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与时俱进的中国新闻传播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7 次 更新时间:2016-05-07 16: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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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  
以及新近提出的在网上发表文章是否应署实名以确定法律责任等问题。说明新闻立法的问题,始终是近20年来新闻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一个真正法治的国家,理当有一部适合我们国情的新闻法。为了充分体现我们的“政治文明”,为了使宪法本身和宪法规定的权利得到确实的法律保障,我们都需要有一部规范新闻传播行为的单行法。这既是对新闻从业人员权利的保护,也是对他们的职业行为的一种约束,使新闻传播活动的运作和管理,能够全部纳入法制的轨道。只要新闻法一天没有制定出来,有关新闻立法问题的研究都将会是新闻学者们继续关注的一个焦点。再次,是有关舆论监督的问题的研究。舆论监督主要是对权力的监督。如何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这是毛泽东早在1945年7月和黄炎培的谈话中,就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指出,只要有了民主和监督,政府就不敢松懈,并认为这是解决历史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重要举措。

   邓小平在1957年也提出过“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问题。上述的监督,既包括党的自我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也包括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监督。而人民群众监督的最直接最广泛的形式,也就是舆论的监督。有关舆论监督的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十六大召开以前,一直持续不断。不少学者曾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过探讨。即:(1)舆论监督的原则问题。认为舆论监督应该遵循以下的几个原则:人民利益的原则,真实性的原则,平等的原则。既要求媒体的监督机制得到有效的发挥,也要求这种监督尽可能地减少负面的影响,有助于改革、发展和社会的稳定。(2)舆论监督与法治的关系问题。认为现行的法律,还没有给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舆论监督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一定的法律定位。认为舆论监督是一种公权,但也必需尊重私权。不应因行使公权而牺牲私权,也不应为维护私权而牺牲公权。因此,舆论监督与公正司法具有同样价值,需要正确地处理两权之间的关系,建立平衡的标准。另外,监督者本身也需要接受监督。这些都应通过立法来求得解决。(3)舆论监督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认为舆论监督的重点,是对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和公务员言行的监督,特别是各种腐败现象的揭露和批评。舆论监督的难点,除了法制不够完善外,主要来自地方保护主义、新闻官司的威胁和各种类型的“投鼠忌器”式的顾虑。十六大召开前后,学者们对舆论监督的研讨更趋热烈,并且得到了中央和地方纪委和人大领导人的支持。在《人民日报》举办的一次“新世纪党报舆论监督研讨会”上,一位中纪委副书记就曾指出“党报的舆论监督还可以更理直气壮一点,分量还可以多一点,再多一点;力度还可以大一点,再大一点”[1]。

   十六大召开以后,不少省市的人大又纷纷制颁地方性法规,对媒体的舆论监督给予大力支持。如乌鲁木齐的市人大审议通过的《预防职务犯罪条例》,确认“新闻媒体”应该“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2]。福建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在审议中的《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草案)》中,支持新闻媒体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舆论监督。[3]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新近召开的内务司法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允许新闻媒体及时披露司法部门的司法调查活动,并支持前者对后者进行必要的舆论监督。[4]云南省的高级法院则公开发表声明,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活动提出了六项具体的保护措施。[5]这些都说明相关的研究,对舆论监督的实际运作,已经取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舆论监督对促进社会稳定具有正面的宣传效应,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任重而道远,都还应该继续加强。此外,还有一个热点,就是媒介经济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步开展起来的。在此以前,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新闻传播媒体被认为是这一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重意识形态,轻经营管理;讲究的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一切由国家包下来,不计成本,不计盈亏。上世纪50年代中期,王中教授曾经提出过报纸有宣传工具的属性和商品的属性即“报纸有两重性”的观点,刚一提出来,就被定为右派言论,遭到了严厉批判。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市场经济的某些规律,经营管理样样要算账,要考虑成本,媒介经济的研究,才开始受到重视。90年代中后期,这方面的研究侧重于新闻或媒体商品性的讨论和媒体经营管理的讨论。有关新闻或媒体是否有商品性的讨论,在研讨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新闻是一种意识形态,媒体则是意识形态的载体,都不具备商品的属性,也不宜实行产业化。一种则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媒体已成为一种产业,具有商品属性,新闻也是一种商品,新闻机构与新闻受众之间的关系,是等价交换的关系,新闻事业必须产业化。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承认媒体具有某种商品属性,但同样承认它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媒体的商品性主要体现在广告和发行上。它所发布的新闻则不具备商品性。媒体的经营必须按企业化的方式进行,但不能办成唯利是图的纯营利机构。媒体必须遵循正确的编辑方针,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当媒体的经济效益与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利益发生矛盾时,它必须放弃眼前的经济效益,履行它的社会责任维护它所代表的政治利益。在任何情况下,媒体都必须坚决地抵制任何形式的有偿新闻。有关媒体经营管理的讨论,在研讨过程中,着重探讨了媒体的政府管理、法律管理、部门管理、社会管理、新闻单位内部机制管理等五种管理之间的关系和媒介管理特别是报业经营管理所面临的办报是否要追求发行量,报业经营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报纸如何发行,广告市场如何规范,报社内部管理体制如何改革等问题。与此同时,报业集团、广播集团、电视集团的组建,媒介的多种经营,广告观念的变革与报业市场化的相互关系,新闻资源的拓展与媒介市场的细分化,媒介资本运营的模式与方向,媒介产业运营的风险管理与规避,以及党报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增加亲和力和竞争力等问题,也都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如何在新形势下,应对入世带来的机遇、挑战和冲击,使中国的媒介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又成为近一段时期以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在此前后,各新闻媒体的研究机构、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和新闻学术团体,曾多次组织学术研讨会,广泛探讨了中国入世后传媒业面临的市场新格局和新形势下传媒产业经营管理改革的目标和步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传媒业应该积极推进媒体的经营管理改革,大力加强传媒机制的创新,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抓住机遇,做大做强,努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体经济发展新局面,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在已经入世的情况下,创新是传媒经济发展的灵魂,也是传媒经营最重要的理念和方法。此外,新闻传播工作者和新闻传播媒体如何体现“三个代表”;如何实现“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等三个“贴近”;如何使自己的工作能够充分体现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如何改变“我宣传,你接受”、“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等传统的宣传手法;如何开展有效的舆论监督;如何在宪法总纲的指导下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如何提高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修养和敬业精神;以及新闻传播美学的问题,新闻传播策划的问题,新闻传播受众心理的问题,舆论调查的问题,及应该重视新闻传播史研究中的“中间势力报刊”研究的问题,等等,都是近期新闻传播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上述的几个发展阶段和十六大以来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情况,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即新闻传播学这门学科,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根本利益维护情况的发展,以及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8月12日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必需和其他文化事业一样,“都要坚持正确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努力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也要不断地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6]。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也应有相应的发展。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者必须紧密地联系实际,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富有创新意识的前瞻性的研究,为新闻工作者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借鉴。新闻传播学这门学科,具有十分强烈的与时俱进的特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都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原载《光明日报》,2003-07-22)

  

   【注释】

   [1]见《同舟共进》,2001(12)。

   [2]见《组织人事报》,20030515。

   [3]见《文摘报》,20030605。

   [4]见纽约中文《世界日报》,20030703。

   [5]见《光明日报》,20030618。

   [6]见《人民日报》,2003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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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3-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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