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殿兴:忆翻译家桴鸣(徐立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3 次 更新时间:2016-04-30 20: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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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殿兴 (进入专栏)  

  

   桴鸣是他的笔名,本名徐立群。他已去世多年,我不断想到他。他是我的挚友,也是我学习翻译的老师。他是老一代俄文翻译家,早在1940年代,他就翻译了苏联著名儿童作家盖达尔的小说《铁木儿和他的伙伴》和《军事秘密》等作品。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为了保证质量也是请他协助翻译的。他生前是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审。

  

   一、我们的交往始于翻译

  

   1950年我到沈阳俄语专科学校任教,业余翻译些东西。虽然现在回头看,那时水平实在不高,但周围的人却很推重我。1952年,由朋友引荐,我结识了《东北中苏友好》杂志编辑部,经常为他们翻译或校改一些稿件。在苏联作家代表团访华时,主编欧阳惠翻译了团长吉洪诺夫的一首短诗,由我校改以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首短诗,著名翻译家余振也翻译了,发表在另一个刊物上。大家认为我校改的这首好。因此,杂志编辑部对我的评价很好。

  

   1952年编辑部获悉匈牙利作家纳吉·山陀尔的《和解》俄文版获得斯大林奖金,就让我翻译,请在编辑部工作的桴鸣为我校改。后来由编辑部代我投寄到《东北文艺》。在该杂志上分两期连载完之后,他们又代我交给东北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知道了,认为这么重要的作品应由他们出,要了去,又出版一次。这是我跟桴鸣认识和合作的开始。也是我迈入译坛的第一步。

  

   《和解》出版,我得了一笔不菲的稿费。我星期天常常请桴鸣或他们全家一起去沈阳仅有的一家西餐厅(圆路餐厅)吃饭。通过闲谈,我对他的经历有了一些了解。他老家是哈尔滨,祖籍山东掖县。家里很有钱,从小让他上俄国学校(哈尔滨青年会),晚上在家请人教中文。抗战期间,他到了重庆,他在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任俄文翻译, 曾给当时协助我国抗战的苏联炮兵首席顾问当译员,又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兼任俄文秘书, 在重庆俄文专科学校任教员。这时他参加进步文化活动,翻译了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并接受中共地下党员孙北(解放后任《沈阳日报》文艺副刊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领导为中共工作。他对共产党充满了信任,把弟弟和妹妹送去延安。国民党败退台湾,他的岳父全家去了台湾。他太太韩香篱也受过很好的教育,用她自己的话说,“因为爱才,嫁给了他”,跟他一起留在大陆。

  

   二、翻译《茹尔宾一家》

  

   1953年,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在苏联轰动一时,《东北中苏友好》编辑部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便建议我来翻译,由桴鸣校订。于是我翻译,桴鸣校改,然后我审读,发现问题共同商量定稿。我觉得桴鸣的工作量很大,便建议以合译的名义出版,稿费也平分。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真可以说是配合默契。译出三章之后,我们就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社回信说我们的译文很好,签订了出版合同,约定每三个月寄三四章,我们这边翻译,他们那边进行编辑加工。此事让人民文学出版社知道了,跟中国青年出版社要我们的稿子,说如果不给,他们就要找人另译;中国青年出版社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找著名翻译家金人翻译。我们快要译完的时候,金人的译本出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说,没有关系,比比看。比,当然由读者来比,我在这里就不说什么了。

  

   我从这次合作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一是我发现自己对俄文的理解跟他比有很大的差距。我的俄文虽然是跟俄国人学的,而且也经常接触俄国人,但很多地方的理解还停留在词典和语法的层面上,而他则从小跟俄国人在一起生活学习,对俄语的理解已跟俄国人一样。有一个例子,我的印象特深。书里写到老工长巴斯曼诺夫怕跟不上造船技术改造的步伐,想到船坞去修理旧船时,有这么一段描写:

  

   Там клёпка, там всё привычное, знакомое, родное.Там его не затолкают, там, там место старому

   человеку—со старыми кораблями. Старики меж

   собой поладят.

  

   金人是这么译的:

  

   那儿还使用铆钉,那儿的一切都很习惯,很熟悉,很亲近。那儿的人不会推搡他,那儿是适合老工长的地方——修理旧船。老头子之间是可以谅解的。(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看了这段译文,读者会认为在船坞里修船的全是老头子,老头子之间容易相处。实际上,巴斯曼诺夫要到那里去,并不是因为那里全是老头子,而是因为那里仍用旧工艺,否则这段话的前两句就成了无的放矢了。这里问题就出在对 Старики的理解上。 Старики在任何俄文词典里的解释都是老人,老头。我最初也是这么理解的,是桴鸣发现给我纠正过来的。实际上这里的Старики指的是老人和老船。对他的俄文水平,我十分佩服,觉得当时的俄文翻译家大概没有几个人能赶得上他。我们的译文如下:

  

   那儿还使用铆钉,那儿一切都是习惯的、熟悉的、亲切的。那儿没有人挤他;一点不错,那儿才是老人应该呆的地方——老人找老船。老和老碰到一起,会合得来的。

  

   二是通过跟他合作,我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文学翻译方法。那时我从苏联一些翻译家的文章里学了很多文学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我在翻译时就加以运用。运用好了,他就赞扬;出了偏差,他就纠正。可以说,他是手把手扶我走上了一条正确翻译的道路的。我一直认为,跟他合作胜过读研究生。虽然从来没有称呼过他老师,但我心里一直把他当成老师的。他的太太韩香篱倒是把我看成他的学生,当我的面提到桴鸣时,总是用“你的老师”指代。

  

   三、厄运降临

  

   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他被抓进了监狱,因为他给国民党政府当过翻译——而他给中共地下党做工作则忽略不计。

  

   这时我任职的沈阳俄语专科学校陈维帆校长找我,要我揭发桴鸣的反动言行。我说:“他跟我讲的尽是做地下工作的经历和现在领导上很信任他之类的话。他说过我是后起之秀,可能不够恰当。没有听他说过什么反动言论。”陈校长不信,逼我揭发。我没有办法,只好对他说:“不信,可以到监狱去问他。”陈校长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说我“觉悟不高”,不了了之。

  

   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直到他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我们俩再也没有见过面。

  

   1980年代,我出差到北京,听陈斯庸先生(原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文革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说,桴鸣被抓进监狱,停发工资,他太太没有工作,带着三个孩子无法生活,走投无路,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求救。那时《茹尔宾一家》出版的稿费已全部付给了我们,但出版社仍然预支给她一部分稿费,在危急的时候救了他们全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做法使我终生难忘!后来我再也没有听说过哪家出版社有这种做法了。那时我们真是把出版社当成了家,出版社也把我们当成家里人!

  

   桴鸣在监狱里蹲了几个月,出狱后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调到北京《中苏友好》杂志社俄文版编辑部从事汉译俄工作,后来调到中共中央编译局仍然从事汉译俄工作。文革期间全家下放农村多年。后来因为编译局汉译俄需要他,又把他从农村调了回来。

  

   四、劫后余生

  

   1980年代初,桴鸣做地下工作的上线孙北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孙北患癌症住在沈阳中国医大附属医院,生命垂危,桴鸣听从朋友们的劝告,从北京赶到沈阳请孙北给他出具从事地下工作的证明。

  

   他这次来沈阳,我们重新见面。我还请他到家里来唠了半天。当年他进监狱时,我还单身,现在孩子已上大学了!

  

   他靠着孙北给他开的证明,回到北京获得了最高法院的平反,摘掉“历史反革命”帽子,定性为“进步文化人士”。

  

   不久,他接到岳父从美国寄来的邀请信,请他们全家到美国探亲。

  

   他从美国回来后,我见到了他。他说临走的时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联合举办宴会给他们全家送行。宴会上,主办方有人说:“你此去不一定回来了。”他回答说:“一定回来。”他对我说,言而有信嘛,说回来怎能不回来呢。虽然亲属知道他在大陆的悲惨遭遇, 挽留他们留在美国, 美国和台湾的一些大学和学术机构也高薪聘请他, 但都被他婉拒了。

  

他美国探亲回来后,在编译局负责帮助局内翻译家们解决俄文疑难问题,业余翻译了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我翻译《死魂灵》时,他还为我校改了几章。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跟著名翻译家高莽(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世界文学》主编)合译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阿佩莱斯线条》和《人与事》一事。他们有相同的经历——都在哈尔滨青年会学校读过书(桴鸣比他大八岁),都在中苏友好协会做过俄文翻译,可以说相知很久了,但据我所知,他们合作译书,这还是第一次。关于他们合作的原因,乌兰汗在《人与事》译者前言里讲的很清楚:“我担心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会被我的译文糟蹋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对我来说过于艰深。于是我邀请老翻译家桴鸣来协助。” 。 高莽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心灵的交颤》一书里也谈到他们合作的情形,更详尽:“那时, 我正着手翻译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 我先译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体散文《人与事》, 继而再译《安全保护证》。但反复阅读原作之后, 认识到自己的功力不够。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对我来说过于艰深。我担心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会毁于我的手。我邀请徐立群完成这部作品的翻译。 我把帕斯捷尔纳克的《安全保护证》原作给他送去。 那时, 我们都住在紫竹院附近, 相隔一条街。他家中东西很少, 真是家徒四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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