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基于国家主义价值观的爱国主义思想基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4 次 更新时间:2016-05-05 08: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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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这几年以来,逐渐泛滥起一种兴奋、激动以及急切的向西方世界挑战的中国国家主义和民族复兴情绪,活跃的“御学家”们代表了这种“中国式政治情结”的声音,在一片庆幸西方衰落和中国崛起的成功心态下,人们再度忘记了反思我们的现代性究竟有多少踏踏实实的进步。中国成长毋庸置疑是令人充满自信的,但基于國家主义价值观的爱国思想之挑战性则是不理智的,而这种价值观尤其对本国国民有根本的侵害性。

  

   国家主义在中国,是一种先天潜在的政治正确的情结。基于它之上的爱国主义是中国人一个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里潜藏着国家至上的正义感。这是未经反思审视的政治正确观念,值得重新评估。

  

   首先分析一个案例。这是一段报道:

     

           “我说两句。”某委员拿过话筒,镜片后犀利的眼神锁在了默默坐在旁听席记录会议内容的我身上。

  

     他往我这边一瞥,我瞬间明白了,他将要说什么。

  

     “有些媒体,比如你,科技日报的是吧,抓着一些负面问题不放。”此话一出,本来毫无存在感的我突然成了全场焦点,众多惊疑的眼光噼里啪啦砸在我身上。

  

     “涉及军工企业的,不能随便写。你要还想吃这碗饭,你就注意点。我已经记下了你的记者证号,小心相关部门把你抓起来!”这位被我的同事评价为“很有才华”的委员,瞪着我,撂下狠话。

  

     一切缘起于大概十五分钟之前,这位委员起身离席,我追出去,问了一个关于军工企业的问题。当时,他脸色一变,摆摆手,示意不想多谈。而当我尽力解释我的来意并非挖掘所谓的“黑历史”后,他闪身进了自己的房间,并用力摔上了门。(宋欣委员何以认为记者问的是“负面问题”,共识网2016-03-17)

  

   扬言要抓记者的这位政协委员叫宋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工程专业毕业,硕士学位,研究员。曾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院长,第二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現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提问的记者叫张盖伦,问的问题很普通,大意是:“昨天政协讨论会上,有委员提到了军工企业曾经面临发展的一些问题,比如有项目和没有项目时发展情况差别较大。我们想了解一下,国外军工企业是怎么发展的,有没有什么有益经验可以借鉴?” ——  张盖伦的提问遭遇的是危及国家利益嫌疑的严厉责难和威胁,而事实上这是对话双方观念完全不一致的思想冲突。

  

   事后对宋的舆论声讨反应大多不得要领,简单者称之为政治流氓,有过度解读者认为宋在项目方面可能获取不正当利益,触犯了他的忌讳。这样的评论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宋欣的话很明显:“涉及军工企业的,不能随便写…小心相关部门把你抓起来!”

   他应该是认为记者提问可能暴露国家机密和负面形象会损害国家利益而油然产生他的义愤。恰恰在宋欣的霸气和强横这方面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入门的政治家,假如他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那他反而很会玩弄外交辞令和与媒体周旋的手腕。

  

   我们不必往恶劣的、腐化的方向去解读宋欣,他的强横,应当基于他的国家主义之正义感,出于他是一个对国家航空航天事业有贡献和富有才华的资本,甚至来源于他只是将自己摆在一个纯粹技术专家而对国家高度负责的位置上这种心理。

  

   他是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出身的技术官僚。他不是坏脾气狠性格的问题,而是身份认同在主导:他深感自己代表着国家利益和最高尚的事业,所以他对于他认为有损于国家利益和形象的问题为严重的危害行为,潜意识里认为等同于向国家尊严挑战。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层次上,我们会看到问题潜在的严重性:宋欣自己丝毫没有意识到在他的情感反应里潜藏着国家主义不可稍微让渡任何权利的权威主义心性。这是他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直气壮的秉持。正是在这里,你会看到这是一种“中国式政治情结”的神圣内涵:国家至上和中国复兴的压倒性权威。有一种极权主义人格即来自于此。

  

   在宋欣心性的背后,也包括在多数中国政府官员的血缘背后,站立着的是中华帝国、秦政式中央集权专制、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思想和计划经济的种种国家主义神圣权威。在他们是国家主义思想心性,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是你必须具备与国家主义相呼应的爱国主义觉悟。

  

   所谓国家主义(Statism/Nationalism),它是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一种极端之政治价值观。在思想价值观上,它奉行集权治国之道和国家垄断治国之术的政治哲学。其最高价值的依归是国家。它认为国家的正义性毋庸置疑,并以国家利益为神圣的本位,倡导所有国民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引导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奋斗。

  

   对国家主义和民族复兴的情结,要充分估计到它们如何制约政府官员的所有心性和政治惯例。假如这种“中国式政治正确”具有压倒一切的权威性的话,那么在它的名义下,可以继续一切权力专断、拒绝法治和潜规则政治,还有就是高高在上的当家作主气势。宋欣的表现相当典型。

  

   在一个官员的感受里,如果他认定某人违反了这种“中国式政治正确”,他们都会大义凛然地动用潜意识里的道德律令,立即产生挥斥方遒的愤怒与威严,专横而霸道地维护国家的尊严。—— 我们应当很有经验,中国官员一向以国家主人翁自居,实际上中国政治的确也是将各级官员视为国家栋梁,49之后,如果谁对领导干部提意见,就视同蔑视党的权威,向党挑战,对抗党的领导。这个罪名之大,可以直接作为阶级敌人对待,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一种自命正义和责任感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也是权力感的一个来源。其逻辑是:国家是神圣的,我现在代表国家,你反对我,就是和国家对立。和国家对立,罪实可诛。所以归根结底这是国家主义情结作祟。

  

   学者强世功以下的言论可以为宋欣的绝对权威态度作注脚:“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服从与不服从的问题。只要不服从政治权威,‘说你错,你就错,做对也错’。”“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的实质。”(转引自许纪霖:《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爱思想2011-7-5)宋欣的态度就是强世功理论的案例。只要代言人认为你是国家敌人,国家就可以对你动用专政暴力,并无法治的规范在。这种成分的爱国情怀与国家恐怖主义只有三十里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人的国家主义价值观。以知识分子为例,中国知识分子特别热爱作为国家声音代言者的身份出席社会舆论纵议院,这是士大夫的“帝师情结”非常执着的体现,他们仿佛直接感受到国家的强盛是出于他们的高明主张,能够得到领袖的青睐和影响国家政治是他们的无上光荣。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规划者,使他们先天就作为国家主义的代言人。许多政治学者的学术成果都是基于国家主义价值观制造出来的。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里,对个人主义的绝对否定可以说是国家主义价值观的相对性的支持观念。北大文学教授辜正坤斩钉截铁地说:“将中国人曾普遍主张的利他为第一原则、利我为第二原则的以他人为中心的原则与西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原则相比较的时候,前者的优越性是勿庸置疑的。…如果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居然真的以为自私自利的德性要比大公无私的德性更好,他就无异是在鼓吹中国人必须重新变成禽兽。”

   (辜正坤:中国人的国家观和家国情怀,爱思想2016-2-2)国家主义价值观最精炼的提要就是“大公无私”的毛泽东思想。

  

   强世功的“国家敌人观”和辜正坤的“大公无私观”都是绝对主义的唯理主义,早已经深入种植在普通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成为自动反应的基于国家主义价值观的爱国思想基因。只要某人对国家有异议,在国家利益与个人权益之间选择了独立和自由主义,那么就会有无数的群众舆论对你实施思想暴力。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皆源出于此。

  

社会心理学指出:“亚洲人更多持互倚自我的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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