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行走五十国看中国崛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38 次 更新时间:2016-05-09 09: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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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刚  

   4月28日下午,中国人大重阳系列讲座第66期如期开讲,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著名时政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丁刚进行了一场主题为《行走五十国看中国崛起》的演讲。

   作为驻外20多年的记者,丁刚畅谈了自己游历50余国的心得体会。他从西方文明的传播及其对非西方国家的影响谈起,比较了一些国家的发展实践,分析了中国崛起以及制造业发展背后的文化原因。

  

  

了解一个国家实力与公民素质最短平快的方式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看什么呢?第一,看世界有多大;第二,看中国走向世界的脚印,看我们站在哪里;第三,看世界中的中国。我们在哪里,我们是怎么走到这里的,下一步我们迈向哪里。

   在开始讲之前,我简单讲一讲如何在最短的时间,也就是一两个小时里了解一个国家。

   首先看厕所。

   我2008年去蒙古,在乌兰巴托国际机场下了飞机就去厕所,只有一个小便池。到了乌兰巴托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是刚刚从四星升到五星的,马桶滴水,坐在上面还摇摇晃晃的。

   厕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甚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千岁丸——日本1862年中国观察》这本书,日本闭关锁国200多年之后, 第一艘到中国的船,回去以后他们就有一段描述当年中国的厕所的情况,还有中国人吸食鸦片。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人觉得他们肯定能够打败中国了,因为有日本人在那本书中断言,给我一万骑兵就肯定能征服中国。

   第二,请注意一下海关人员的牙齿。

   牙齿的整齐与洁白程度是一个国家医疗水平、福利水平的标志。一个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牙齿就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来。联合国十大健康指数之一就 有牙齿,而且联合国有一个“8020标准”,到80岁以后的人群中,有多少人还保留了20颗完好的牙齿,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医疗水平很重要的标准。

   我看了一下联合国的指数,大概我国是在18%左右,日本比较高,在23%,欧洲和美国都比较高一些。在欧美留过学的人都知道,大部分欧美国家18岁以下小孩未成年人看牙基本都是免费的,18岁以上的人,很多国家还有补贴。在我工作过的瑞典,应该说社会福利是全世界最好的,他们对牙齿特别重视,基本上全民医保中就把看牙的费用包含在内了。

   第三,交通。

   一出机场有没有人拥上来拉你坐出租车,是不是乱要价,这也是一个标准。我在南美很多机场遇到有人拥上来拉你坐他的出租车。在巴西如果晚上打出租车,遇到红绿灯时,这个车该停还是不停,几乎都成了问题,因为红绿灯停车就有可能遇到危险。很可能有个人拿着枪,也不知道真枪假枪对着你,当然一般不会发生生命危险,但抢劫很厉害。我们中国媒体常驻那边的一位记者有一次刚下飞机,坐了出租车,遇到红绿灯停下来以后,后面骑摩托车的就上来,拿枪顶住他。其实我们都知道的,出这种事我们赶快就把钱包手机,身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那个劫匪特别怪,他还不要。他就指着我们这位同志手腕上的手表,就要这块手表,最后把那块手表抢走了。当然,这就不仅仅是交通问题了。

   我上面讲的这三个小的方面,一个是厕所,一个是牙齿,一个是交通,实际上背后的大背景就是一种规范,是一种秩序,是人口素质和管理的水平。这些东西怎么来的?

  

判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隐形标准

   我一直在想,我走了这么多国家,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左右着我自己对这些现象,对这些事情做比较。这里面有一个参考指数,或者是参照系,有一种标准在里面。

   我们生活在标准为王的时代,这个标准就是我们自己去衡量一个国家,衡量一个社会,究竟是属于哪个发展阶段,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

   我非常幸运,在退休前两年多的时间内能够在南美工作。

   我们知道500年前欧洲人开始发现世界之旅,是和南美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在南美的顶端就是霍恩角,再往北一些就是麦哲伦海峡,我退休前去了一趟。

   我们今天的标准和规范,包括我们所理解的秩序和制度等等很多东西都是五百年前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就是从麦哲伦、哥伦布为代表的这么一批探险者的脚下开始的。

   我坐的船行驶到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交汇处的时候,剧烈颠簸,当时我吐得非常厉害,船很大,但还是受不了。当时麦哲伦这些人怎么能够忍受那么巨大的痛苦,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绕世界一圈,把航路打开,我体会到这确实是太艰难了。

   那时的探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经济上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他要寻找丝绸、胡椒、丁香、肉桂等。实际上欧洲人那时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带了自己制造的一些铁器,去和阿拉伯人换,因为当时做中国贸易的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可阿拉伯人看不上他们这些东西,后来他们就到南美去找矿山,找黄金、白银,然后掠夺回来,拿这些东西到亚洲这边来换。

   麦哲伦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远征队,到过现在所谓的南洋那一带,那里有一个香料群岛,回去以后就要求去探险。

   麦哲伦当年寻找通往太平洋的航道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和阿拉伯人争夺世界,要把世界的航行权掌握在他们手里。这边从好望角绕过去的路不是很畅通,就要从南美大陆那边往过走。

   再一个就是宗教的力量,一方面是要打败穆斯林,一方面是向东方传播、寻找知音,共同对抗穆斯林。他们带着一种传播宗教的使命感开始扩张的。

   船到了菲律宾群岛,麦哲伦知道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因为他原来到过这个地方,虽然听不懂当地人说话,但他知道那种口音,所以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他完成了使命。他被土著干掉了以后,其他的船员就把剩下的船开回欧洲,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绕地球一圈的伟大航程。

   我到南美之前也非常想走这条路,后来终于有机会。这个确实是让我看到了,五百年之后的世界是怎样走过来的。

  

全球化不是平等的

   在《共产党宣言》里有这样几句话,“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正像它使乡村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恩格斯也有评价,说世界一下子大了差不多10倍,现在展现在西欧人眼前的已经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一,而是整个地球了,他们赶紧去占据其余的四分之一。

   全球化开始了。但我们记住,全球化不是平等的,西方对其他地方的发现不是降福世界,而是征服世界。这不是土地和民族这么简单的征服,它也是思想的征服。这种标准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比如像我们用的钉子、几号电池这种标准,更重要的是,它也是思想的标准。

   从此以后所有西方的有关政治、经济,甚至国与国关系的协议和协定,包括我们现在学国际关系的学生都要学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从这里开始,并且走向世界的。

   怎样认识西方文明开始传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我刚才说的,资本是贪婪的,不惜牺牲一切代价,要追求增长。二是宗教的强力传播,这两点构成了西方向世界的扩张。

   在南美很多国家都有黄金大教堂。秘鲁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堂,在印加古城库斯科。去马丘比丘必须要先去库斯科,库斯科是印加帝国故都,那边有一个太阳神殿,太阳神殿原来有用黄金砌成的墙面。

   西班牙殖民者来了,把印加帝国的国王骗到他们那里给抓住了,就让印第安人赎回,结果印第安人就把太阳神殿的黄金扒下来交给了西班牙人。但西班牙侵略者最后还是把印加帝国的这位国王给杀掉了。后来,他们占领了库斯科,在库斯科建了一个黄金大教堂。这就是两种力量的结合,一种是对资本追求的力量,一种是宗教传播的力量。

   后来也有学者对比了七世纪、八世纪,那时候穆斯林在北非和中东也扩张得挺厉害,但有两点不同的地方,一是一定要信我的教,不信则亡;二是一定要用我的法律和制度。一直到现在西方还是这样做的。比如,美国人在伊拉克、在中东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错过了面向海洋的机会。实际上,我们那时资本和宗教的力量都没有,我们拿什么面向世界?即使你能造船,郑和那时候的船是很好的,但你没有对资本的强烈追求,没有思想的力量,没有信仰的坚守,你可能很难走出去,或者走一半就回来了,走不远,留不住。

  

寻找控制资本力量的方式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脱美国化——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这篇文章引起了较大关注。很多美国人都不愿意承认纽约是能够代表美国的,但我在美国走了很多州,最后我觉得最能体现美国的还是纽约。在纽约生活久了,就能感觉到高楼大厦背后跳动着的对资本追求的力量。

   一位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说,进了华尔街的公司就像一颗小螺丝钉一样,立即就得随着机器快速运转。你只要被人家装到这个机器上,就会身不由己地去转动。站在那些摩天大楼下,你肯定能感觉到,世界上只能有一个纽约,就像世界只能有一个美国一样。

   在美国之前,我在瑞典、比利时工作过,就拿瑞典比。实际上在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在早期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时候,大批的瑞典人到美国,大概走了100多万人。

   为什么这么多人去美国呢?瑞典政府当时觉得很奇怪,政府就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人们向往在美国自由的生活,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个人发展有广阔的天地。那么到底美国模式是一种什么情况?

   有学者就去了美国,其中有很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缪达尔,还有格林,这两个人都是瑞典社民党的重要成员。这两个人去了以后发现,美国贫富差距太大了,不是瑞典社会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在一战之后,当时美国社会运动、工会运动发展得很厉害,劳资严重冲突。这两个人觉得瑞典不能走这条路。回来以后,他们写了很多文章,并且参与了政府的决策。当然不完全是美国因素,还有其他包括历史、文化因素,导致后来瑞典模式的出现,对资本的力量有所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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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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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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