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怎样看待我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59 次 更新时间:2016-05-05 1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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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五、阶层固化问题与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梦”,李克强总理讲“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实际上都是思考一个问题:让每个人都有发展机会,都有机会追求自己的理想。当然,最后发展的结果是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没有,成功和失败的都有,但是,公平的体制强调的是起跑线的公平,每一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发展的机会都被某一个阶层垄断了,别的阶层没有机会,那显然是不公正的。这就涉及到代际流动的问题。

   代际流动是测量两代人、三代人之间的地位变化,看看父母一代与子女一代社会地位的变化,如果财富总被某些家庭代代相传,或贫穷的家庭总是代代贫穷,那叫做封闭的体制,或者称作阶层固化。反之则是开放的体制,开放体制强调不同阶层的子女都有发展的机会。社会学常常用代际流动率来测量社会开放度。

   总的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以后代际流动率一直不低,我们的流动率跟美国的差别不是很大。那么,中国为什么代际流动率高,不同时期情况差别很大。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革命,革命造成流动,地主下去了,农民分得土地是巨大的社会流动。政治运动也造成社会流动,“文化大革命”是大流动,大批干部都打倒了,造反派地位上升了,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并不是好事情。中国始终算是流动率比较高的。改革开放以后,流动率又比较高,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允许市场竞争,一下子产生富翁了,也有人地位下降了,下岗了。这种社会地位的变迁也影响到父母子女两代人之间或几代人之间的地位变迁。

   对于地位流动也要客观地看,社会流动率高体现社会有活力,但是,过于频繁的流动,也体现出社会的无序。当然,从新世纪以后,从我国的流动率上来看,代际流动有所下降。

   这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准入的门槛越来越高了,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了。比如,产权和文凭证书的排他变得比较突出。很多产业的准入条件大大提升,如房地产、金融、高技术产业等,一般社会群体难以进入这些产业。我们用80年代跟新世纪比就非常明显,80年代没有明确的准入条件,大家都可以竞争。

   第二,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最近好多的年轻人感到没有出路,确实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大城市房价的问题。深圳与北京炒房如此高昂,意味着有些人一次性把财富占有了,而年轻人、新来的大学生,再打两辈子工也不可能在这里买一套房,导致了下层群体上升流动比例下降。与之相比,80-90年代的中国,很多低收入层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高收入层。

   第三,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逐渐形成。怎样看待这件事情呢?中国过去是阶级混杂社会,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阶级差异很大。比如住房,过去只有单位之分,没有穷人区和富人区之分,单位里面最高的领导人和司机和扫地的都住一个大院里面。但是,今天中国明显产生了阶层的生活区域。城市中,因房地产差异造成的阶级区隔正在形成,不少城市有穷人区和富人区之分。这里面确实有很多消极的东西。

   另一方面,阶层生活方式的形成,也使得一个社会从过去的无序走向有序。大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一句话,他说火车、轮船有一等、二等、三等有差异,你只要能让顾客们能够随时上下,这个社会就有流动了,火车好比是一个分层的社会,只要有流动,就有地位变化的机会,这有一定的道理。

   第四,阶级阶层内部的认同加强,各种高层社会网络的形成。当然,底层文化也有形成和认同的现象,这对于社会秩序是有威胁的。

   以上四个分析发现,中国阶层还是有固化的趋势。最近大家讨论比较激烈的是所谓“官二代”、“富二代”,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代际继承。中国人有望子成龙一说,父母总是希望子女有很好的社会地位,这也是很正常的心态。问题是怎样获得很好的社会地位,是父母传给的还是靠子女自己竞争的,现代社会倡导的是与血统传承的古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竞争机制,所以,我们要建设的是现代社会机制。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遗产法”(只有“继承法”),这在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我问过一个日本人,发现日本的遗产税很高,虽然他想留给孩子,但是他的财产转给孩子的时候大部分是要被税收征走的。现代社会机制的思考,涉及到未来中国社会的制度安排,这些社会体制建设还没有完成,未来还要做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六、如何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

  

   前面提出的测量中国结构,无论是“倒丁字型”还是“土字型”,都是底层比较大,如果底层不断提升,最终变成橄榄型社会,中国现代化转型就完成了。但是,毕竟下层、中下层部分太大,农村还有44%比例的人口,那也有6亿多人,再加上进城打工的农民工2.7亿,这样一算起来,后面要推进结构性转型升级的任务很重。

   下面提出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七点想法:

   第一,一个社会的结构是产业结构设定出来的。大家知道中国过去是农业社会,现在正在转变成工业社会,但是,现在是制造业主体的工业社会,现在的中国工业,总地来说产业低端特征比较突出。所以,中国面临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这确实对中国的意义非常巨大。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就能够渡过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这个转型不仅是资本的转型,更重要是人的转型、人才技术的转型。最核心的还是要培养出能够适应新的产业结构的技术人才、技术工人。而人的转型、人才的转型需要时间,人才的转型需要耐心。

   第二是城镇化与社会结构转型。中国未来三十年面临一个很大挑战,就是中国未来的城镇化的这件事情,我们一般说,中国正在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什么样比例的城镇化才算是完成现代化转型呢?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的现代化十项指标,提出劳动力中非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要占到70%以上才是现代化社会,城市人口比重要超过50%。我们如果将外来打工族也记入城市人口的话,达到这个指标了,但是,我们知道外来打工族、外来农民工还没有真正市民化,外来打工的700万农民工还没有真正成为深圳市民,所以,真实的城镇化率、市民化率也只有30%,所以,我们后面的任务还很重。

   数据上看这是我们2010—2030年城乡的劳动力数据(PPT),左边是城镇的,右边是农村的。上面这条线是人数是总体的,后面分男女,因为有一部分的妇女因为生孩子退出劳动力市场了,所以女性劳动力比男性劳动力低一点,这是城镇的劳动力发展。这是未来2010—2030年农村劳动力的发展。

   从预测上看,城镇化这件事情没人能够挡得住,但是需要思考一件事情:未来中国的农村和农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我认为中国未来的农村不要再设想是传统的农民,应该是一个农业经营者和农业技术从业者的队伍。现代农业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产业,现代农业产业可以做得很优秀的,特别是像一些有机农业都是附加值很高的农业,我相信中国未来农村确实有很大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发展余地。

   第三,农民工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也是留给大家去思考的,包括对深圳的研究,到深圳来以后,听说深圳有600—700万是打工者,其中农民占很大的比例。如果他们永远处在社会结构的“农民工”位置上这个社会就永远没有办法转型。我写过一篇文章《有技术、无地位》,其实我们农民工不是没有技术。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想实现两件事情,一个是希望多挣点钱,这是对的,所以我们有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以及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另一个是希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一个人努力挣钱和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这是两件事情。社会地位怎么提升的呢?比如说我们干部怎么提升的?干部有一整套级别晋升的机制。教授怎样晋升呢?教授也有一套论文发表,级别晋升的机制。你想当好教授要在好的刊物上发论文。总之,这样的阶层都有晋升的渠道。但是农民工不知道,我打一辈子的工不知道怎么晋升。其实我们确实没有给农民工创造比较顺畅的晋升的渠道,这是大家要思考的。

   我们国家的劳动部门确实有一个“职业资格技术证书”的认证机制。我建议恢复八级工制度,以前历史上有八级工,每一个技术等级都非常清楚的,八级是对技术等级的尊重。那时候工厂里很少见到八级工,如果是八级工基本上跟厂长平起平坐。体制改革以来,我们把八级工制度废止了,因为它和等级工资制相联系。现在怎么分级的呢?学习英国叫做五级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我认为将地位的识别都搞乱了。八级的时候是一级最低,八级最高;现在学英国,一级最高,五级最低,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都糊涂了,说你五级,以为你很高,其实最低一级是五级。

   中国现在应该思考,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农民工的地位不能提升?我们也看到国际上有职业技能竞赛,中国人也参加了,去年还第一次获奖了,在号称国际奥林匹克的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中,我们青年技术工人取得了4个项目金牌,6个项目银牌,3个项目铜牌和12个项目优秀奖的优异成绩。李克强总理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匠人精神”。中国社会应该尊重匠人、技术工人,应该尊重有手工艺者。技术工人在西方的中产中占多大的比例?在欧美国家里职业分类里面,有一种叫做专业劳动者,比如教授、律师、会计等等,大约占到15%以上,还有一种劳动者叫做technical worker“技术工人”,大概在全部劳动者当中占19—20%,再加上有手艺的工人又占一个10%,这样后两者加起来,属于技术工人的是约30%。这部分人是归入白领、记入中产阶层的。中国多少呢?中国非常少,中国是把所有专业人员加上所有技术人员,合计,在整个人口普查中仅占7.1%,这部分人在上述经济发达体的国家里两者占接近50%。所以,推进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

   第四,收入分配调整,这个肯定有一系列的调整,前面讲过,我们的基尼系数还处于高位,所以,还需要一系列的收入分配调整。

   第五,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这也是目前最重的一个任务。我们现在提出,十三五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即2016—2020年要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深圳作为一线城市财政能力很强,应该尽量地把低收入部分多覆盖一些。但是,即使是在深圳,也有700万外来务工者、农民工,难度很大,不知道这700万人覆盖得怎么样?

   【张思平】深圳的低保没有包括这700万,都是户籍人口的低保。

   【李强】所以,现在提出的到2020年覆盖全部的城镇常住人口的保障,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刚刚思平理事长说了都没有覆盖这700万人,只有4-5年时间了,必须思考怎样覆盖。必须认识到,中国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毕竟有13.7亿人口。我们的养老保障也是这样,我们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建设得比较晚,蓄水池里的养老金蓄水的时间还比较短,再加上人口老化到来的速度在加快,对于这些都必须有深刻的思考。

   第六,教育与中产社会的形成。在任何社会,教育都是社会地位上升的最为正规的渠道,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中产阶层的摇篮。近年来,我国的高校入学率上升很快,2014年是37.5%,2015年达到40%,这本来说是2020年才能达到40%。高校扩招以后,每年有近400万原农村户籍的大学生毕业,农村来这批大学生毕业以后基本上不回农村,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农村来的这部分高校毕业生,能顺利升成中产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高校毕业生都倾向于朝大城市流动,他们在小城市也确实难以找到适合自己所学专业的工作。而到大城市里找工作,大城市又排斥他们,一线城市有明显的排斥政策。

   所以,虽然教育是培育中产的培养机器,但是,中产地位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很多社会机制的建设。我们应该为中产创造更多的渠道,否则社会永远是一个分化的社会。

   第七,市场准入与中产社会。指通过经营、运营、销售、营销运作,而在市场中获益,进而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中国社会总地来看在过去这些年里面通过市场进入中产这一块是最顺当的,证明市场还是很厉害的。市场进入中产目前有一个问题,该群体社会地位不稳定。所以我觉得李克强总理那句话是对的,李克强总理大意说:一个城市不要一天到晚驱赶那些小商铺打击他们,其实这是一个城市活力的象征。因为中国人口太大了,巨型企业其实雇不了多少人,垄断企业包括现代化生产线吸纳就业人数并不多。而就业人数最多就在小资本雇用、在市场营销这一部分。台湾为什么是中产社会?因为台湾就是中小资本极其普遍,一个社会必须要容纳中小资本,让中小资本成为社会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总是被大资本垄断,就意味着少数人占有的财富太大,大部分人难以从中获益。

   最后,结论,中国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实现中产社会?形成橄榄形社会结构。根据我们预测,大概到2040年的时候,我国白领劳动者将首次超过蓝领劳动者,在全体劳动者中占到52%,到2050年的时候,我国的白领劳动者,也就是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经营销售人员加起来,大约占全体劳动者的60%。那时候,终于实现中产群体成为主体,也就是橄榄型社会结构!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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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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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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