人们习惯称其为“网络警察”。([106])自9月20日起,河南省18个省辖市的“网络警察”开始执行网上巡逻及处警任务。当网民发现网上有淫秽色情、赌博、诈骗等内容或遇上黑客攻击、病毒及木马侵入等情况时,均可直接点击全省设立在116个网站和286个论坛上的“报警亭”和虚拟警察,举报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求助与咨询。([107])

  

   2015年5月,针对当前网络出现的各种违法犯罪和有害信息的情况,公安部建立网警常态化公开巡查执法机制,使网警的执法工作从原来的幕后走向台前,这次最大的改变是在网上亮明身份。网警设立已有18年时间,以往多在网络终端后面筛查违法信息,一旦发现违法、传谣的帖子就会予以删除,但是发帖者或许并不知道自己的帖子已涉嫌违法。这次网警公开亮明身份,对于一些涉嫌违法、传谣的网帖将会采取面对面“拍肩膀、打招呼”的方式,直接提醒网民删除违法信息。网警以下列方式公开巡查:

  

   一是通过24小时巡查,及时发现网络各种违法犯罪信息和有害信息;二是依法震慑制止网络违法犯罪和网上不良言行,对情节轻微的网民进行教育警示,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三是发布典型网络犯罪案例和警示防范信息,协助网民提升网上安全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四是接受网民举报网上违法犯罪线索,开展网上法制宣传教育等等。([108])

  

   在过滤或者删除的内容上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案件的炒作性报道和评论如果既不会危害国家安全、个人隐私,也难称为谣言,仅仅是对案件有立场上的偏向的信息,不应当属于过渡或者删除范围。要过滤或删除这些信息,一则没有执法依据,二则,网络警察对该信息是否是对司法有害的信息也不好判断,操作起来有困难。拿过滤来说,一篇涉案报道,基本上来说,文字上不会明显出现的反动、淫秽字眼,顶多会写某某法院、某某人,表面看不出问题。删除就更应当慎重,我们不能因为一篇报道提到了案件信息就贸然动手,网警或网站管理人员不适合在言论自由和司法公正这个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权衡并立即作出执法行动。

  

   当然,目前公民最大的担心是警方在行使合法权力时滥用国家权力,对普通公民的权利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尤其是进行网络监管的民警,如果出于个人或其他目的违法监管,势必会对普通公民的通信自由权、隐私权造成伤害。而这些伤害又是处于没有觉察之中的,无法提起司法救济。([109])特别是网络警察有直接删除“有害信息”的权力,这一权力如何受到限制,使其谨慎行使,这是一个难题。但是,从目前的法律依据来看,这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为了使这一行为符合行政行为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有必要将现在“亮明身份”的做法作为执法行为程序正当的基础性要求,对第一次删帖行为做到身份留痕;还要将删除内容予以保留,并在技术上区分媒体自我删除和警察执法删帖,留存删除内容的证据,以保护被删帖人的言论自由权。现有的法律文件只是强调执法的权利,没有能够体现执法过程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是不适当的。必要时应当出台专门的《网络警察执法法》,对网络执法进行规范。

  

   (六)对媒体的不当报道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媒体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除法律责任外,还包括行政责任和道义责任。行政责任指媒体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对媒体所作的处理;道义责任指媒体的行为应当符合公众的期望,否则将遭受公众的不利评价。本章所讨论的媒体不当报道的责任是指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权时因不当报道而对他人应负的法律责任。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是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服从,人人都须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不存在任何法外特权。在我国,虽然绝大多数媒体因具有“半官方”属性而地位独特,但它们在法治视野中仍是普通法人身份,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不享有任何责任豁免。

  

   在《新闻法》尚未出台的背景下,200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一)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二)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三)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和安全的;(四)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干扰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五)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这是媒体所称的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媒体司法报道发布的“五条禁令”。

  

   上述五条禁令的内容中,其中第一、三项是属于媒体泄密和侵害个人权利的内容,而第二、四、五项则可以概括为是媒体的“有害性报道”,即对公正审判有损害的报道。但是,这三条内容中“严重失实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含义是什么呢?最高人民法院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自禁令颁布以来也并没有“依法追究相应责任”的情况出现,使这一禁令成了摆设、成了停留在纸面上的规范。当然,从《若干规定》来看,我国的禁令采用的是事后追究的方式,“人民法院发现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即并不针对具体案件事先向媒体发布禁止报道的命令——司法缄口令,而是对已有的报道发现违背了“五条禁令”时向相关新闻单位通报情况、提出建议、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什么是“依法追究”,这需要我们依据其他已有法律来分析。我国规范媒体报道行为的立法或规则较多,主要包括四类:

  

   1.相关法律的规定。例如,现行《刑法》中约有20余个罪名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如侮辱罪、诽谤罪、泄露国家秘密罪;《刑事诉讼法》第194条是对在庭审过程中违反法庭秩序的旁听人员予以惩罚的规定,当然适用于媒体记者;媒体不实报道侵害他人名誉权或者是未经同意披露他人隐私的,《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都规定了责任条款;《保守国家秘密法》对出版物、广播电视节目、互联网等,要求遵守有关保密规定;此外,还有两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网络安全的决定,即《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目前,全国人大已经起草了《网络安全法》(草案),2015年7月6日起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对草案的修改意见,([110])正式立法可望于近期出台。类似的立法将为互联网有害信息治理提供执法依据。

  

2.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各部门规章,如《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其中,《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32条禁止广播电台、电视台制作、播放载有下列内容的节目: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泄露国家秘密的;诽谤、侮辱他人的;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的九条禁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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