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平:“五四”文化精神的另一种传承

——对台静农“跨海”人生的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 次 更新时间:2016-05-06 15: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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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  

   “五四”文化精神在光复后台湾的延续、传承是一种颇为复杂的现象,这涉及到战后台湾政治空间的转变、大陆赴台知识分子后半生的道路选择等问题。

   在1945年后赴台知识分子中,台静农是极为重要的一位代表人物,其多重的文化身份如乡土小说家、古典文学研究者、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长达20年)、书艺名家等相互叠合,隐寓着现代知识分子与时代、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而研究者对其的解读也往往以赴台为界,着重描述外部环境变化对其心态、文化生命的影响。

   笔者则认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台静农本人早年在北京大学特别是国学门的一段经历、活动对其产生的影响亦同样重要,甚而是更为内在、长久的。

  

一、从《白沙草》谈起

   1946年赴台之前,台静农任教于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这一年,女师院发生了学潮,台静农则因站在学生一边而主动递出辞呈,在进退两难的处境之下,受许寿裳之邀渡海赴台,与同一时期前去台湾的魏建功、李霁野、黎烈文等众多知识分子一起,试图在光复后台湾开辟出新的文化空间,以接续“五四”传统。而此前,台静农则在四川江津白沙镇度过了八年岁月。

   20年代末30年代初,台静农与左翼人士的密切往来使得其几次遭牢狱之灾,后来不得不离开北京,辗转任教于厦门、青岛等地,抗战爆发后到四川江津的白沙镇才算安定下来。

   江津县位于重庆上游,距重庆市中心60多公里。抗战期间,一些文化机构、学校如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川东师范学校、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等迁入白沙,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化区。

   台静农1938年入川后,先是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其后又任教于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尽管生活清苦,但依旧不辍笔墨。在1938至1946年间,台静农共计写下散文16篇、小说4篇、论文7篇以及剧本一部,此外还留下大量旧体诗创作。其中4篇小说写于1938-1939年间,1938年-1946年间则共写作旧体诗37首,后被辑为《白沙草》,包括6首五绝、17首七绝、5首五律、7首七律以及2首五古,多数诗歌的具体写作日期已不可考,只能据诗作内容大致推算,而一些字词也因年月久远记忆之差,兼分别抄送、书赠学生时误笔,故有“林(文月)本”、“台(静农)本”、“施(淑)本”之别,此外,郑清茂等人所藏的诗句亦各有别。

   从台静农这一时期的创作可以看出,他尽管依然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注,亦不无讽刺之笔,如几篇小说虽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早年《地之子》、《建塔者》中的风格,但已更多将重心转向旧体诗写作,并与柴德赓、罗志甫、陈独秀等人时相唱和,过从甚密。

   这一时期,台静农的心态、文风都发生了大的转变,他赴台后的文化活动可以说都是这一路向的延续,《白沙草》的写作则实际上可看做是台静农文化生命的重要转折点。

   而就台静农的早年经历而论,似乎并无专门学习、写作旧体诗的背景。他的第一首诗《宝刀》是典型的新诗风格,后来更以《地之子》、《建塔者》等乡土小说的写作赢得了鲁迅的赞誉:“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然而,正如鲁迅同时所言,“台静农是先不想写小说,后不愿意写小说的人,但为了韦素园的奖励,又为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只得动手了。”

   台静农其时志在“学问”而不在“文学”。1922年初,台静农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先是在北京大学作旁听生,1923年起在北大国学门半工半读。这一时期,除了小说创作外,台静农其余的大量时间都用来在北大中文系听课,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台静农对传统文化、古典文学研究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而北大中文系、国学门诸多师长的治学、授课风格都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日后逐渐显露。

  

二、北大国学门传统的传承

   北大国学门正式成立于1922年1月,其创立是有自身背景的。早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蔡元培就在《大学令》中提出设立大学院,“为研究学术之蕴奥”。但后来随着他的离职,此一设想并未能实现。

   然而,蔡元培对于教育、学术自由和独立的追求始终没有停止。1921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中开头即提到:“本校为预备将来设大学院起见,设立研究所,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并计划在研究所中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其中国学门后来下设有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方言调查会等。

   应该要关注的是,作为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国学门不仅在建制上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型,在具体的学术研究项目的选择、计划的制定方面也处处可以见到现代学科体系的雏形,此外,国学门借助学术刊物和书籍的流通以及北大在中国教育、学术界的特殊地位,迅速汇聚起更多的学术资源和来自政府和民间的支持,成为现代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机构。

   而国学这一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性进程有极大差异的学科,在近现代中国亦经历了蜕变的过程,从学术体系到方法的整理,已经不可避免地融入到现代学科体制中,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这在北大以章门弟子为首的诸多学者的研究中可以见出,在胡适在1923年为《国学季刊》创刊所作的宣言中亦可见端倪。在宣言中,胡适提出了一种以西学的眼光、科学的方法来治国学的思路,此宣言虽由胡适执笔,却“代表全体”。

   而《研究所国学门启事》中也提出:“吾国学术向来缺少分科观念,在未经整理以前,不易遽行分科而治,故本学门设立宗旨,即在整理旧学,为将来分科之预备……”这代表了当时国学门众学者的一种思路,即以西学的眼光治国学,其中也包括朱希祖等章门弟子,这与胡适“整理国故”的学术思路、方法有相同之处。

   有学者指出:“就整体的发展趋势看,整理国故期间,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过渡的一段里程。”这其中,应该给以特别重视的是以“整理国故”为中心的学术传统的过渡与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以现代眼光重新观照、整理传统的现代学术范式正是与崇尚科学、民主的“五四”精神相吻合的,而国学研究也由此具备了“新国学”的特质,日益“多元化”与“专业化”。

   而这一点在作为承传学术、开一代研究新风的北大国学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国学研究所的年青人中,后来成为学术大家的不在少数,如顾颉刚、董作宾、商承祚、容庚、赵荫棠等。在向以思想激进、学生运动迭起而被目为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大,这样一种传统无疑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国学门主任为沈兼士,其下各部门则除具体负责人(通常为教授)之外,又有一些人员承担具体工作:“至于国学门中具体事务的推动,诸如学会的活动、研究室的管理、出版物的编辑,则皆由主任委派专人办理。这些人主要是国学门中的助教、干事和书记,他们都受主任沈兼士指挥,处理研究所的一切事务。”

   台静农即为风俗调查会的管理人,负责日常工作。考古研究室的管理人是庄尚严,方言研究室是董作宾,歌谣研究室是常惠。对此,台静农在晚年的《忆常维钧与北大歌谣研究会》一文中深情地回忆:“当时北京是各路军阀争夺的据点,大学教职员薪水都发不出,研究所自无力推展。可是我们几个年轻人终日相处,虽谈不上什么研究工作,却有朋友之乐。”这应该是1923年到1925年间的事情。

   作为北大旁听生的台静农如何进入国学门不得而知,但应与师长的提携不无关系。事实上,台静农在读书期间就与沈兼士、陈垣(陈援庵)、刘半农等人关系较为密切,陈援庵后来出任国学门的导师,后来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后,更将其时资历尚浅的台静农引入辅仁任讲师。

   后者在《辅仁旧事》一文中回忆了这一往事:“若按照现在大学教员任用条例,不经审查,没有教学资历,或者学位等等,绝不可能登上大学讲台的。六七十年前的旧京的文化背景,自有它的特异处。”这对后来台静农在台大中文系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的作为起了很大影响。

   台静农早年交游颇广,其中长者尤多。在北京与沈兼士、傅雪斋等人来往时,台静农只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但后者多已中年甚至进入老年,这对其文化趣味的养成不无关系。

   在台静农晚年的回忆散文中,如《忆常维钧与北大歌谣研究会》、《北平辅仁旧事》、《有关西山逸事二三事》、《记“文物维护会”与“圆台印社”》、《记张雪老》等篇,写人记事均情致斐然,轻轻点染便尽得风流,这里固然有作者本人历尽沧桑的笔底功夫,却不可忽视青年时代养成的开阔眼界。

   在旧京时,台静农与傅雪斋、傅心畲、元白、袁珏生等书画名家、收藏家常相往来,见识自是不凡,而台静农后来的旧体诗写作以及书艺研究,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在《我与书艺》一文中,台静农写道:“我之耽悦此道,是中年以后的事,中年以前虽未玩弄毫墨,在所知所见的方面自不同于青年人。”而台静农中年时由写王觉斯体改向倪元璐体,沈尹默对前者“烂熟伤雅”的评论在其中亦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晚年的台静农屡忆当年“晤言谈艺”之乐,亦常喟叹师友的风流云散。

   在北京的一段经历使得台静农具备了新知旧学相融合的视野,为其提供了一种以现代眼光去批判、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思路,这不仅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欣赏和浸淫,更体现在台静农日后的学术研究、课程教授等方面,从中都可见出北大国学研究现代范式的影响。

  

三、“五四”精神的显隐

   如果说早先在台静农身上既能够看到“五四”激进思潮的影响,如他的小说创作,他与左翼的密切关系等,同时也能够看到“五四”现代精神烛照下传统文化影响的话,那么在到台湾之后,前者则已完全不可见了。

   对台静农来说,早年“以精诚以热血供奉于唯一的信仰”的年代已成为久远的记忆,这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自然有关,用“逃避现实”这样的字眼来对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进行简单定论未免太过草率,最重要的是,赴台之前写作的《白沙草》已经明白显示了写作者个人的志趣所在,因而即便是在光复初期台湾政治文化氛围松动之际,台静农亦并未如许寿裳等人那样积极宣传“五四”新文化精神抑或传播鲁迅思想,在1949年后台湾的漫长年月中更孜孜于教书、治学、书艺,过着典型的“书斋”学者的生活,于身外世事则表现为沉默少语。

   但这并不意味着“五四”的记忆就此消褪,事实上,在战后台湾文化发展中,“五四”作为一种复杂且不断变化的传统始终以各种形式存在着,这在台静农的文化活动中可以清晰见出。

在台湾大学任中文系主任一职长达二十年,台静农对于中文系培养人才的目标是有着独特见解的。他在《中国文学系的使命》一文中,历数各家不同的办学见解(共七种)之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们负有‘继往开来’的责任;所谓‘既往’,便是两千年来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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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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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昌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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