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纪念恩师季羡林诞辰一百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9 次 更新时间:2016-04-30 21: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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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 (进入专栏)  

  

   恩师季羡林先生仙逝后,我能做些什么呢?一介书生,手中只有这支笔,吾所能做的,尽量将恩师的事迹和精神长留人间。今年我出版了《千手拂云、千眼观虹——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黄万里的人生比较》,下面公布该书的序,谨以此作为恩师诞辰一百周年的献祭。

  

   一代同龄大师的“比”与“兴”

  

   这不是高论。

  

   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譬如以朝代更替为框架,譬如以重大事件为核心,譬如以社会发展为经纬。我不是搞历史的,写不来那些“学”“术”并重的论著。我写散文,一般只对人物感兴趣,涂鸦之余,兴之所至,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事迹,把他们从时间的深处请回来,组合排列,纵向展示,横向比较,在我看,亦不失为断代史的两三注释,三五补白。

  

   这是 2007年7月13日的事。那天,在位于京城西郊的301医院,笔者看望住院治疗的季羡林先生,趁兴谈道:“您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元老,在清华读书时就受吴宓的启发,把陶渊明和一位英国的浪漫诗人加以分析研究,我现在受您的启发,也想做一篇关于您那一代人的比较文章。”

  

   季先生转过头来,寿眉上挑,目光似乎有点警惕:“我那一代,你怎么比?”

  

   “您是1911年生的,”我说,“当初,为了写您的生日,我查了很多资料。对于您,1911年有两件大事,一,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二,清华正式建校(之前是清华学堂)。1911年诞生了很多名人。”

  

   “那范围太大了,你没法比。”季先生说。

  

   “我只挑与清华有关的。”

  

   “你都挑了谁?”

  

   “第一个是王竹溪。”我说,“他是1911年6月7日生的,大您两个月。1929年进清华,高您一级,学的是物理。1933年毕业,入清华研究院,当周培源的研究生。1935年8月31日,王竹溪与您,还有乔冠华等六人一起去欧洲留学。您在《留德十年》中说,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你们五个人,单独跟他下,不管下多少盘,总是输。输急了,五个人联合起来跟他较量,结果还是失败。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忙,在车上的八九天中,你们就没有赢过他一局。”

  

   “王竹溪这人很好,学问大大的有。他象棋厉害,但不是清华顶尖的,顶尖的是彭桓武,他只是老三。”季先生说,“前些年我碰到彭桓武,说起当年清华园的象棋比赛,彭桓武奇怪,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是王竹溪讲的。”

  

   “当年六人同行,您去德国,王竹溪去英国,他比您先回,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是杨振宁、李政道的导师,”我说,“这事很出名。”

  

   “当然啦,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季先生欲说还休,粲然一笑。

  

   “我的所谓比,是比当事人一生的轨迹。”我说,“山不转水转,1952年院系调整,王竹溪转入北大物理系,又与您成为同事。文革中他去了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在那儿患上了血吸虫病。”

  

   “我没有去鲤鱼洲,不是不想去,是不够格,留下来,当批判的靶子。”季先生停顿,没有继续说下去。

  

   “杨绛也是1911年的,生日是7月17,比您大半个月。”我说。

  

   “她入清华时叫杨季康。”季先生记得清楚,“她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

  

   “杨绛1932年入清华,先是借读,第二年考上清华研究生。”我说,“她研究生没有念完,1935年陪钱锺书出国留学,杨绛和钱锺书去的是英国。”

  

   稍等,我又说:“钱学森也是1911年出生,生日是12月11。他大学不是清华,是上海交大。1934年毕业,1935年去美国留学。”

  

   “钱学森跟清华没关系吧?”季先生反问。

  

   “有关系。”我讲,“他1934年从上海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当年留美公费生。2001年清华九十周年校庆,在历届学生中选出20位知名学者,其中就有钱学森。”

  

   “噢,你弄得很细。”季先生说,“你想比的,还有谁?”

  

   “还有侯仁之,”我答。不待我说下去,季先生就讲:

  

   “侯仁之我知道,比我小4个月。”

  

   “您记得很准,”我笑了,“您生日是8月6号(公开的说法),侯仁之是12月6号。”

  

   “他不是清华的。”季先生说。

  

   “侯先生是燕京大学历史系出身,念书时旁听过清华的地理课,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又兼过清华的《市镇地理基础》课。1952年转到北大。去年(2006)年底,侯先生和您,以及其他十位教授一起荣获北大首届‘蔡元培奖’。”我答。

  

   “林庚去年10月走了,要是晚走两月,‘蔡元培奖’应该有他。”季先生神情转为黯然。

  

   冷场。双方都没有说话。我想到林庚,他是1910年出生的,1928年上清华,先学理科,后改文科,林庚个性鲜明,和季先生渊源很深,要是小一岁的话,倒是个理想的比较对象。

  

   过了一会,季先生问:“还有吗?”

  

   “陈省身,”我说,“他上学早,1930年就从南开大学毕业,然后到清华任助教,并读研究生。1934年研究生毕业,去德国留学。回国后,任清华教授。”

  

   “我们见过,在南开大学。那一回,是出席范曾搞的一个活动,”季先生笑笑,“是为范曾撑腰,壮门面,碰上的。陈省身已经过世了吧。”

  

   “是2004年。”我答。

  

   鉴于讲话时间已长,我赶紧长话短说:“还有黄万里,黄炎培的儿子,清华水利系教授,右派;还有钱钟韩,钱锺书的堂弟,他考上清华,没上,念了上海交大;还有孙毓棠,清华历史系的,诗写得很好,在文学圈里相当活跃;还有董同龢,音韵学家,他1932年进清华中文系,担任过《清华周刊》编辑,以及中国文学会主席,后来去了台湾。不谈了,不谈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黄炎培我熟悉,黄万里不清楚,孙毓棠熟悉,钱钟韩、董同龢知道一点,不多,你点的这些人,都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我等着看你的文章。”季先生微笑颔首。

  

   然而,2007年下半年,外加整个2008年,我已移情语言文字探源,且在推出《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之后,又完成了一本《季羡林图传》,同时趁热打铁,着手撰写《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因此,前面所说为季先生那一代同龄大师作比较文学的事,一直没能提上日程。期间,也曾把题目交给我的学生赵枫莲女士,她作了努力,写出部分初稿,后因故未能完成。2009年岁初,我作美国之行,便中探访、游览了钱学森、陈省身、黄万里当年留学、工作之地,往事袭来,怦然心动,遂决定亲自动手,以上述与季羡林先生的谈话为契机,写一本比较文学的专书。

  

   在1911年出生,而又与清华有关的名人中,我最终挑选了六位,分别是: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与黄万里。王竹溪其实是个好例子,才气好,人品也高,但在写了一半以后搁下,原因在于他去世太早,只活了七十一岁。七十一岁,拿“古尺”衡量,也是过了“古稀”,高寿了,但在今天,只能算中寿,和上述六位比,更是小来兮。本书最终确定的六位主人公,都活到九十岁以上,而且在笔者着手“比较”的时候,其中四人业已九十晋八,百岁在望——光凭这一大把年纪,就够“巍巍乎高哉”的了;按生日先后排列,分别是杨绛、季羡林、侯仁之和钱学森。以上六位大师,都是二十世纪漩涡湍流中的砥柱,在历史的花名册上,是要用粗犷的字体特别标示的优秀分子。他们都是与清华学校同庚,大学毕业后转向海外,尔后又叶落归根,在各自的领域撞响黄钟大吕。鉴于出身不同,秉性迥别,机缘殊异,他们的人生曲线,既有交叉,重叠,更多的则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所以阅读他们,就像从直升机上鸟瞰一场高水平的马拉松赛,道路的每一处转折、倾斜,选手的每一程战术、发挥,都看得一清二楚。

  

   六位大师,每一位都是一部大书,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写,工程未免庞大,我投机取巧,只挑他们关键时刻的典型表现——即便如此,有一些地方,也只是点到为止,有那个意思就行了,现在干什么事都讲究互动,我把更多的思考留给读者,我相信读者的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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