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季羡林是怎么做学问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 次 更新时间:2016-04-30 21: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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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 (进入专栏)  

    

   胡适晚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掌门,曾跟人讲:“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在两岸敌对、资讯隔绝的状态下,以胡适之地位、之法眼,去捧一个“敌营”中的学者,可见,他对季羡林是如何之高看,又是如何以曾经与其共事为荣。

  

   胡适是季羡林的师辈,他接触并了解季羡林,只限于一个特定的时段,1946年9月到1948年12月,那期间,胡适是北京大学校长,季羡林是他属下东方语言学系主任。

  

   这一段,也是季羡林的转折期。以前,他是在德国“老君炉”里锻炼的留学生;现在,他终于掀开炉盖,胜利归来,而且落在了一个高大的平台。只是,他手里缺乏金箍棒。什么是金箍棒?就是他在德国赖以做学问的梵文典籍。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是说一点米没有,高梁、地瓜、大豆之类的杂粮,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那就拿它们熬粥、煎饼吧。季羡林降格以求,从中印文化比较着手,写一些通俗性的文章,如《一个故事的演变》、《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本师与画师的故事》、《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语言和童话》等等。其中,也有两篇上档次的,属于“粗粮细做”,一为《浮屠与佛》,二为《<</span>列子>与佛典》,虽然不能与在德国的那篇“细粮精做”的博士论文相比,在那种材料不足、捉襟见肘的情势下,亦不失为精彩的亮相。

  

   让我们看看,这两篇文章是怎么写的。

  

   先谈《浮屠与佛》。此文完成于1947年10月。季羡林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有一个背景:“浮屠”与“佛”,是两个外来语,孰为它们的母语?何时传入中国?出现在中国文献,究竟是“浮屠”在先,还是“佛”在先?当时学界的两位大佬,胡适和陈垣(辅仁大学校长),正为这个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石头碰石头,火花四溅,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问题只涉及这两个词本身,”季羡林冷眼旁观,“争论就没有什么必要,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它涉及中印两个伟大国家文化交流的问题和《四十二章经》真伪的问题,所以就有进一步加以研究的必要。”

  

   季羡林出手了。胡、陈二佬争来争去,不出中国古代文献,季羡林别开生面,他从梵文、焉耆文(吐火罗文A)、龟兹文(吐火罗文B)入手,兼及回纥文、康居文、于阗文——这是他的独特优势——得出以下结论:

  

   “浮屠”来源于印度古代方言,“佛”来源于吐火罗文。

  

   中国文献中,先有“浮屠”,后有“佛”。

  

   《四十二章经》有两个译本。其一,是直接译自印度古代俗语,凡是称“佛”,都言“浮屠”; 其二,是译自某一种中亚语言,凡是称“浮屠”,都言“佛”。

  

   佛教不是直接从印度舶来,而是由中亚间接传入。

  

   文章写好,投石问路,拿去念给陈寅恪听,得到陈师的肯定,并经其推荐,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当时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问之道首先在于武库,有十八般兵器,就有十八般功用。季羡林操的是新式进口洋炮,这一炮,就把胡、陈二佬久攻不下的碉堡夷为平地——不由得他俩不暗暗佩服。

  

   胡适的佩服程度,已有本文开头的称赞作证明。陈垣那里呢,直接的证据我没有查到,间接的,倒有一例:季羡林的文章发表后,陈垣作校长的辅仁大学请他去讲语言学,每月三块大洋。季羡林晚年作口述史时说:“那时候有三块大洋,拿在手里边啊,觉得心里稳当极了。外边那时候是法币。三块大洋不得了的。”

  

   再谈《<列子>与佛典》。《列子》是一部伪书,自来学者少有异议。但是,这部书撰于何时?著者是谁?虽然众说纷纭,却谁也没有搞清楚。季羡林的武库又发挥了作用,他从《列子·汤问篇》与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中一个故事的雷同,追究出它们共同的老家是印度;进一步证出,《列子》中的那个故事不仅是从佛典里抄来的,而且来源就正是竺法护译的《生经》;再进一步,从《生经》的译出年代,太康六年,推断出《列子》的纂成不会早于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最后根据《列子》序中的破绽,得出作伪者乃张湛。

  

   此文写于1948年12月。这当口,季羡林入北大已足足两年,和胡适熟悉了,有了前一篇《浮屠与佛》垫底,胆气也壮了,文章脱稿后,径直送给胡适指正。胡适已领教了季羡林的绝招,见才心喜,连夜披览,拍案叫好。第二天即回复,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

  

   你看,不但“确凿”,而且是“之至”!

  

   数日后,胡适就离开北大,去了南京,然后赴美,转而赴台,一去不再回头。季羡林留在北大,一帆风顺在北大,坎坎坷坷磕磕碰碰也在北大。

  

   话说1999年春末,季羡林访问台湾,听李亦园院士转述胡适当年对他的高度评价。季羡林说:“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胡适的印象,“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没错。“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就未必。五十年代,大陆批胡适,季羡林没有跟风——事实是,那些跟风的文章,胡适都收集来看了;季羡林那十几年中与胡适无关的文章,他倒不一定能看到。

  

   我替胡适遗憾,他死得太早,没有看到季羡林晚年的成就。比如那篇《浮屠与佛》,他还有一篇“再谈”。

  

   为什么要“再谈”?在于心里有一疙瘩:吐火罗文的“佛”,是清音,汉译“佛”的古音,却是浊音,两者是怎么对应的呢?这个疑问,搁在心里,一搁就是四十年。直到1989年,他看到了一些新材料,这才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佛”字的对音来源,极大可能就是浊音。于是旧话重提,作《再谈“浮屠”与“佛”》。这一次,他在看家的梵文、吐火罗文之外,又调动了大夏文、巴列维文、摩尼教安息文、摩尼教粟特文、佛教粟特文、达利文等语种,为长期悬而未决的疑问,画上一个相对完满的句号。

  

   这是什么?这就是锲而不舍、精益求精、不抓则已、一抓到底!

  

   胡适九泉有知——且慢,假若胡适真地九泉有知呢?他会遗憾吗?不,他一定会拈着新蓄的长须,高兴地向众鬼炫耀:“怎么样?我的眼光不错吧。做学问,就应该像人家季羡林这样!”

  

   原载《中国青年》2016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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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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