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商 邬昶俊:西方世界兴起的全景解读——中西经济崛起的比较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5 次 更新时间:2016-05-01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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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商   邬昶俊  

一、李约瑟之谜与西方世界的兴起

近代以来,传统观念上的东西方关系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西强东弱的世界体系。在这一观念下,人们不断地提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即李约瑟之谜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出发,都是回答同一个问题:在古代创造了辉煌文明并领先于西方世界的东方世界,为什么近代以来落后了?这就是广义上的李约瑟之谜;同时,西方世界为什么在近代以来追赶并超越东方世界,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兴起。

这一问题引起了无数学者的探讨和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往往采用抽象分析方法,从技术、文化、制度等侧面,解读西方世界的兴起,如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效率的差异,文化论者关于西方文明优势论或西方文化传播途径优势论,西方世界技术优势论以及建立其上的军事优势论、欧洲地理优势论,西方世界有效地解决了生态危机,等等。

也有一些学者从多个因素对西方世界的兴起进行解读,如西方世界地方主义的竞争和战争、牛顿的科学成就、法治和财产权、战争和疾病促进的现代医学的发展、消费合作型社会、严格的工作道德规范。

迄今为止,关于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未能取得统一认识,然而,不同的研究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解读西方世界兴起,为我们解读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全景式图画的一角。

笔者力图在串联这些原因的基础上,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提供一幅整体的全景式图画。在此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与西方世界兴起进行比较,深化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识。

“在世界历史上,把现代社会与以往任何时期区别开来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这一事实。”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一个国家崛起的物质基础。欧美经济史表明,工业革命以来,财富增长远超人口增长,工业革命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并进而带来人口和收入的双增长,西方世界没有重新回到生存收入水平的马尔萨斯经济均衡状态。尽管欧美经济发展也经历了跌宕起伏,但总体发展趋势是加速不断向前的。

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在其《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将1820年后的世界分为A组和B组。A组是西欧、西方衍生地区和日本。其人均收入提高了19倍,而世界其他地区的B组只提高了5.4倍。A组的增长幅度几乎是B组的4倍。那么,A组为什么会在1820年后取得如此优秀的成绩?在A组和B组之间为什么会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并导致今天世界的分化与差异如此之大?



二、技术、文化还是制度?

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开篇写道:“在过去几个世纪,西方人已经冲破了赤贫和饥饿困扰的社会束缚,实现了只有相对丰裕才可能达到的生活质量。”西方世界实现了经济崛起,超越了东方世界,并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主宰现代世界的政治和军事优势,缔造了一个以西方世界价值观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和秩序。

西方世界是依靠什么兴起的,这从来都是学术界研究和思考的主题,对这一主题的探讨,也可以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他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历史经验。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技术上落后于先进国家还是文化精神的劣势使然?是制度组织的效率不高还是人口素质水平落后?是地理环境决定的还是面对非常规发展带来的生态压力做出的不同的机制反应?

(一)是技术吗?

传统观点认为,技术的变迁和进步是西方世界经济成长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早期代表人物主要有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亚当•斯密解释财富增长的来源是技术进步导致社会分工的发生,以及由社会分工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大,进而带来商业革命,并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密化。如此循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日益增加,最终实现了经济以一个加速度的趋势向前发展。

随后,卡尔•马克思等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现,资本主义在它产生以来的150多年的历史上所取得的生产力的进步,要比在它之前的人类所有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生产力都要大、都要多,也由此论证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主要是技术上的进步以及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其他优势。

英国之所以能够第一个跳出马尔萨斯经济均衡,实现经济崛起,被归因于肇始于18世纪以来发生的工业革命。随着工业革命向欧洲大陆和北美洲的扩展,欧美经济史也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就是带来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

而工业化正是现代世界实现技术跨越式进步的表现,这种技术跨越式进步最初都是以使用机械动力为基础,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以自然力或畜力作为动力的历史阶段。工业化在促进人类社会产品生产上有着巨大的创造力,终于摆脱了以前以自然力或畜力作为动力的技术进步取得的收益,很快被人口增长所抵消的马尔萨斯陷阱的宿命论,使人类社会从漫长的维持基本生存收入水平的传统社会进入到富裕、先进的现代经济社会。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继承亚当•斯密的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各种经济增长理论。被认为是任何经济增长研究出发点的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尽管强调资本的作用,即通过经济政策引导更高储蓄率将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但认为一个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则是独立于经济力量之外的技术进步率(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

换言之,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将人口增长内生化后的索洛增长模型,预言人类走向马尔萨斯经济均衡是一个“稳定状态”,不出现特殊的条件是无法打破这种均衡的。

以人均资本表示的生产函数y=f(k),其边际生产率是递减的。该函数表示人均产出与资本—劳动比率之间的关系,可变的人口增长所需的投资线是人均折旧加上稀释,即[n(y)+d]k,其中n表示人口增长率,d表示折旧。sf(k)表示人均储蓄。

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人均资本,纵轴表示人均收入水平。曲线sf(k)和[n(y)+d]k的交点A、C便是△k=0的稳态水平,经济处于人均资本增长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水平都为0的一个均衡水平。B点是不稳定点,经济趋向离开B点,要么向A点趋近,要么向C点趋近。但在人类历史上直到西方世界兴起,B点总是向A点趋近。A点是高人口增长和低收入的贫困陷阱——马尔萨斯经济均衡点,是1800年以前人类都难以突破的普遍规律。

从A点到B点往往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即短期技术进步带来收入增长转化为储蓄后形成资本量的增长。但随着增长收入被人口增长所稀释,资本存量开始减少,即从K*B向左趋向于K*A,收入将重新回到Y*A。

从A点经过B点再到C点,说明来自于收入增长的资本量增长率开始高于人口增长率,从而形成新的“均衡点”,表明人类开始跳出马尔萨斯经济均衡,从处于马尔萨斯经济均衡的传统社会,成功进入到低人口增长和高收入的现代经济社会的新的“稳态水平”。



显然,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只是简明地解释了,一个国家由于节俭或人口增减变化引起的储蓄率变化,进而引起经济的上升或下降,并没有解释技术进步率,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人均GDP呈现出的持久性正增长,更不能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性跨国差异提供解释,即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高于另一些国家所形成的近代世界历史上贫穷落后国家与先进富裕国家之间的差异。为此,一些学者围绕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以图弥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这一缺陷。

如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物质技术的发明、创造、使用都是以人的知识进步为基础的。物质技术人本化,由此形成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对人的投资形成了人力资本,它必然提高人的经济价值,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或人力资本。

实际上,人力资本投资也是以上述物质技术进步带来财富非常规的增长作为经济基础的。如果没有财富的非常规增长,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强了物质资本投资对于产出的影响,这符合西方世界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同步的历史事实。

格里高利•克拉克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因于西方世界的文化传播途径更好、更有效率,从而为西方世界兴起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他认为,西方世界在18世纪以来,贵族家庭生育率显著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由于条件较好,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水平提高了,但长子财产继承制度使其他子女不断地流入平民阶层,为文化知识在欧洲的传播提供较好的条件,提高了欧洲的人力资本,从而可以提高欧洲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并最终使西方世界实现经济发展和崛起。

一些现代经济模型也特别说明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对高等教育投资较多的国家可以获得更高的科研生产率,并通过技术性劳动的总供给来降低科研的机会成本。

后来阿罗提出了一个基于“干中学”的模型——“技术进步是生产新资本产品过程中的一种无意识的结果,对于企业而言是纯外部性的”,成为构造技术进步内生化的经济增长的AK模型的基础。这一模型认为,当人们进行资本积累时,“干中学”带来的技术进步可以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抵消技术不变时边际生产力递减的趋势,由此解释了世界范围内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历史。

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内生增长的唯一源泉”,罗默构造了一个用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说明经济增长的模型。现在的问题是,技术从何而来?技术离不开生产过程,也离不开研究活动。

对于技术来源于生产活动的解释是,生产活动中产生了知识外溢,利用知识的外部性促进了物质资本的产出,提高了生产率,厂商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开展研究活动的额外资金投入到研究活动中,生产便具有了新的技术。新的技术开发进一步带来新的产品,又促进了劳动专业化分工。

林毅夫也从技术变迁和进步的角度,解读西方世界的兴起与中国的长期停滞。他在解释李约瑟之谜时,指出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他定义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认为工业革命发生的基础是科学而不是单纯的技术。技术可以依靠众多的人口数量获得,中国古代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得来的。

西方世界的近代科技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最终促使西方世界发生了科学革命,进而发生了基于科学革命基础上的工业革命。并且,西方世界的技术革命是发生在生产非必需品的工业部门,对非必需品的所得效应为正,但相对价格效应却为负,因而西方世界技术变迁的结果是导致人均收入的持续大幅度增长。

而中国虽发生了技术革命,但主要是在生产必需品的农业部门,从而降低了养人成本,技术变迁对于养孩子的相对价格效应和所得效应均为正。因而传统中国长期陷入经济规模总量扩张与人口增长的同步现象,经济并没有“质”的发展。这被认为是传统中国长期停滞与西方世界最终发展和崛起的根本原因。

杰瑞德•戴尔蒙德从东西方地理环境的视角出发,指出欧洲曲折的海岸线有利于形成众多竞争的小国,而中国完整的地理环境和较平直的海岸线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从而决定了欧洲和中国两种不同的发展轨迹。大一统的帝国政治体制遏制了创新,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落伍的原因。

文贯中也从地理的视角来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停滞和落后的原因,认为宋朝的地理禀赋条件对农本社会的自我延续最为不利,却反以城市工商业和民间海外贸易的繁荣,以及技术创新的频繁著称于世。元朝后中国疆域相对人口获得周期性扩大,反使中国周期性地向农本社会倒退。自此,中国失去本土性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进而失去了工业革命的时机。这种观点事实上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技术决定论的翻版。

如果技术进步是西方世界兴起的真正原因,那么,落后国家只要提高技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就可以从落后转变为先进国家,实现经济崛起。事实上,这一点已经为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就中国近现代历史来说,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领教并认识到西方世界的船坚炮利,由此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自强救国”的洋务活动。但洋务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只有先进的技术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于是开始从改造国民的精神文化和建立仿效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角度入手来实现国富民强。难道这样做就可以实现从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的转变吗?

(二)是文化吗?

马克斯•韦伯是西方世界兴起文化决定论的代表人。他认为西方世界经过中世纪后期的宗教改革形成了“新教精神”,这是欧洲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由于新教理论是欧洲独有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这使欧洲文明成为人类文明中鹤立鸡群的、超越其他文明的优秀文明。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其他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则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他专门剖析了中国传统的儒教与道教,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儒教价值观念中所蕴涵的多方面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认为中国社会受到儒家文化观念统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的制约,因此无法发展起资本主义。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戴维•S•兰德斯在其畅销书《国富国穷》中也认为,国家的富穷与文化有关,西方世界之所以富裕就在于西方世界的文化好,而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贫穷是由于其文化是劣等的。

这些观点是从“文化政治”的视角探讨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它们无一例外地把欧洲文明看成是超越人类其他文明的优秀文明。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文明歧视。更重要的是,它们把人类发展的格局定型化,即认为那些不发达的落后国家永远也不会发展起来,除非它们接纳欧洲文明。

世界历史否认了文化论者的观点,一个典型的历史事实就是,日本作为19世纪后期兴起的唯一一个东方国家,其文化底蕴就是被马克斯•韦伯所断言的不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的儒家文化。而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经济体的“亚洲四小龙”无一不是深具传统儒家文化的国家。中国大陆更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即使不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印度,以及巴西、南非等非西方传统文化国家也都实现了经济发展和崛起,这足以打破文化论者的文明歧视论和欧洲文明优势论。这些例子说明,西方世界兴起的真正原因肯定不是文化,至少说,文化不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唯一原因或关键原因。

(三)是制度吗?

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在于发展起了一套有效率的制度吗?

李约瑟博士从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技术制度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制度—技术分析框架,间接解读西方世界的兴起。他认为,出于农业社会维护灌溉体系的需求,中国形成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这种制度的正面效应是,中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国家井然有序,这样中国能够非常有效地发展科技。而负面效应是,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这方面,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这一官僚体制虽然最初适宜前现代科学的成长,但它内在的官本位价值体系则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没有形成商人文化,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得到发展,从而不能引导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的数学及逻辑推理方法的结合。“抑制”了促进中国科学生长的因素,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科学不可能在中国发源和成长。李约瑟实际上指出了传统中国的制度是没有效率的制度结构。

诺斯•道格拉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开篇,就点明了制度(组织)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他以荷兰和英国为例,证明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促进了近代以来荷兰和英国的经济增长,清晰的私有产权和专利权是有效制度的核心内容。

然而,有效率的制度又是缘何形成的?诺斯的人口—制度框架揭示了西方世界兴起的起点。14世纪欧洲黑死病导致人口锐减,存在大片的无主荒地,资源相对于人口来说,显得丰裕有余。

人口短缺一般是沿着两个方向前进:

一是增加人口。15世纪以来,欧洲人口急剧增加,增加的人口不得不向山区和北欧地区迁移,这就是所谓的欧洲的边疆运动。当资源稀缺性显现出来,对资源的产权进行清晰界定成为必要,而清晰的产权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规范性的约束,其预期收益也是确定的。

二是发展替代劳动力的机器生产技术。欧洲国家普遍制定了专利权法,专利权明确保护发明者和创新者的收益,从而在促进欧洲技术发明和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欧洲产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形成了欧洲在15世纪以后逐渐领先世界其他地区的技术优势。而这种有效率的制度组织是自发形成的。

近年来,诺斯重新定义了经济发展的内涵。经济发展不仅仅是某些具体要素的累积,如资本、人力等。持续的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是实现了从限制介入秩序到开放介入秩序的跃迁。理解社会如何直线保持对各种资源特别是组织形态的介入的开放,是理解现代性增长的关键。

这股制度主义的旋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处于经济转型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基于这种制度效率理论,推进“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以快速的私有化、完全的市场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为目标的“三化”转型,成为制度“神话”的试验场。

但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三化”转型后,并没有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神话”,而是一度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生产力大幅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下滑。有效率的制度固然能够促进西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崛起,但制度不是万能的。



三、抑或其他因素?

技术不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决定因素或唯一因素,文化也不是,当然制度也不是。那么,西方世界兴起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解读西方世界的兴起,除了技术、文化、制度三种理论具有较长期、深远的影响外,通过其他视角解读西方世界兴起的也大有人在。这些解读尽管视角不同,但最终都可以归并到技术、文化或制度决定论。

(一)从斯密动力到库兹涅茨动力的转变

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国斌从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一内部因素上,探讨了中西发展道路的分化,他认为16~18世纪中西经济发展都适用斯密动力。但到19世纪,由于欧洲的农村手工业被城市的机械化工厂所取代,更适用于新古典主义以投资和储蓄为动力的经济增长理论,即库兹涅茨动力,欧洲终于摆脱了古典主义的斯密型经济增长的极限限制,实现了经济崛起。19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因素中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也扩大了中国的贸易和市场,进一步扩大了斯密动力的运作空间,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中西经济发展道路开始分道扬镳。

(二)高效财政论

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教育、思想、学术、舆论等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负面正反馈加速崩溃的社会政治进程,体现为军事和国防甚至外交的软弱无力。但最深刻的根源,确实发生在经济层面上。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所谓的“资本主义”,根本不是韦伯所说的什么新教伦理,更不是什么让渡当前消费、储蓄资本、进行投资,通过迂回生产、发展生产力、扩大产业链,走向经济起飞和产业革命,而是私有资本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和内外双向操纵。这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揭示。

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和《天下,包纳四夷》中,以此为基础,把近代以来所谓的东西方大分流、大转型变成了西方借助于战争融资而征服、掠夺并绑架整个世界的高效财政论。他认为,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在一盘散沙的自由放任的真正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以勤劳革命和廉价货币与财富的全方位被剥夺,既造就了西方列强的全面崛起,也耗尽了自己,从超级富裕繁荣走向一穷二白。西方世界在1500年来主导世界历史的根本原因在于,由金融寡头控制的政府具有高效的财政组织能力,创建了民族国家。

那么,这种高效的财政组织能力从何而来?前述地理环境论,导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后,中世纪欧洲存在200多个国家,国家竞争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国家之间经常爆发战争,催生了投资于战争的金融家。金融家往往以控制国家财政作为投资的交易条件,国家也往往将财政大权委之于他们,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国家在国家治理结构上的现代转型。

不仅如此,投资于战争的金融家一旦尝到这种甜头,往往会推动国家继续对外扩张,从而形成欧洲国家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和殖民活动,并带来全新的资源、市场和利润,从而确立西方世界在近代以来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说,欧洲的发展或者说西方世界的兴起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国家干预下市场经济的结果。

考察中国明清衰落的历史时,韩毓海认为,正是奉行国家不干预市场经济或是过度市场化,导致中国政府没有建立有效的财政制度,财政组织效率低下。同时,明清两代经济的膨胀,使白银逐渐成为紧缺的货币,美洲白银的发现为解决中国紧缺的白银通货提供了历史机遇。由于受到国外白银的影响,中国经济被西方世界的金融家所控制,大大降低了中国政府的财政组织能力。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

(三)贸易保护主义与国家干预经济

近年贾根良的“黑洞理论”,直指美国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界有意掩盖或弱化甚至是抹杀导致美国经济崛起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英美尤其是美国,在19世纪后起的发展和崛起中,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性关税和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是美国经济发展和崛起的法宝,而不是后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宣扬的自由主义。

如前所述,尼尔•弗格森在《文明——西方与其他》中提出了西方世界兴起的“杀手锏”是地方主义的竞争和战争、牛顿的科学成就、法治和财产权、战争和疾病促进的现代医学的发展、消费合作型社会、严格的工作道德规范六个方面。他认为这些杀手锏被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复制,促成了这些国家的发展。但他警告说,这些被复制的成功模式并不是可以从中挑选出来分别点菜的菜单,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知识产权和学术进步都是密不可分的。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杀手锏”无非是前述各种因素的综合,但还远远不能说明西方世界兴起的全部。



四、西方世界兴起的真实原因

西方世界的兴起绝对不是某个简单的或单一的因素,而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技术、人力资本、制度和自然资源以及文化传统等,都是西方世界发展和兴起的基本要素,将其割裂开来进行研究,是由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种抽象分析方法所导致,很难说明其中个别要素就是西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兴盛的真正原因或唯一原因,更难以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

西方世界兴起的答案多种多样,技术、制度、文化、地理环境等都可能是关键因素。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贯穿的基本思想,就是欧洲由于没有东方式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王国和城邦之间争战不休,这就使得欧洲经常寻求军事变革;军事变革又有力地推动了竞争,以及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继而推动着欧洲各国以其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

他明确指出大国崛起取决于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财政组织能力、金融能力和工业生产能力。由于欧洲在制度方面具有的优势,所以社会变革的障碍较少,能够很顺利地进入持续向上的螺旋式的经济发展,从而增强了军事效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就使欧洲社会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列。

尽管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开篇就将人口增长问题摆出来,但人们多忽略人口增长问题之于经济崛起的意义。本文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全景式解读,正是希冀构建一个人口—生态—制度—技术—增墒的分析框架,以说明西方世界兴起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构建了一个人口—产权—制度的链条式分析框架,但我们以前对它的解读往往忽视了后两个链条的起因。实际上,他对西方世界10~16世纪经济史的详细考察,总是把人口的增长与减少作为讨论的前提,强调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他总是将西方世界经济的衰落、复苏和兴起与欧洲人口增长导致的边疆运动结合起来,明确指出只有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才能被视为真正的经济增长。“首先,……必须把收入增长类型分开。这种直接的增长导致全面的(外延性的)增长,但不一定是每人收入的增长。……我们整个关心的是按人口计算的经济增长。”

其本意应该是,在人口不足的情况下,人口对生态不构成压力,资源相对于人口来说具有无限的供给,因此不需要对资源界定产权。但当人口增长构成了对生态越来越大的压力时,往往意味着现有资源如果你占有了,我就没有了,这个时候,稀缺性公理就开始发挥作用。他在考察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时,始终把人口增长或下降作为引起各种组织或制度变化最重要的参数,即人口变化是最初的起因,并由此引起生态压力或生态危机。这种生态危机在有限的领土范围内,必然要求对资源所有权进行界定。

但道格拉斯•诺斯的核心思想是,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或组织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欧洲在14世纪发生黑死病之后,人口大量减少,地广人稀,不需要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所谓产权界定。但到16世纪,欧洲人口不断增长,导致边疆运动后,产权界定就是必要的了。

在产权界定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也必须是有效的,这种制度需要国家作为一个具有超级强制力的机关来保证执行,因此国家在制度形成过程中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制度的有效性最终促成了西方世界的兴起。相对而言,那些即使需要界定产权并需要形成制度的国家,比如东方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由于国家在制度形成中的懈怠,最终导致经济的衰落和停滞。

而生态危机不仅引起了对资源的产权界定,也引起了经济社会对生态危机的不同反应机制所形成的经济发展走向。彭慕兰的解释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他认为,18世纪后期,中西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都面临着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支撑的能源短缺问题(特别是木材),西方在应对欧洲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危机时,如英国率先找到了更好的历史机遇,这就是向下发展找到了煤炭这一资源。它们通过向下和向外两种途径,即挖掘煤矿作为能源和掠夺美洲殖民地的财富有效地解决了发展难题。在煤炭采掘和使用的过程中,应用煤炭资源的蒸汽机发明了,从而造成了矿产能源对日照能源的替代。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由于劳动力的增长赶不上需求的增长,于是欧洲发展了替代劳动力的一系列技术的发明和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大机器工业。而为了保护这些技术发明和创新,欧洲又发展了保护新技术和创新的专利权制度,最终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和推广,完成了人类经济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英国还通过向外发展寻找广阔的国外资源和市场。为了保证这些海外资源和市场的稳定并继续扩大,在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军事优势,对外进行野蛮的殖民活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经济的发展和成长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的殖民活动。

换言之,英国的经济发展和崛起总是以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为代价,也就是把它的发展和崛起的代价转嫁到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如前所述,韩毓海强调了金融资本家在西方世界兴起中的地位和作用,但笔者认为,作用还不仅仅在于金融资本家。中世纪后期以来,金融资本家的投资对象——国家对外发动战争,掠夺财富,进而通过控制国家财政并组织有效的财政运行体制干预经济,发展经济本质上是为自己牟利,客观上也促成了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并使国家具有一种天然的对外扩张的倾向。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衍生国,无一不具有对外扩张的殖民倾向。这种对外扩张的结果便是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日益落后和被奴役,造成现代世界体系中所谓的中心—边缘(依附)结构。这也是贡德•弗兰克所说的结构增墒理论。

制度是否具有效率在于产权理论基础上提出的私有产权神话。但是,制度神话的另一种说法却是金融资本家。而要保证金融资本家的稳定收益,他们还必须联合和组建一个包括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和农业资本家在内的利益共同体,并在这一利益共同体内部发展起一套保护既得利益的民主制度(即制度民主)。其中,保护私有产权是核心。这是一个范围更加扩大了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扩充了金融资本家的统治基础。从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来说,这种制度民主是有效率的,因为它保护了私有产权。

到这里为止,我们可以对西方世界的兴起及其结果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表示出来。(图2)


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和平的经济崛起

1.中国经济长期停滞的深层之因

19世纪以前,中国尽管在传统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始终未能跳出马尔萨斯经济均衡。按照麦迪森的测算,1700~1820 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占世界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2.9%。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国人口也几乎增加了5倍。

明代后期,中国从美洲引进玉米、花生、马铃薯等作物,这些农作物的最大特点就是生不择地和高产。然而,这些高产作物的引进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导致人口迅速增加。据估计,1600年前后,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1.5亿。 人口的过度增长,不仅使以前无人居住的山区被开发,也使引进的这些作物带来的收入增加迅速被增加的人口稀释掉。

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国人口大量减少,但这些农作物的高产优势还在。经过清初的恢复和发展,人口再次呈现井喷式增长,完全稀释了高产作物带来的经济收益。概言之,传统中国经济的总量实现了增长,但人均收入却还是原来的基本生存水平。这就是所谓无发展的增长。

伊懋可认为,明清时期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政府的消极、不干预导致过度市场化,形成了人口的高就业与低收入、高竞争和低利润的“理想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初始均衡状态。

这种极端的市场经济反过来使经济社会的资本剩余和资本积累很难实现。他指出,在劳动力价格低廉和资本资源昂贵的情况下,农民和商人的理性选择就是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固定成本,而不是发展节约劳动力的机器和生产技术。

中国明清以来受制于人口规模过大的约束,必须全力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以满足增加人口的消费需要。这也是欧洲工业革命前,中国农耕技术远远超过和领先欧洲的原因。

但是如上所述,农业技术进步和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又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如此反复,中国在较高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数量。相反,中国工业发展却受到资本资源有限的高度约束,即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阻碍了其他经济领域里节约人力的技术革新和从事资本经营的投资,这一瓶颈使中国无法在原有技术条件下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明清以来,中国便进入到了这样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无法自拔。

黄宗智则利用内卷化的概念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人口迅速增长,不得不带来土地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农业收益高于其他产业,农业越来越内卷化。高度商品化经济非但没有使江南地区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反而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家庭化自然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也没有带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业的兴起。此外,劳动力边际 报酬递减没有带来江南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形成没有发展的增长局面。

这一解释说明,15 世纪以来,西方世界面临人口增长的生态压力走上了外向发展道路(对外殖民扩张道路),寻求外部的资源和市场来缓解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把发展的代价留给殖民地国家及人民。明清时期,中国同样面临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压力,但并没有像西方世界那样,而是走上了内向发展的道路, 即强化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来缓解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这正是导致东西方大分流的历史动因。

韩毓海沿着伊懋可的思路,认为明清时期由于实行不干预的市场经济,未能形成一个有效率的财政体制,从而不能把经济社会十分有限的经济剩余更有效地投入到国家发展上,这才是导致中国形成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关键。相反,西方由于采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依靠暴力从美洲掠夺了大量的黄金白银、能源,并占领广阔的海外市场,导致国家在组织财政上更有效率,并积累了大量资本,从而使欧洲冲破了马尔萨斯经济均衡,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经济崛起。

从制度层面来看,由于没有像专利法这样的鼓励发明创新的专门制度,传统中国的技术发展在15世纪之后, 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尽管中国传统经济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萌芽和资本主义萌芽,具备了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内在条件,但由于缺乏技术革新的基础和内在动力,仍然在传统经济的范围内发展。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以现代机器生产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和发展,中国才开始从传统经济缓慢地迈向现代经济。但由于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的屡次入侵,尤其是日本在 1895 年发动的甲午战争和1937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沉重地打击和摧残了中国经济,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现代化。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亦获得了经济发展新环境新道路的历史新机遇。

然而,由于新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仍然没有能够跳出马尔萨斯经济均衡。其原因在于,在实现强国战略的指导下,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并由这一战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尽管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工业化主要靠高积累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来实现和保障,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而且人口政策上的失误,使经济增长并未带来人均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无法形成经济增长与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互动局面。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中国一直处于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行列。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和平的经济崛起

改革开放激发了经济增长的活力,中国经济实现跳跃式发展,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2000年中国GDP 总规模为8.9万多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 GDP 总量为5.5万亿美元(37万亿元人民币),GDP 规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2010年对外贸易额为2.97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 2.8 万亿美元,开放型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明显增强。2014 年中国 GDP 总量突破 10 万亿美元大关(636463 亿元人民币),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个10万亿美元的俱乐部成员。

中国从 跨入GDP万亿美元俱乐部到成功突破10万亿美元,用时 14 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量是1978年改革开放时的百余倍,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在改革开放后短短30多年时间里成功实现了经济崛起。

但人均 GDP 才是衡量一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每个公民每年创造商品和服务数量的标准。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从1000 美元到2000 美元再到3000 美元,一般需要10年至15年时间。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意味着一个国家达到了一个新平台。中国建国初期人均GDP不足100美元。1979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时,中国人拥有的财富只有美国的 1/70,人均GDP为200美元。2003年达到1000美元。2008年首次突破3000美元。2010年超过4000 美元,为4277美元(按13.4亿人口和1比7的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也在一次次的突破中实现着质的飞跃。

世界银行通常按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即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但以上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根据世界银行 2011 年的标准,中国已被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开始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中等高收入国家。

2012 年世界银行将世界各国划分为四档: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国家为不少于12616 美元;较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国家为4086~12615 美元;较低人均国民收入国家为1036~4085 美元;低人均国民收入国家为不高于1036 美元。按照“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1美元兑6.1428 元人民币”的标准换算,2014 年中国人均GDP 为 7575 美元。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内蒙古、广东、福建八个省份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2015 年人均 GDP为49351 元,约为7960美元。

尽管中国整体人均收入离12616美元左右的高收入标准还有很大距离,但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显著缩小了。这是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最终摆脱马尔萨斯经济均衡约束的起点,也是从基本生存收入水平迈向持续增长并达到更高人均收入水平的起点。


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经济崛起的主要因素

与前述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样,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也不是某个单项事件的结果。笔者试图从几个重要的方面分别进行分析考察,以期解读中国经济崛起的真实原因。

1.人口政策转变与经济增长  

1949年9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和中国关系》的白皮书中所谓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是因为未能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一结论,宣称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生产性资产。

他指出,“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也完全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如果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更关注人口的消费型功能的话,那么毛泽东的人口思想则更关注人口的生产性功能。

由此,中国进入了毛泽东时代人口自由增长政策的时期。而从制度安排方面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体制和户籍制度有利于生育更多孩子的家庭,也是导致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按照1958年颁布的人民公社章程,社员家庭的粮食消费一般来说是根据“人七劳三”的比例进行分配的,也就是公社或生产队上交国家公粮后,剩下的70% 是按照公社或生产队的总人口进行分配,30% 是按照社员的总工分进行分配。这样,人口多的家庭所得的粮食等实物就会更多。在人口自由增长政策和粮食短缺的常态下,社员家庭为了弥补成人粮食消费的不足,生育更多的孩子以获得更多的粮食等实物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1958年颁布施行 的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的流动做了严格的规定。拥有非农户口的城镇家庭的粮食等实物是按照户籍在册人口的年龄段进行供应分配的,国家为了照顾孩子的发育和成长,往往给予孩子较多的口粮。这样,城镇户口家庭也往往为了获得更多的粮食等实物,愿意生育更多的孩子。

毛泽东时代,中国大多数年份的年人口增长率都远远超过了20‰。1949~1971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平均超过6。中国人口数量从 1949 年的5亿增加到1964年的7亿,每 增加1亿人平均用7年半时间;1964~1974年是中国人口的高速增长阶段,由7亿增加到 9 亿,每增加1亿人仅用5年时间。1980 年中国人口达到 10 亿,比1949年整整翻了一倍,这只用了30年时间。

而国民总收入从 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79年的4062.6亿元,人均GDP 从1952 年的119元增加到1979年的419元。经济增长率略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比较缓慢,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更加缓慢。中国数量巨大的人口也带来粮食安全、资源供应紧张以及就业困难等诸多问题。

人口自由增长超过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而导致土地过度开垦和利用、土壤肥力下降、水土流失、耕地和草场风化、沙化等严峻的生态压力,扼杀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在寻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把控制人口增长作为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启动了新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强调要计划生育。

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提出了“晚、稀、少”政策。1980 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共青团的公开信》,明确实施严格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明确目标是,通过对人口数量的控制来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支持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以确保经济改革的成功。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中国人口为13.68亿。中国人口数量从1980年的10亿到2014年的13.68亿,用了34年时间,而且这还是在人口基数翻了一番的基础上实现的。控制人口增长政策主要在人口红利和提高人力资本两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在成年人劳动年龄段,个人生产的价值一般超过其消费的价值,从而产生投资剩余。由于毛泽东时代快速增长的巨量人口,在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情况下,减少了依赖于成年劳动人口的子女数量,因此,非生产性的抚养人群比重较低,从而使总人口数中成年劳动人口增加产生更多的剩余,为人口红利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由于增加的人口大多在 20 世纪50~70 年代出生,为 80 年代开启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资源,这是邓小平时代控制人口增长政策形成的人口红利的基础,也是毛泽东时代人口快速增长的最大历史遗产。

中国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是同时期美国劳动年龄人口的 3.86 倍。据测算,1982~2000 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5%。可见,促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因素之一—人口红利,是毛泽东时代人口自由增长政策与邓小平时代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相结合的结果。

尽管中国实施了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总人口随着人口增长惯性和人均寿命提高而持续增加。这种人口数量的增长也带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即人口规模效应。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成功的创新者占有市场的规模,二是增加了潜在科研人员的数量。这两个方面既为中国扩大内需提供了条件,也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均收入持续大幅度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体质,增进了健康;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中国人民受教育的水平,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劳 动效率。最近一项中外合作的计量研究认为,1985~ 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了3倍,并以每年6.74% 的增长率递增。其中1998~2007 年增长率达到7.86%。从区域来看,1985~2007年城乡人力资本年增长率分别为8.95% 和4.19%。另一项最新研究认为,1978~1999年,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3%,1999~2008 年上升为 54%。其中,2003~2008 年达到 59%,也说明人力资本为中国经济崛起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

18 世纪 80年代末,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 出食物增长的算术级数与人口增长的几何级数的非一致性增长规律,指出人口适度增长是一个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而新马尔萨斯主义扩展了马尔萨斯主义公式,强调人口增长速度太快,特别是第三世界人口增长过快,造成世界粮食危机。只有节制生育,特别是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贫困人民的处境和实现国际和平。新的控制人口增长政 策,实际上是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嵌入新马尔萨斯主义的逻辑。

新马尔萨斯主义有其一定合理性,它说明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实现无外乎两种途径:增加分子(国民生产总值)或减小分母(人口基数)。实际上还有双管齐下的第三种途径:即在增加分子的同时减小分母。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组合在一起,中国实际上就是沿着第三种途径前进的。

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作用,一是降低了人口的出生率,使改革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直接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二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接受教 育程度都提高了,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而且为经济发展积淀了大量的创新人才。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是人口低速或稳定增长的自动稳定器。随着人力资本、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女性生育数量和生育意愿会显著下降。另外,经济发展带来人力资本的要求, 而人力资本的前提就是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身体健康状况的良好,这也意味着孩子养育成本的提高,从而在生育子女的数量上起着限制的作用。如果给这种方式一个合理的定义,可以称为“新新马尔萨斯主义”。

2.改革开放启动、推进与经济增长

1979 年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包括两个方面:对内改革计划管理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对外实行开放,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实现与国际经济接轨。1978~2001 年的主题是以改革促开放;2001年以来的主题则是以开放促改革,两个方面逐渐形成互动的局面,并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崛起的重要基石。

从改革方面来说,主要是改革不合理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从逐步增加市场调节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的就是要把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转到市场的轨道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改革通常被称为市场取向的改革或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可以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进行有效配置,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宗旨,重建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激励机制,激发了人民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采用了渐进式改革、增量改革、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相结合等方式,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积极、稳健、全面地推进各项改革。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中国特色的产权制度变迁,成功地还地于民,使农民再一次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主体,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迅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创造了短期内解决中国人民温饱问题的世界奇迹。同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提供了条件,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的利用效率。

在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中国进一步推进了以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在20世纪80 年代的双轨制和90年代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推动下,在其他市场主体的竞争和冲击下,通过外逼机制不断提高经济效率。

这种传统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类似于二战时期美军在太平洋采取的越岛进攻的作战办法,能够漂亮地避开敌人,而不是同敌人进行迎头相撞的阵地战。改革使得国有企业提高了经济效率,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为适应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中国不断培育和发展了各类市场,如金融市场(改革银行系统,建立中央银行和 商业银行分离的金融体制、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和建立私人银行、债券市场、期货市场、股票市场等)、要素市场、商品市场、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知识产权市场等。这是在20世纪60年代对计划管理体制反思的基础上,从着眼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价格矫正”出发进行的综合协调的配套改革举措(“政策矫正” )。

同时,中国将市场化改革与世界通行的规则有机结合起来,在 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外部经济运行机制的压力促进国 内的改革,保证了经济发展对市场完备性不断提高的要求。但是,经济发展更一般的要求是矫正制度或制度基础。因为制度不仅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而且决定着价格矫正的成败和技术创新的能力(通过界定产权、明确契约关系等制度安排促进和 保护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的内在动力机制。

这样中国实际上经历了从“价格矫正”到“政策矫正”再到“制度矫正”的三个循序渐进的改革进程。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鼓励扶持非公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效率示范,也促进了就业增长和收入增长,活跃了中国经济,并形成非公经济与国有经济和乡镇集体经济的三足鼎立局面。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和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出现了非公经济与国有经济相互渗透甚至融合的混合经济现象。

中国经济崛起,固然离不开对内改革,但更离不开对外开放。从开放方面来说,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改革是立国之本,开放是强国之路。对外开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商品货物的一般贸易和包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国际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一般来说,这两个方面对国际经济发展将带来两个积极效应:选择效应和规模效应,继而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和国际收入的增加。选择效应是指开放更倾向于增进产品市场的竞争,国内厂商和国际厂商都处于同一个竞争的平台上,没有效率或低效率的厂商将被迫退出竞争或进行创新,从而通过提高总体效率水平来增 加总量收入。一项研究表明,加拿大的贸易自由化导致其平均生产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

规模效应是指技术上领先的中间产品生产者可以在更大的市场上来销售它的产 品,增加了成功的创新者可以享有的市场规模,从而在两国市场上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并给予创新者更强的创新激励。

另外,从创新和贸易的关系来看,存在着借助贸易进行的所谓技术转移的直接渠道。贸易也可以作为某些国家替代创新的一种形式,而这又是对另外一些国家从事创新的一种激励。前一种情形可能会阻碍较贫穷国家的创新, 后一种情形可能会更加激励发达国家更高的创新率,形成“马太效应”。

一般而言,规模效应发挥的作用具有如下特点:国家越小,从开放中获得的好处就越大;开放前的市场规模越狭小,从开放中获得的好处就越多。开放形成的自由贸易还在选择效应和规模效应之间形成互动。开放带给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的机会,即技术溢出效应的单向性(技术从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和部门)。一旦国家具有更适宜的创新条件,则技术溢出效应会在更 大程度上推进经济增长。

同时,我们还要考虑从封闭到开放演进过程中这样一种情形,即一个封闭性国家本来不具有适宜的创新条件,技术上落后于外国,而在实行改革之后,具有了非常适宜的创新条件,使本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外国。这时如果实行开放政策,引入自由贸易,选择效应固然将带来效率的增加,但是由于本国技术上的落后,上述的规模效应将使本国的垄断者被外国的竞争者驱逐出本国市场,进而带来利润损失。至少在短期内,选择效应将小于规模效应,从而带来本国国民收入总量水平的下降。这就是贸易阻碍经济增长的情形。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经济改革的次序就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国家的净增长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和消除阻碍创新的壁垒来推动,但改革的措施和政策是不 能同时进行的,否则,开放的效果就可能并不能完全实现。

这时,经济改革采取先去除阻碍创新的壁垒,待本国的若干产业部门的垄断者成为世界的领先者之后,再去除阻碍自由贸易的壁垒,则开放将带来更好的经济效果。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保护到渐进开放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渐进式改革正是遵循这一改革次序,不断取得 改革和开放的伟大成就。

尽管以货物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程度的提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早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了,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大大加速,特别是要素的国际流动速度更是大大加快,它特别表现为资本(包括直接投资的产业资本和其他各种金融资本),以及体现在资本中的技术流动性的增大和配置效率的提高。

这为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发展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还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会感到资金和技术的缺乏。当资本和技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适合生产的场所时,发展中国 家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开始实现经济增长并持续下去。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对外贸易的先导作用,进一步推动资本和技术的引进。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外开放使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是符合中国发展利益 的决策。

此外,开放形成的自由贸易还与一些地理特征紧密相联系,主要包括与邻国的边界长度、海港、资源容量 和人口规模等。开放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崛起的作 用基本上可以归纳为:

第一,发挥“后发优势”,引进外资和外国的技术与管理经验等,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和收入差距。改革以前,由于长期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总体上看,中国在技术和收入水平上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改革以来,为了加快经济建设,尽量少走弯路,中国充分发挥开放的先导作用,大力引进外部资金,对引进的外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出口加工区和工业园区;外资的引进缓解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同时又解决了大批劳动力就业并增加了收入。

更重要的是,外资不仅在地区内,也在地区间具有正向水平的溢出效应,不仅在行业内,也在行业间产生正向的垂直联系效应,从而提高整体经济的绩效。 这对提高中国工业的TFP具有重要的作用。从技术进步层面看,中国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同时,允许外国投资者运用先进技术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上部分销售或全部销售,以市场换技术。

尽管许多学者认为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实施效果,是不成功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推进速度和工业化的巨大发展成就(主 要表现在“中国制造”上)是有目共睹的。这归因于两个 方面:一是开放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二是中国的“落后 优势”或“后发优势”。

改革前中国技术大大落后于世界技术前沿,改革后中国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同时,中国政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和鼓励创新的政策也与引进技术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局面。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承担了部分科研投入以开发新产品,不仅增加了技术知识的存量,而且因此获得更多的利润,并将这些利润再投入到产品开发中。

在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方面,主要是引进市场运作方式的管 理技术和经验,为国内的管理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提供模板。这一切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技术生成和创新机制,大大缩短了中国追赶世界技术前沿的路程,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长期的支撑作用。

第二,制定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在借鉴、吸收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制定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以沿海地区为依托,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和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实行优惠政策和市场运行制度吸引外国投资者和贸易经营者,建立来料加工等“三 来一补”的面向国际市场的产业链条。这既解决了国内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引进了新的生产技术,也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带来的国际市场,扩大了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规模效应。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趋势下,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任何经济体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外部资源的巨大需求。世界人口自1940 年开始已激增了3 倍。人口激增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存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令全球资源面临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单纯依靠国内资源的供给远远满足不了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对外开放打破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传统思维,使中国积极高效利用国际资源市场。例如,包括石油等战略资源在内的外部资源供给,是支撑中国经济崛起的必要条件。尤其在今天,对世界资源的争夺更是决定一国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1993年中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当年对外依存度为6%;而 2006 年突破45%,2009 年突破 50%,这一比例还在继续攀升。国外能源市场供给的大幅增长,保证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这些只有在主动对外开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第四,促进国内的改革和更大范围的开放。通过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运行机制逐渐与世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这种接轨的优势是促使国内不适应这种接轨的体制或制度不得不实行改革,形成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发展的良性循环局面,并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发展和完善,充分激发了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性。


3.工业化推进到中期阶段与经济增长

增长经济学定义了一个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富裕国家的 概念:跨国收敛,即增长率的跨国差异具有随时间推移而消失的趋势。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一种全球 性的共有资源,因此,跨国技术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资本积累,这是实现跨国收敛的唯一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人均 GDP 上不断趋近于原发工业化国家的人均GDP,也在不断趋近于原发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前沿。但是,仍然有许多国家处在 远离原发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前沿,他们的人均 GDP 水平也在远离原发工业化国家的人均GDP。

这个现象被经济 学界称之为“俱乐部收敛”。经济学对俱乐部收敛现象的解释是基于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技术前沿和人均 GDP 上大步追赶并不断趋近原发工业化国家,正是基于这一创新的内在增长模型。

工业化是以现代大机器技术的发明和进步为基础的。 工业是现代技术进步最基本的载体,也是现代技术进步最显著的体现。毫无疑问,西方世界兴起的技术基础就是现代的机器生产技术,并普遍实现了以机器生产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赵德馨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萌芽和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传统经济已经迈向了现代经济的门槛,或者说中国进入现代经济的几乎所有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但唯独缺乏的就是现代的机器技术。

所以,近代以前中国仍然处于传统经济时代,手工技术上落后于欧洲的机器技术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也说明了以现代机器生产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经济的重要标志,更是一个国家真正实现经济崛起的技术前提。

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强调结构调整、 资本积累与计划管理等)的指导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工业化上。关于中心外围依附关系的理论,也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由此,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到 70 年代,中国已经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现代化的工业基础。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可以自由流动,一个国家的资源比较优势决定着产业结构,并随着资源比较优势的变动而变动。但在计划经济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引导下,计划配置的资源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倾斜。

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稀缺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形成了一种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背离了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造成国民经济畸重畸轻的不合理结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滞后,最终也无法支撑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计划管理扭曲了整体经济运行,破坏了价格体系,国民经济发展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也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扶持重大科研活动,奖励重大科研和创新成果。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中国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 90 年代后期,通过法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大幅提升了人民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经济增长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人才。人力资本的提高使中国逐渐从低端模仿转向高端模仿,为技术进步转向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战略与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市场、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实施“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一道,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工业化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改革经济体制,重建市场价格体系,不断调整和矫正不合理的经济管理制度和产业结构,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国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优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和中型工业,大力发展农业,资源配置逐渐转向更多使用劳动力资源而不是资本,经济结构转向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

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挥了中国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发挥了中国的区域比较优势。尽管这些发展是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进行的,但增加了就业和收入,积累了资本,为中国工业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创造了条件。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又进一步推进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形成工业化与人均收入水平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局面,使经济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以来,中国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其表现就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迅速,被称为“世界工厂”。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19 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经历了先上升然后下降的趋势,而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占比重则是先下降后上升。

从工业增加值的总量来看,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发展的趋势与世界高度相关。1850~1910 年,欧美国家主导世界工业化进程,并相继完成大规模工业化,世界工业总产值增加了近 6 倍。 同期,中国工业总产值仅增加了 1 倍。1910~1980 年,工业化逐渐向亚非拉地区和国家扩散,世界工业总产值增加了 12 倍。

同期, 中国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0倍。1980~2012 年,世界工业总产值仅增加了 2 倍,而中国工业总产值增加了 30 倍。从人均工业产值来看,1850~1910 年,英国、德国、美国3 个最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增长了 2~4 倍。1910年后,中国工业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显著成就。1960 年中国人均工业产值超过了1880年的水平。1980 年中国人均工业产值比 1960 年增长了 3 倍。1980年以后,中国工业化进入了更快的加速发展时期,人均工业产值增长率是同期英国、德国和美国的 10 倍。2010 年,中国人均工业产值是印度的 6 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由 1850 年的 20 倍缩小到 5 倍左右。

经过改革开放后 30 多年的发展,中国基本上已经回归到世界工业大国的地位。中国正在趋近于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代表的世界科学技术前沿,其日渐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基础设施、更高的生产率和巨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将继续在制造业的国际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这也完全符合新古典经济学俱乐部收敛的创新 的内生增长模型。


七、中国经济崛起开辟发展新道路

1.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崛起及其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渐次实现了经济崛起,迈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如韩国、 新加坡、中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但它们的经济崛起是否属于新古典经济学定义的跨国收敛?

除中国外,这些国家和地区利用美国的经济援助,解除了经济发展的资金约束,同时通过制定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利用发达国家着力发展服务产业、开放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空间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出口几乎没有什么阻力。

这不仅解决了众多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在增加人民收入的同时,有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反过来再发展钢铁等产业部门,逐渐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基本完成了自身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古典经济学的跨国收敛模型对它们是适用的。

从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史看,它们实现经济崛起有这样几个条件值得关注:

一是自身没有资本积累,但充分利用了二战后美国的经济援助,解除了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的制约。

二是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和转移过程中出让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为本国工业化找到了一个需求出口。因此,它们的发展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三是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提升了本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少走了弯路。

四是无一例外都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即政府在经济赶超过程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其中,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的尺度,是它们从贫穷落后的国家 变成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关键。

2.中西经济崛起之差异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对外贸易,改进和创新制度,推进金融自由化以适应国际规则,吸纳投资等;同时,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等途径,扩大就业和需求,增加收入,使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了贫困,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市场化浪潮中的佼佼者。

1981~2005 年,中国有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吉姆• 奥尼尔把巴西、 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在当今国际经济领域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的新兴国家合称为“BRIC”,即金砖四国。在 2008 年国际经济危机后,又有南非加入了这一 集团,“ BRIC”变成了“BRICS”,即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占有全球人口的 40%,全球经济活动的 18%,全球贸易的15%,吸纳了全球投资的 50%。

基于此,一些学者还做出了一个可能为时尚早的判断:世界重心面临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的历史转折点。中国虽属于新兴经济体之一,但中国经济崛起与西方世界兴起有根本不同之处。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它们进入现代经济社会的起点是从摆脱马尔萨斯经济均衡的约束开始的。而摆脱马尔萨斯经济均衡的约束需要几个必备的要素:人口增长率下降、人口教育水平(或人力资本)提高和人均收入水平摆脱基本生存水平并持续增长。

20 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由于人口政策的转变,人口增长率下降;改革开放使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中国不断趋近世界技术前沿,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形成工业化与技术 进步相互促进的局面。工业化是中国摆脱马尔萨斯经济均衡约束,实现经济和平崛起的桥梁。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专门写了一章讨论乡村工业化问题。他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一方面,中国开始实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低生育率政策;另一方面,实行较为宽松的农村政策,发展起了乡村工业,通过兴办乡镇工业,发展商品经济,转移农业劳动力,减轻了人口对土地的高度压力,解决了明清以来江南地区有农业增长但无发展的“过密化”和农民生活在“糊口”水平上的问题,农民收入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农业和农村才有了质的发展。

换言之,这种质的发展就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开始摆脱马尔萨斯经济均衡的约束。工业化为人力资本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没有工业化则不可能有产出的大幅度提高,也就没有收入的提高并持续增长。

王国斌则认为 18 世纪以来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只是扩大了斯密动力的运作空间,19 世纪以来中国还没有进入到以投资和储蓄为增长动力(库兹涅茨动力)的现代经济社会。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可能还是这种状况;但改革开放中后期,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用于储蓄的资金逐渐转变成投资;与此同时,随着政府税收的不断增加(因为经济发展的状况不断向好),政府的投资也增加了,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实行扩大内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居民的投资大幅增加。

因此,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这一转变也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经济已经摆脱了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进入到现代经济社会,即跳出了马尔萨斯经济均衡。可见,中国实现经济和平崛起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使中国获得了国外资金和市场,强力推进了工业化,提升了中国的工业化的技术水平和综合国力。中国经济崛起应该说肇始于新中国的建立,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历史机遇。但是改革开放前,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和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上的失误,中国经济发展尽管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就,总体说来,与 20 世纪 50~7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展“黄金时期”相比大大落后了。

为了追赶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在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选择了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路线和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的改革始终注意中央 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基层积极性的有机结合,改革总体有序可控,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休克疗法。

从激励制度的安排来看,中国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提高了资源 配置效率。虽然在改革初期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有着广泛的辩论和争议,但实际上改革的成功试点恰恰遵循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律。其主要包括界定和保护相对的产权,承认和激励人的物质利益动机,由市场主体根据价格信号进行生产决策,在越来越多的产业推动公平竞争和实现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

中国推行对外开放发生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后,恰恰赶上了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后跨国公司在全世界重新配置资源的历史机遇,在劳动力资源丰富、广大人民希望通过艰苦奋斗改善自己生活的强烈诉求下,中国获得了稀缺资本和当时适宜的先进技术,迅速融入了世界经济分工体系,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

从中国经济崛起中的政府作用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互补的。总的来看,中央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和引导结构变化方向上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同时逐步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注入了大量精力,由此形成的地方经济的竞争对国民经济发展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经济崛起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迄今只有 30 多年,与西方世界兴起相比要短得多。也因此,西方世界兴起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才会在中国表现得那么集中和突出,如环境保护问题、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等。但这些问题可以在继续推进的改革和发展中逐步解决。

西方世界兴起开创了人类历史的现代化进程,西方世界也因此成为现代化的开创者和领先者,其发展道路、模式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后进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和模式。与西方世界兴起的“人口—生态—制度—技术—增墒”的历史路径不同的是,中国实现经济和平崛起则可以概括为“人口—生态—制度—技术—反增墒”这样一条历史路径。

与西方世界兴起过程中伴随着的野蛮的暴力的对外殖民扩张的结构增熵过程完全相反,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将人口对生态的压力内在化地进行了有效的解决;中国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过程中,逐渐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并加以不断完善;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不断消化、吸收和创新,实现工业化和技术进步互相促进,并将工业化推进到中期阶段;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始终在立足本国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手段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源和市场来发展自己,并与世界各国的发展形成共赢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金砖国家的经济崛起,也都是和平利用国际资源与市场。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并与先进国家和其他落后国家共赢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反结构增熵过程,没有将发展的代价转移给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崛起既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通过对外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从外部世界获得了发展的资源与市场,世界各国也从中国经济崛 起中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这就是中国经济崛起所具有的和平特色,是与西方世界兴起的最大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它为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描绘了另一幅蓝图,开创了世界后进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另一种道路和模式,成为世界多样化文明图景的代表之一。

100多年来,第一个非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以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成功实 现了现代化的目标,并挤入了超级大国俱乐部,这是将西方文明及其政治、经济制度视为蓝本,以及孜孜以求向西方寻求现代化成功经验的人士所始料未及的。中国经济崛 起也让更多的新兴国家越发自信地向本民族的传统回归,去发掘自身的特色优势。中国实现和平经济崛起,具有深 厚的历史底蕴和世界意义。

西方世界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具有普适性?若有,那就是当代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来发展自己,只是先发国家是通过暴力掠夺的方式将自己发展的代价的熵留给发展中国家。这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独特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后进国家大多秉持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原则,和平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来发展自己,并没有将发展的代价转嫁给其他国家。这一点正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不能为任何国家拒绝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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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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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3期 1,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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