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反对民国。他是一个悲剧性的宿命，他一生没有改变，他不能认同革命是加快社会进程的助推器，他坚定地认为要改变国家先要改造国民。而梁启超的一生与严复不同，他像是高空飞行的机翼，可以根据风向的不同随时调整自己。他本来是支持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他也拥护共和。梁启超的思想是经过转变的，梁启超在逃亡日本以前一直认为中国要好，必须推进政治改革，这时他并未重视国民素质的培养。梁启超在二十几岁的年龄就领导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后来改革失败他逃亡日本，梁启超逃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他抱有很高的使命感，在使命未完成之前死是不值得的，他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将皇帝救出来。但是梁启超去到日本时发现同情康、梁的政府倒台了，清政府又向日本施加压力，所以日本政府将康有为进行了驱赶，但因为各种因素将梁启超留下来了。通过日本政府营救皇帝的路走不通了，所以后来康、梁希望通过自立军来营救皇帝，但还是以失败告终。康有为被日本驱赶之后，梁启超一个人在日本非常孤独。这时梁启超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使他走向了严复的道路。他也开始持有什么样的国民决定什么样的国家的观点。戊戌变法使他看清了中国官僚的嘴脸，他对自上而下的官僚改革失去了信心。所以他也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从培养严复提出的新民开始。梁启超在日本完成了他思想的转变，所以他在日本开始办报纸，一是《清议报》，二是《新民丛报》。他办《新民丛报》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发表《新民说》，《新民说》论述了他对新中国构建的方案，提供如何培育合格的公民的方法。只有培育出类似于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才能构建出西方类似的国家。只有培育出这种意义上的公民，才能推进国家的改革。反之没有新民的出现，则改革是没有用的。梁启超通过思想反思走向了严复的道路，但最后二人的观点都被中国的社会演进所打断，发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造就了中国后面的结局。辛亥革命对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共产党本来是国民党的合作党，但后来国民党违背诺言，将共产党视之为其反对党。但中国的反对党与西方意义上的反对党不一样，中国的反对党没有合法地位。后来中国建立工农之国，实行工农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而现在历史又回到原点，重新启蒙，回到梁启超、严复的思想，开始重视知识，重视对国民的培养。现实都是从历史而来，同时又不时地返回历史的现场。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中国宪政思想史的价值和意义。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提问】

　　 主持人：王青斌副教授

　　 知道王老师有很多内容想跟同学们聊，所以今天并没有请评议人，而是将更多的时间留给王老师。所以我们跳过评议环节，下面同学们可以开始提问。

　　 学生提问1：王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我们回到了原点，进行重新启蒙。那您认为重新启蒙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其推动的力量和具体路径是什么？

　　 主讲人：王人博教授

　　 任何启蒙都是知识分子同行之间的事情，跟老百姓关系不大。法国的启蒙运动是做得很好的了，但如果你去调查法国的民众，你会发现当时的民众没有多少人会去读卢梭和伏尔泰，民众并不关心这些。启蒙是同行之间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再将这种同行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普及到普通人的层面，这也并不是说要达到普通人的每一个人，而是指这个层面。梁启超当时写《新民说》就是在做启蒙，他启蒙的途径并不是说首先对中国普通百姓进行启蒙，因为当时清政府封锁他的报纸进入中国，使得他的报纸无法进入中国普通百姓，更因为当时中国老百姓识字的人很少，很少有普通百姓能读懂他写的文章。所以梁启超将启蒙对象定位为青年知识分子，他富有感情的文字很能影响青年知识分子。他希望首先感染能够读懂他文字的青年知识分子，再通过青年知识分子的各种渠道和方法将启蒙带到普通人阶层。而这里的普通人阶层也并不是指每一个普通人，普通人阶层中的商人是较易被启蒙的，因为商人是识字的，商人是天然的新民，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支持者。梁启超的逻辑就是先影响青年人，他本身也是一个青年人，但是青年之青年可以为青年之导师。按照我的经验，我在西南政法学院读了四年，当四年后毕业时，虽然都是同班同学，但是有些同学有了质的飞跃，可以当其他同学的老师。所以梁启超虽然也是一个青年，但这时他能够教导其他的青年人。梁启超希望通过他自身影响青年后，青年能够将这种启蒙带入普通人阶层，比如商人、手工业者，或者换句话说叫识字阶层。通过看梁启超的启蒙途径，我们可以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现在的启蒙先是在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今天我讲座的目的也是为了启蒙，你们是我启蒙的对象。我启蒙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年龄比我小，缺乏我身上的经验，缺乏我对人和事经验的看法。先在知识分子之间进行启蒙，然后通过知识分子带入普通人阶层，现在中国的普通人阶层也发生了很大转变。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例为51%：49%，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市民。而民主和宪政主要是市民的事情。启蒙是伴随着社会的自然进程的，二者相辅相成。但同时我要告诉这位同学，我们在启蒙的同时，也要进行适当的改革。我认为国民的启蒙不能成为不改革的借口。现在中国的国民素质还不够，公民既需要理性，也需要德性。公民要克己、承担责任。我们中国人现在缺乏公民德性。我要特别指出我们需要把政府责任和国民责任区分开来，我不同意认为现在国民素质不高的原因主要在政府。并不是什么样的国家造就什么样的国民，这与梁启超、严复的观点是颠倒的，正确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国民造就什么样的国家。

　　 学生提问2：在美国如比尔盖茨这种最精英的人更多地选择从商，而中国最精英的人更热衷于官场，所以才会出现百万大军考公务员的情况，请问王老师对于这种现象做如何评价？谢谢！

　　 主讲人：王人博教授

　　 你这个问题也是我想说的。这种情况的造成是由于不同的社会构造。西方是一个商人社会，而中国并不是。商业精神讲求平等，而商人自古以来在中国就没有地位。山东属于对传统文化继承得比较好的地方，山东很多人都对从政感兴趣，而对于经商的兴趣不太浓厚。所以这种现象是由于社会构造的不同，对于商人阶层看待的不同，要想改变比较困难。这里我想提出一点，不要把民主拜物教，民主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无法解决一切问题。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从官场到江湖都重视人际关系。其中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都至关重要，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老上下级关系、同乡关系也很重要。而国外与我国有很大不同，这是由于文化的不同，民主解决不了人际关系的问题。虽然现在有些职位已经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并不是一切职位都是如此，这些非民选的职位在决定人选时很多时候会考虑到人际关系的因素。西方虽然也有人际关系的因素，但不像中国这么浓重。中西方社会构造不一样，社会交往不一样。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构造的国家里面，不要寄希望于民主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主持人：王青斌副教授

　　 时间过得非常快，气氛也非常热烈。最后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这场精彩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