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榆:建国之后的丰子恺:在艺术中逃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5 次 更新时间:2016-05-06 15:39:37

进入专题: 丰子恺  

夏榆  

   一

    

   1920年春,丰子恺从上海搭乘“山城丸”邮轮赴日本。其时他怀着做职业画家的志向,到东京学习西洋美术。“到东京窥见了西洋美术的面影,回顾自己的贫乏的才力与境遇,渐渐感到画家难做。不觉心灰意懒起来。”后来回忆这段时光时,丰子恺道出当时的失望和疑虑。在东京居住期间,他将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浅草的歌剧馆,神田的旧书店,或银座的夜摊。

   2016年春天,樱花盛开之时。我前往日本寻访一代工匠,为供职的杂志做“日本国宝”专题,乘坐新干线从京都到东京,恰好入住在浅草街区的酒店。此行,我的皮箱里带着《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好的阅读是对书籍的体验性浸润,我可以凭藉个人的行迹,回望丰子恺在20世纪前页东渡日本经历的时光,尽可能体验他的漫游,他的行迹,体察他所见的景观与人事。

   银座位于东京的中央区,是世界久负盛名的购物区,如今已是国际性商业街。20世纪初的银座也是日本青年文化的聚集地,以时新潮流吸引着年轻一代。浅草是江户时期的下町,即是平民居住之地,整个区域保持着市井气息,有广受欢迎的娱乐区,西方歌剧、滑稽戏、电影院与传统的歌舞伎在这里同生共存,交汇着汹涌的游人。在当年这个地区吸引着中国的文艺青年,游学东京的丰子恺在前五个月学习西洋画,进修日语,后五个月学习小提琴,进修英语,他经常步行到神田的二手书店淘书,观看各种画展,听音乐会,看歌舞伎的演出。

   偶然的机会,丰子恺在旧书摊发现明治末期著名插画家竹久梦二的一册画集,这次发现促成了他的画艺之路的转折。在旅日前,他已在杭州初次接触国画水墨写生,然而到他在神田书店看到梦二的作品,被那些寥寥数笔却意味深长的毛笔速写震动,他开始倾心这种艺术。

   旅日的时光里,丰子恺强烈感受到进入异域之后,东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但他还是钟情日本画家。《竹二画集:春之卷》1909年由乐阳堂出版,当时发行后广受欢迎。多年后丰子恺回忆他初见梦二画作时所受到的震撼:“画的简洁的表现法,坚劲流利的笔触,变化而又稳妥的构图,以及立意新奇,笔画雅秀的题字,都令人难忘。”

   游学日本的经历,使他找到艺术灵感,也对他醉心的画艺产生全新认识。从日本归国后,丰子恺在恩师李叔同的教导和影响下,深入研究文人水墨画的传统技法,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漫画风格,经年的修炼使他终成一代艺术大师。

   艺术家以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而被载入史册。但是因为20世纪的灾难性历史,很难有个体生命全然辉煌。中国尤是,现当代中国人经历的灾难更多,战争、饥荒、离乱。

   我怀有好奇的是丰子恺如何经历那些浩劫般的时光,他与同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有什么异同?像阅读所有值得阅读的书籍一样,《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在我阅读过之后再次挑选重要章节重读。在读过“师自然”、“东渡日本”、“抒情漫画家”等章节,第九章的“解放之后”,是我多次阅读的,我想看到丰子恺先生怎样度过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频仍的时光。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那是严峻的时刻,也是考验生命力强韧或脆弱的时刻。传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和认知力,它在宏阔的社会背景下叙述了政治运动的状态,上至政治领袖的行为,下至黎明百姓的人生,都有翔实而真切的描述,其中多有笔触精微而深入地叙述传主在政治运动中的沉浮,记录了丰子恺先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二  

   丰子恺发现,在文化领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清理整顿已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很快在中国各大中心城市,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逐步推开,在教育、音乐、出版界,以及众多作家中引起动荡剧变。

   这是《丰子恺传:艺术的逃难》中290页写到的情节。“三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第一次作为整体被要求积极改造思想。只有经过适当的改造,才能更好地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运动顺理成章地先从大学、出版社和文化机构开始,随着运动的开展,令人不安的全新的政治术语被引进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自动进入“被怀疑者的名单”,必须公开宣布与过去的错误决裂,必须经过“洗澡”这一关,脱裤子、割尾巴、丢掉旧的思想和行为,才能被新社会接纳。

   在狂飙般席卷的政治运动中,丰子恺与他几乎所有的党外好友,包括俞平伯、朱光潜等都为融入新社会付出了高昂代价,他们受到严厉批判,不断有厄运来袭。丰子恺被批判也被迫做公开的自我批判,人格的凌辱,人权的被侵害被剥夺已成常态。是的,难有人能超越时代的限制和现实境遇,被视为隐士的另类艺术家也不能。在诸多章节里,我们看到丰子恺在政治运动中的无奈以及惶惑不安,丰子恺必须像他的同时代文人学者一样做出政治性表达。服从新政权的领导、指引以及控制。那是那一代人普遍有过的行为,在今天看来残酷、荒诞而悲凉。

   就像我们知道的,“洗澡”,即“思想改造”只是密集运行的政治运动的序曲,连番的政治运动最后演变为历史性的浩劫。1966年,红色飓风狂袭中国大地之时,学贯中西的学者傅雷与夫人选择悬梁自尽,靠近新政权,不断向领袖表忠心的作家老舍在饱受凌辱之后自沉太平湖,一代儒学大家冯友兰放弃对于国家及社会变革的主见,加入“文革”御用写作班子,成为“梁效”一员。生于上世纪前夜的这一代人,注定他们的运命坎坷多折。政治有时是一种激情,也是信仰,当然还是权谋,1949年之后中国更多的社会精英投身于红色风暴,或者在红色风暴中投机,或者迷失,最后无例外是悲剧性命运。胡风、周扬、丁玲、路翎,巴金,等等,这些在浩劫中受尽摧残者的名录可以开到无限长,它的长度愈延展,愈使我们黯然神伤。

   丰子恺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例子,无数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和他一样,在诱导说服乃至威胁之下,对自己痛加贬损,被迫承认过去所犯的无根无据的错误,宣誓效忠于人民。之后,他们才被允许加入新公民(人民)的行列。

   传记作家的慨叹也是读者的慨叹。时代的悲剧性无疑是这代人的共同宿命,回望从历史深处走过来的这代中国人,无不带有这悲怆的遗迹。那些载入新中国史册的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很少没有被摧残过的。以前我们以为丰子恺先生是中国艺文界的异数,作为诗僧合一的江南才子李叔同先生的亲授弟子,他深受恩师影响,长期浸润儒释道的思想,心性淡泊,窃以为丰子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演进中是独立于时潮世风的。然而事实上丰子恺也只是延续了此前知识分子普遍有过的悲剧。没有人能逃离红色风暴狂袭下的悲剧性命运,丰子恺也不能。

   三

   传记是第一次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完整描写丰子恺,也许因为它的作者是外国人——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文化批评家,也因为他是跨领域的电影制作人,《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在思想上显示出其开阔的视野,对历史的呈现真实而中正,不为尊者讳,其中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叙述详尽而深入,对知识分子受到精神迫害及肉体摧残多有细节描述。

   东西方知识分子的表现及命运是我关注的,艺术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一脉,他们的心灵史及精神境况映照出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展现了丰子恺的成长史,他的出生环境,学养的培植,师承关系,学术成就,艺术造诣。这都是我们通常在艺术家传记中看到的叙述,一代诗僧李叔同与丰子恺的师生关系,已成艺坛佳话。每个艺术家的成长道路都是独特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包括时代背景和社会演进的图景也都是熟悉的。不同的是传记对传主的内心呈现和精神分析。我们看到一个艺术家的内心矛盾,他的独立的内心世界,他在社会的进退,与权力者的关系,这是隐秘的鏖战。这或许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精神历程,个人智识的觉醒与现实的磨难共生。

   传记作者引述匈牙利作家杰克▪哈拉兹提的话说:

   艺术家被训练得不能创作任何不得出版的作品……任何形式的公开抵抗都被视为专业不过关的表现。国家是仁慈的,艺术家尽量不去冒犯它,服从者将获得自上而下的慷慨对待。人类个体命运的波动和摧折笼罩在国家在历史和时间的演进中。

   阅读《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前后,我也在阅读苏珊▪桑特格。随笔集《重点所在》、《同时》,谈话录《我幻想着粉碎一切》、《苏珊•桑塔格谈话录》。杰出头脑,卓越心灵,正直人格,这些优良质量集于一身。2004年苏珊去世时我做她的纪念专题,苏珊的友人——诗人杨炼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论及她的逝去是“世界失去了一个评估的尺度。”

   除了艺术造诣和学术成就,我更关注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与公共表现。在阅读《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时,我的注意力不断被吸引到桑塔格那里,以她作标尺衡量中国知识分子。我以为,苏珊▪桑塔格是现代的,更符合文明世界,同时也是普世性的,她代表欧美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即:关注公共事务,以批判为己任,对权力说真话。

   1967年2月28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联合发表抗议“文革”的宣言,但很少有中国作家抗议这种极端的文化恐怖主义。中国知识分子除了自杀,只有依附和服从可以选择。除了自杀,属于那代知识分子的还有牛棚,很多作家和艺术家回忆过他们被关在牛棚的经历。劳改营也是知识分子的去处,比如甘肃的夹边沟劳改农场,当年关押过很多人。

   阅读丰子恺时候则感受到弥漫在书页间的中国印迹,权力的意志和政治性对人的肆意压迫、改造和摧残,对批评者的整肃使个人精神的独立完全丧失,即使在知识分子群体之间,在艺术家群落也罕有拥有独立意志,所有在现实中沉浮的个人都必须忠顺于权力的意志,依附于体制和组织。艺术家的人生运行如鸵鸟只能在规定的政治沙漠里逡巡,即使以隐士姿态行世的丰子恺也如是。他在政治运动中写下的那些自我批判,自我检查,无不显现出个人的脆弱以及政治环境的严酷险恶。

   晚年的丰子恺除了绘画技艺日臻纯熟,他的人生经验愈益练达。对佛教的皈依使他性情趋于淡泊和出世。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除了作出必要的社会应对,丰子恺选择的基本人生策略是隐逸,尽管做隐士很难。应该说,传记的题名“艺术的逃难”对丰子恺的概述是准确的。比较他的好友们,比起那些罹难者,丰子恺确实是个异数。他在经历过惨烈的浩劫之后幸存下来,即使在政治迫害中也保全着生命的赤诚,保全着人格的尊严。在残酷岁月中太多的人沦为牺牲品,太多的人在历史洪流中遗留可耻的印迹,而丰子恺选择的隐逸般的生活道路使他基本避开了魔鬼的召唤。

  

  

    进入专题: 丰子恺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教育学 > 艺术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351.html
文章来源:2016年4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