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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启龙是位中等个子的中年人，戴一付深度近视眼睛，上唇和下巴留着不加修饰的稀稀拉拉的胡子，看上去有五十多岁的年纪。人们都称他为黄眼镜。他面部表情似乎呆滞，嘴经常半张着，唾沫不时从嘴里掉出来。黄眼镜是那种犯人们喜欢的人，看去与世无争，不食人间烟火，对劳改队的事似乎置身事外。犯人们为分派工作任务的定额，为争好工具，为饭菜争得面红耳赤时，他都似乎对这些世俗利害毫无兴趣。有的犯人的心靠拢政府，只想减刑，另一些犯人的心跟政府捣蛋，与那些靠拢政府的人为难，而黄眼镜对此却向个清静寡欲的道士，从不卷入。
黄眼镜不是对一切事都清静寡欲，他对写作有种狂热的嗜好，几乎已经成了精神病。他经常装病，拒绝出工劳动。我有次被留下来外调时，我看到了他疯狂写作的味道。那时犯人们都出工去了，他坐在他的床上，把脸凑近稿纸，奋笔疾书，旁若无人。黄眼镜同组的人告诉我，他每天都要写几页，有时几乎通霄写作，不写作就不舒服。
黄眼镜的小说极受犯人欢迎，喜欢他的小说的犯人，把他的小说抄下来，因此他的一本小说往往有两三个版本在三大队犯人中流传。我看到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关於一个西南联大学生和一位妓女恋爱的故事。那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叙述细微感人。这部小说味道很象张恨水鸳鸯蝴蝶派。我只看到这本小说的前八章，黄眼镜的所有手稿及其抄本就被干部抄走了。他写小说时废寝忘食，好象世界上只有他小说中的那些角色，自然极易被干部发觉。干部没收黄眼镜的手稿後，在犯人大会上批评了他。那天大队杨管教说：“有些家伙在监内继续写黄色小说。”但是黄眼镜没有被批斗，大概是因为他的小说没有任何政治色彩。
黄眼镜第一本在劳改队写的小说被干部没收後，使他伤心不止，这激起他极大狂热，希望重新把这本书写出来，他於是又熬夜写作，不到三个月，他把这本书又写了一个版本。这时干部知道他是个“写作狂”，相信他神经不正常，加上他的小说没有什么政治倾向，所以也就睁一支眼闭一支眼，不太管他的写作。
黄眼镜也写电影文学剧本，他的电影文学剧本与小说味道完全不同，我看过他的三个电影文学剧本。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浪漫主义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小学二年级我就养成了读小说的嗜好，但所看的全是现实主义作品。直到中学我才偶尔读到莎士比亚的浪漫主义作品。但因阅世不深，总觉得莎氏作品中的那些微言大义的对话太不现实。黄眼镜的电影文学剧本大多是一些虚构的二次大战前後发生在北欧的故事，味道极象莎氏剧本，充满着微言大义的对话，喜笑怒骂，荒诞不经，看去极不现实。但我在阅历了人间沧桑，看尽了生离死别之後，开始能理解这些看似浪漫、荒诞和朦胧，但却比现实更真实的东西。有时，我会忍不住动手摘下“人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这类的句子。
黄眼镜的零用钱全买了纸笔。他的热心的读者帮助他将练习纸装订成漂亮的象本书样的本子。黄眼镜的作品就写在这些本子上，在犯人中流传。
黄眼镜据说是因为发神经时触犯了政治禁忌到劳改队来的。我并不知道他发神经的神情。他看起来十分正常，他可以控制自己绝对不谈政治，他所写的文学作品也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但是我终於看到了他的精神病发作的情形。那真是如山洪暴发，来势凶猛，不可阻挡。
那时一九七一年十月份，林彪事件发生後一个月。劳改干部召集了犯人大会，传达了上面关於林彪事件的指示。我们被告知林彪企图谋害毛主席，失败後逃亡苏联时机毁人亡。大会上干部布置，所有犯人停止一天的工作，留在监房内清理所有毛主席语录和著作以及一切文字材料，把有关林彪的内容都销毁掉。
劳改队关着很多因反毛泽东林彪而被判刑的人。这些犯人拿着裁决书，要求干部澄清判词中关於“反对林副统帅”的字句。这些犯人往往被干部大骂一通，“你们的罪恶是反毛主席，反共产党，你休想利用林彪事件为自己翻案！”很多犯人都为林彪垮台暗暗高兴。而黄眼镜却有不同的感想。他恨死了毛泽东，他为林彪勇於谋刺毛泽东而振奋，为这次谋杀失败而惋惜。
一天早晨出工时，犯人们分三个中队集结在监房内的空坪上。犯人从一个窄小的监房门鱼贯而出。出来一个犯人，就向站在门外的值班干部报个数，轮到黄眼镜出门时，他不报数，一走出监房门就狂奔，见到犯人就大叫：“你看林彪起来杀毛泽东了，我们要造反起来响应呀，此时不响应，还等到何时呀！赶快起来配合林彪，杀死毛泽东呀！”
劳改干部惊慌失色，马上命令其他犯人把黄眼镜捆起来。几个“靠拢”政府的犯人马上拿来绳子把黄眼镜捆到监房外的一根旗杆上。这根旗杆上有面红色小铁皮作成的旗子，每到收工时刻旗子升上去，通知散布在农田里的犯人收工回监吃饭。捆他的时候，黄眼镜对干部大骂不止：“你们这些毛泽东的爪牙，不要执迷不悟，不要再为毛泽东卖命了，你们看，林彪都起来造反了，你们快快醒悟，不要再为毛泽东蒙蔽了！”
黄眼镜被捆在旗杆上一上午，整个上午他几乎都在不停地破口大骂毛泽东，共产党。一有犯人从旁经过，他就呼吁他们起来造反，响应林彪谋杀毛泽东。一有干部走近，他就大骂这些“毛泽东的走狗。”中饭前，黄眼镜逐渐清醒，恢复正常，并安静下来。
干部让犯人王医生检查黄眼镜的病情。这位王医生是位好心人，他冒着“为反革命辩护”的罪名的危险，一口咬定黄眼镜是精神病发作。“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语，行动。”他说。干部们平时对黄眼镜那付呆头呆脑的样子颇无恶感，加上他们自己对林彪事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对黄眼镜这次精神病发作没有作任何处分。
一九七一年前共产党涉及“反动”政治言论的精神病人一律作反革命处理，即使医生极力证明这类人发表与政治有关的言论时是精神病发作，但当时的公检法革委会总是一口咬定这是反革命分子装疯卖傻。所以这类精神病人总是被判处重刑。
我被宋少文检举批斗後，戴着手铐在号子里“反省”。黄眼镜有天在犯人都出去後，到我的号子里来看我。他一口衡阳腔的长沙话，嘴角流露出难得的笑意。他坐到我床上，一反平常呆滞寡言的样子，表情丰富地与我聊起天来。
“杨曦光，你不晓得我的野心有多大，我心目中的我自己是个象曹雪芹那样在世时穷困潦倒，身後才成大名的人。”黄眼镜第一次向人透露他的“野心”，看来是因为对我的批斗和我手上的铐子使他确信与我交谈的安全。
“你不要看我这付潦倒样子，”他好象怕我不相信，又补充道：“我父辈、祖辈也是清末民国初年的名门望族呢？”
“杨曦光，我看过你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也看到过大街上批判你的父母和家庭的大字报和漫画，你的家庭的故事是本小说的好素材，你有空应该动手写点东西。”
听了黄眼镜的话，他那留着山羊胡子，目光呆滞的脸在我看来突然变得聪敏起来。我摇摇手铐，说：“等这该死的玩意儿弄掉了，我是会写些东西的。你看到过参考消息上登的有关日夫可夫医生和左拉格群岛的消息吗。等到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代来临时，中国也会有我们的《日夫可夫医生》和中国的《左拉格群岛》。而今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是象你一样保持着创作欲望。”
黄眼镜用手抹一把他那从嘴角流下的口水，他神情专注时就会流口水，给我讲起他的身世。
“我这个人什么都做过，做过工厂的采购员，做过列车的乘务员，做过各种杂活。我喜欢这些工作，因为使我可以仔细观察社会。但我的真正工作还是写作，一九五九年我出版过一本驻厂生活的小说，一九六五年我写完了一部描写良家妇女堕为娼妓故事的小说，交给出版社已列入出版计划。文革一开始，我的书不但不能出版，我也成了‘小邓拓’和‘文艺黑线人物’。
“人家说我，作品就是命，命就是水，这话一点也不假。听到出版计划被取消的消息，真象听到晴天霹雳。我没日没夜地思考这突发的政治事件，得了精神分裂症。
“我後来从预审我的过程中才知道我发神经时发生的一些事。有天我在街上看大字报时，突然对周围的人群高喊：‘你们晓得吗？毛泽东会是千古罪人，毛泽东是秦始皇，比秦始皇还恶，毛泽东会死了，毛泽东快点死呀！
“我马上被送进了公安局。後来造反派得势时，造反派为所有文革初期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我也被平了反。我从看守所一出来就参加了造反派，造反派失势时，我又被逮捕，判了十五年刑。”
我想起我初中的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同学，这种精神分裂症自一九六四年以来就相当普遍。我表哥告诉我一些军队里一九六四年贯彻阶级路线时，一位出身中农的士兵得了精神分裂症，枪杀了他的排长的故事。工厂里也有过类似的事情。我初三时的一个同学叫谌守达，他的家庭是小资产阶级。他成绩很好，对升入高中上大学抱着很高期望。一九六四年高中、大学招生强调阶级出身好，他发觉自己没有希望上大学，精神压力极大。有天早晨他的鼻子突然肿大，说话开始颠三倒四，後来他被送到医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一年後才完全康复。
“文化革命中，他又因为出身不好被保守派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那时造反派出现了，他也有了勇气反抗，他带着血衣跑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告状，接待站的人给他批了个条子，支持他批判血统论，并责成地方政府赔偿他受迫害的损失。”
黄眼镜若有所思。我又补充道：
“一九六四年以来中国因政治原因引起精神分裂症的案例一定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後的水肿病一样普遍。”
“我看到毛主席语录中毛的画像，我突然想到，现在我理解为什么当年人们如此仇恨列宁，”黄眼镜总是象在若有所思，不太注意别人讲的话。
他的话使我记起我的邻组的老孙头，老孙头过去是京剧团唱黑头的演员，文革前属於高级艺人，每月两百元的薪水，他讲一口北京话，园园的脸，高高的额头，一脸福相。傍晚饭後，他常应大家的要求，唱几曲林冲，或武松的片段。
“你晓得我们邻组的老孙头吗？”我问黄眼镜。“嗯”。
“有次卢国安好奇地问他：‘你好端端几百元薪水的日子不安心过，哪根肠子快活要到劳改队来寻开心呀？’老孙头拉着京剧道白的腔道：‘说来话长！，我们早就没有舒服日子过了，文化革命後期下放到农村，工资减了事小，戏也不准唱了，每天背着锄头修理地球。’卢国安打断他‘那也比坐牢好呀。’老孙头回答‘我恨不过呀，张口就骂起毛主席他老人家来。一打三反运动一开始，军宣队的负责人把我找去问我怎么攻击毛主席的，我也是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地告诉他，如果我碰到了毛主席，我要这样——’，他边说边咬着牙，伸着双手勾着手指头，象要抓什么东西一样，声音也变得狠狠地：‘我就把他的双眼挖出来！’当时我、卢国安和另一个在场的犯人都忍不住笑起来。”
黄眼镜也笑起来。那时的中国，对毛泽东的这种仇恨心情大概是非常普遍的，看看劳改队那么多因为“恶毒攻击毛主席”而判七八上十年刑的人就知道这种仇恨心情的普遍性了。象我这种文革前上层社会的人，这时候对毛泽东也是有着刻骨的仇恨。我的母亲被逼得自杀，父亲和自己都被关起来了，哥哥被开除公职，弄到乡下劳改，妹妹被下放到边远的山村。我们真是家破人亡。整个中国被毛泽东和共产党搞得生灵涂炭。每次我看到毛泽东的像，就象看到一个杀人魔王的像。他那大而高的额头在我眼中成了妖怪的特征，他的脸色充满着一股杀气，显得十分阴暗而凶狠。其实毛的画像本身与这些印象完全不沾边，但政治迫害却使我们这些政治犯心目中的毛泽东画像成了一切罪恶的来源及仇恨的对象。我完全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受迫害的黑七类的子女都用侮辱毛画像的方式来发泄对他的仇恨。自一九七零年以来，毛泽东就完全改变文革中支持出身不好的人的造反的立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