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何谓中国宪政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3 次 更新时间:2016-04-30 20: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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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 (进入专栏)  
因为他反对民国。他是一个悲剧性的宿命,他一生没有改变,他不能认同革命是加快社会进程的助推器,他坚定地认为要改变国家先要改造国民。而梁启超的一生与严复不同,他像是高空飞行的机翼,可以根据风向的不同随时调整自己。他本来是支持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他也拥护共和。梁启超的思想是经过转变的,梁启超在逃亡日本以前一直认为中国要好,必须推进政治改革,这时他并未重视国民素质的培养。梁启超在二十几岁的年龄就领导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后来改革失败他逃亡日本,梁启超逃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他抱有很高的使命感,在使命未完成之前死是不值得的,他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将皇帝救出来。但是梁启超去到日本时发现同情康、梁的政府倒台了,清政府又向日本施加压力,所以日本政府将康有为进行了驱赶,但因为各种因素将梁启超留下来了。通过日本政府营救皇帝的路走不通了,所以后来康、梁希望通过自立军来营救皇帝,但还是以失败告终。康有为被日本驱赶之后,梁启超一个人在日本非常孤独。这时梁启超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使他走向了严复的道路。他也开始持有什么样的国民决定什么样的国家的观点。戊戌变法使他看清了中国官僚的嘴脸,他对自上而下的官僚改革失去了信心。所以他也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从培养严复提出的新民开始。梁启超在日本完成了他思想的转变,所以他在日本开始办报纸,一是《清议报》,二是《新民丛报》。他办《新民丛报》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发表《新民说》,《新民说》论述了他对新中国构建的方案,提供如何培育合格的公民的方法。只有培育出类似于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才能构建出西方类似的国家。只有培育出这种意义上的公民,才能推进国家的改革。反之没有新民的出现,则改革是没有用的。梁启超通过思想反思走向了严复的道路,但最后二人的观点都被中国的社会演进所打断,发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造就了中国后面的结局。辛亥革命对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共产党本来是国民党的合作党,但后来国民党违背诺言,将共产党视之为其反对党。但中国的反对党与西方意义上的反对党不一样,中国的反对党没有合法地位。后来中国建立工农之国,实行工农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而现在历史又回到原点,重新启蒙,回到梁启超、严复的思想,开始重视知识,重视对国民的培养。现实都是从历史而来,同时又不时地返回历史的现场。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中国宪政思想史的价值和意义。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提问】

   主持人:王青斌副教授

   知道王老师有很多内容想跟同学们聊,所以今天并没有请评议人,而是将更多的时间留给王老师。所以我们跳过评议环节,下面同学们可以开始提问。

   学生提问1:王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我们回到了原点,进行重新启蒙。那您认为重新启蒙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其推动的力量和具体路径是什么?

   主讲人:王人博教授

   任何启蒙都是知识分子同行之间的事情,跟老百姓关系不大。法国的启蒙运动是做得很好的了,但如果你去调查法国的民众,你会发现当时的民众没有多少人会去读卢梭和伏尔泰,民众并不关心这些。启蒙是同行之间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再将这种同行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普及到普通人的层面,这也并不是说要达到普通人的每一个人,而是指这个层面。梁启超当时写《新民说》就是在做启蒙,他启蒙的途径并不是说首先对中国普通百姓进行启蒙,因为当时清政府封锁他的报纸进入中国,使得他的报纸无法进入中国普通百姓,更因为当时中国老百姓识字的人很少,很少有普通百姓能读懂他写的文章。所以梁启超将启蒙对象定位为青年知识分子,他富有感情的文字很能影响青年知识分子。他希望首先感染能够读懂他文字的青年知识分子,再通过青年知识分子的各种渠道和方法将启蒙带到普通人阶层。而这里的普通人阶层也并不是指每一个普通人,普通人阶层中的商人是较易被启蒙的,因为商人是识字的,商人是天然的新民,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支持者。梁启超的逻辑就是先影响青年人,他本身也是一个青年人,但是青年之青年可以为青年之导师。按照我的经验,我在西南政法学院读了四年,当四年后毕业时,虽然都是同班同学,但是有些同学有了质的飞跃,可以当其他同学的老师。所以梁启超虽然也是一个青年,但这时他能够教导其他的青年人。梁启超希望通过他自身影响青年后,青年能够将这种启蒙带入普通人阶层,比如商人、手工业者,或者换句话说叫识字阶层。通过看梁启超的启蒙途径,我们可以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现在的启蒙先是在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今天我讲座的目的也是为了启蒙,你们是我启蒙的对象。我启蒙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年龄比我小,缺乏我身上的经验,缺乏我对人和事经验的看法。先在知识分子之间进行启蒙,然后通过知识分子带入普通人阶层,现在中国的普通人阶层也发生了很大转变。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例为51%:49%,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市民。而民主和宪政主要是市民的事情。启蒙是伴随着社会的自然进程的,二者相辅相成。但同时我要告诉这位同学,我们在启蒙的同时,也要进行适当的改革。我认为国民的启蒙不能成为不改革的借口。现在中国的国民素质还不够,公民既需要理性,也需要德性。公民要克己、承担责任。我们中国人现在缺乏公民德性。我要特别指出我们需要把政府责任和国民责任区分开来,我不同意认为现在国民素质不高的原因主要在政府。并不是什么样的国家造就什么样的国民,这与梁启超、严复的观点是颠倒的,正确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国民造就什么样的国家。

   学生提问2:在美国如比尔盖茨这种最精英的人更多地选择从商,而中国最精英的人更热衷于官场,所以才会出现百万大军考公务员的情况,请问王老师对于这种现象做如何评价?谢谢!

   主讲人:王人博教授

   你这个问题也是我想说的。这种情况的造成是由于不同的社会构造。西方是一个商人社会,而中国并不是。商业精神讲求平等,而商人自古以来在中国就没有地位。山东属于对传统文化继承得比较好的地方,山东很多人都对从政感兴趣,而对于经商的兴趣不太浓厚。所以这种现象是由于社会构造的不同,对于商人阶层看待的不同,要想改变比较困难。这里我想提出一点,不要把民主拜物教,民主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无法解决一切问题。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从官场到江湖都重视人际关系。其中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都至关重要,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老上下级关系、同乡关系也很重要。而国外与我国有很大不同,这是由于文化的不同,民主解决不了人际关系的问题。虽然现在有些职位已经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并不是一切职位都是如此,这些非民选的职位在决定人选时很多时候会考虑到人际关系的因素。西方虽然也有人际关系的因素,但不像中国这么浓重。中西方社会构造不一样,社会交往不一样。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构造的国家里面,不要寄希望于民主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主持人:王青斌副教授

   时间过得非常快,气氛也非常热烈。最后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这场精彩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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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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