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向德国和日本学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2 次 更新时间:2016-05-02 10: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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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进入专栏)  

   现在很多企业家会关注这些问题:中国是不是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摆脱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投资机会是不是比以前小了?我试图就这些问题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发展规律

   这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甚至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历史发展直接相关的。学界以西方标准来划分,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古代社会: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稳定繁荣;

   传统社会: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一直到十五世纪,所谓的千年黑暗时期,其实中世纪并不黑暗;

   现代社会: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进入现代社会。

   关于三个阶段的划分也都是见仁见智的,但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代表着西方社会、民族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危机。

   1.中国现代化的转型

   英国首先转型为现代国家后,别的民族别无选择了,必须跟着现代化,要沿着这个轨迹向前发展,在历史长河中,像中国这样不断自我循环的方式跟不上世界步伐。现代科技、军事显示了压倒性的力量,迫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认真思考如何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也迫使日本在19世纪中叶开始明治维新,迫使德国在19世纪中叶,从农业化国家进入工业化国家,启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经济上的突出特征是工业化,由农业经济转为工商经济。社会结构上的突出特征是从农村转向城镇,城镇成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中心,不再是以前传统社会那样以农村为基础。

   19世纪中叶之后,德国和日本紧随英法推进了本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国现代化虽然可以上溯到1840年,开始则是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真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给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带来了经济的超速增长。英国工业化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就超越传统社会;19世纪德国日本工业化时,经济增长明显超过了老牌现代化国家英国;我们自己亲身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西方的发达国家。

   2.不存在所谓中国模式

   为什么现代化、工业化能带来经济的超长增长?为什么从传统社会过渡到工商业文明会使经济起飞?

   第一个原因是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结构,解放了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后期还有资本,这些资源从封建的庄园和分设束缚中解放,资源在市场的自由流动,极大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不仅体现为供给和需求的更好衔接,还体现在社会分工和协作得以在巨大的规模上展开,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分工不断深化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个效率的来源,斯密在伟大的著作中《国富论》指出了。为什么英国能突然发力,使经济高速增长?他考察了英国经济,英国的土地、人力并没有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源自由流动基础上,可以进行社会分工、并一步步深化,他举出了著名的例子,过去一个工人负责从下料到抛光的整个生产过程,即使资源总量不变,只要改变这个生产方式,就能几倍十几倍的提高效率。实现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分工,把下料、成型、钻孔、抛光,全都分解,每个工人负责一个环节,提高了工人技能,也使操作变得简单,可以使用机器进行大批量生产。斯密在世界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中,揭秘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表现为能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

   第二个原因是现代化过程中,世界各国建立了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在英国。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刺激了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没有私有产权保护,企业家不会进行长期的研发投资,不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技术创新。这个观点是诺奖得主诺斯提出的。他说英国的发展不是因为技术发达,而是因为其制度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这是企业家持续投入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从这样一些历史事件来看,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什么奇迹。每个国家、民族在工业化、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都有这样的经历。从世界范围、历史角度来看,工业化、城镇化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特色。

   3.经济增长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

   在工业化之后,我们观察到世界各国都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增长停滞。就是现在通俗讲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关注这个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为什么在初期工业化之后,大多数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国家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以前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国家力量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曾经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到一定程度,如同1980年代前的计划经济国家,它在赶上西方国家的路途上,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经济上、技术上的停滞不前,是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卫星国解体转型的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他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一个是市场的缺失。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市场的空间,资源、效率长期低下,民间激励不足,没有创新的动力,技术落后,单纯依靠国家的强制资本积累来驱动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索罗的诅咒”。

   索罗教授是MIT的经济学教授,以增长理论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洞见就是,一个国家可以依靠资本积累、依靠投资来实现一定程度的工业化,来实现经济超出传统经济速度的增长。但是这样的增长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的长期失效,使其对外无法承担冷战军备竞赛的动速,其低效率的经济背上了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对内不能够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所以这个经济形式就难以为继了。1990年前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纷纷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从世界的范围来看,计划经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是市场的缺失,使私人资本无法发挥他的创造力,技术上长期落后,仅仅依靠国家官僚体制增加投资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类,是东南亚和拉美的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叫民粹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存在着市场,允许私人资本的经营,但是由于政治结构、制度体系所决定,私人企业家没有把他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更多的用于技术创新和理性经营,而是更多的用在和政府建立密切的关系,运用政治上的行政权力获得资源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垄断资源、垄断市场而获取利润。结果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水平,也像计划经济国家一样,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客用福利和空头承诺换取选票,用民粹主义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当选之后造租寻租与商界勾结。在这些国家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为什么我们要反对人治实行法治?从经济学角度讲,人治提高了交易成本,市场效率无法充分的把握,而法治有明确透明的规则,可以建立起稳定的预期。这种有稳定预期的情况下,企业家才可以进行长期的个别的研发投资。只有明确规则才能显著的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中国企业家都在抱怨说交易成本太高,因为过去有掌握公权力者吃拿卡要。你最痛苦的不是交易成本,而是不知道他要吃什么、拿什么、卡什么、要什么。没有明码标价,你需要去猜测,所以这个交易成本不仅仅是吃拿卡要那一部分就能表明的,而是远远大于吃拿卡要这些成本。企业家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市场上没有制定明确的规则,事情就很难办。不怕繁难的规则,就怕规则不明确。市场之所以要强调法治,就是要明确规则降低交易成本,就是要树立起稳定的内在的机制,使企业家能进行长期的商业投资和计划,特别是在当前极为重要的研发方面的投资。

   由于东南亚拉美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交易成本高居不下。虽然有市场,但是效率低下,又没有创新,企业家的精力都用在和政府权力拉关系,这样的经济到了一定程度就更加容易形成中等收入陷阱。

   还有另外一类国家,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低等收入陷阱,比如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他们不能建立稳定的秩序,工业化、服务化无法发展,到今天依然是传统经济方式,使得他们长期的陷入低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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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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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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