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学峰 陈寒溪:中国地区主义政策的战略效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1 次 更新时间:2006-06-19 17:47:52

进入专题: 地区主义  

孙学峰   陈寒溪  

  

  【内容提要】 地区主义为中国和发展起提供了战略机遇。中国目前奉行的地区主义政策主要具有三方面特点:接受“开放的地区主义”、推动非传统安全合作、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中国的这种地区主义政策可以维持东亚的“软地区主义”特征,不触及美国和周边国家的核心利益,减少这些国家对中国崛起产生的“威胁感”,达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应该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地区主义,继续保持积极参与者而非积极主导者的自我定位。

  【关键词】 中国;崛起国;地区主义

  

  冷战结束后,中国实力快速增长,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崛起国。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实力上升过程中,崛起国必然对其他国家造成压力,甚至产生威胁感,有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平衡。[1]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中国威胁论”恰恰反映了这种变化,其带来的国际安全压力成为中国实现崛起战略目标的主要障碍。由于密切关注中国崛起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东亚地区周边各国,因此,如何避免美国和东亚周边国家的猜疑,缓解崛起带来的安全压力,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与中国崛起相伴的国际关系现象是东亚和亚太地区主义的兴起。地区主义的发展成为中国崛起面临的一种特定的国际环境。在地区主义的推动下,东亚和亚太地区出现了各种地区合作的制度化进程,其中3个典型例证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中日韩(简称“10+3”)、东盟地区论坛(ARF)。面对周边地区主义的兴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逐步增强了参与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的范围和力度,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地区主义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对维持中美关系稳定、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削弱了“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对此,学者们已经有较多的论述。[2]但学者们普遍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的地区主义政策为什么能够取得进展?因此,本文的主要目标就是探讨中国地区主义政策[3]成功的原因,说明其缓解安全压力的基本原理。

  

  一 中国推行地区主义政策的动因

  

  地区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信仰,认为地区合作制度化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因此,地区主义直接导致了国际合作的地区化现象,即地理上相邻的国家在自愿基础上主动加强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制度化合作,甚至出现了地区组织。[4]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地区合作是当代国际政治条件下国家利益得以实现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国家接受地区主义的最主要原因是相信地区合作可以实现国家利益。

  亚太和东亚的地区主义合作的发起方并不相同,有的是霸权国美国积极倡导的,如APEC;有的是中小国家倡导的,如东盟倡导的ARF和“10+3”。但是,这些倡导国或者主导国都希望中国加入这些地区合作,希望地区多边制度能够制约中国的对外行为,使中国的崛起具有可预见性。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总体上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希望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和地区秩序。美国助理国务卿洛德(Winston Lord)曾表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保证中国发展成为全球大国时能起建设性作用,成为融入国际机制并承诺国际法所规定的行为的国家”。[5]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曾指出,“我们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全面而完全具有建设性的参与者”。[6]东盟国家欢迎中国加入ARF时,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是试图把中国纳入一个多边框架之中,达到限制和约束中国的目的。[7]

  在中国看来,这些地区主义合作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图,因此,最初对是否参与其中较为犹豫。尽管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但是并没有提到地区主义。这里中国政府所说的多边外交,主要指以联合国和其他各种国际组织为核心的全球多边外交。[8]但是,此后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地区主义潮流不可避免,为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参与地区主义总体上看利大于弊,并开始逐步融入到地区合作进程之中。2004年以后,中国开始公开支持地区主义合作,并提出了相关的合作主张。温家宝总理在亚洲合作对话第三次外长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区域合作是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将更加积极地参与旨在促进亚洲合作的各种多边进程。[9]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发表演讲时提出了加强亚洲地区合作的五项主张。[10]

  中国逐渐接受地区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参与地区合作有助于缓解东亚周边国家和美国的安全压力,为中国提供和平发展的机遇,总体上符合中国的基本利益。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实力不断增长,中国的崛起成为影响东亚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威胁论”的核心观点就是,随着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增大,中国必然会谋求霸权,威胁地区稳定。[11]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指导下,美国和东亚地区周边国家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担心逐渐增大,导致中国的安全压力逐步上升。因此,如何寻找机会缓解压力,创造战略机遇,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必须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美国学者戈德斯坦(Avery Goldstein)认为,为了缓解崛起带来的国际压力,中国对东亚国家采取“确保(reassure)”政策,安抚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担忧;对于美国,中国力图维持合作伙伴关系,减少美国的敌视和威胁感。[12]王学东认为,中国采取的是“宽慰战略”,目标是通过说服、劝阻、接触等方式,防止形成对自己的平衡,这种战略的基本途径是参与多边制度,建构良好声誉。[13]在其他中国学者看来,地区主义正是实现“确保”政策和“宽慰战略”的重要途径,中国本身就是地区大国,地区主义有助于中国追求地区主导地位和全球责任,确立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形象,取得其他国家的认同,融入现行国际制度,争取获得新制度的发言权和主导作用。[14]

  

  二 中国地区主义政策取得成就的原因

  

  中国地区合作政策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政策本身的自我克制和渐进主义色彩有效地实现了维护自身利益与控制外在压力的平衡,即在谋求中国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中国的政策安排注意满足东盟国家的核心利益,逐步推进合作,同时避免触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核心利益,防止美国施加强大的安全压力,阻挠地区经济和安全合作。具体而言,包括以下3个方面:

  (一)接受“开放的地区主义”,避免排挤美国

  在亚洲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以地理相邻性为基础形成了各种地区概念,如东亚、亚太、东北亚、东南亚。其中,东亚地区主义和亚太地区主义是两种最具有竞争性的地区主义,其主要分歧在于地区合作涵盖的国家和地区主义边界的确定。

  作为体系的霸权国家,美国十分警惕各种地区合作的发展动向,担心排他性地区主义的泛滥,使自己在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丧失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冷战后,东亚和亚太地区逐渐成为美国的战略重点,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支持亚太地区主义并试图主导和控制APEC和ARF。对于排他性的东亚地区主义,美国的态度十分谨慎。20世纪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就曾经遭到美国的极力反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也因美国的阻挠而销声匿迹。尽管美国对1999年之后“10+3”的进程持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态度,但是这并不表明美国不关注东亚地区主义的排他性问题。[15]

  为此,美国在亚太地区鼓励的是“开放的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它既是一种自由贸易原则,也是一种地区主义的政治原则。在政治意义上,它对地缘意义上的地区概念持一种模糊的态度,对地区合作参与者的资格持一种开放的态度。[16]因此,如果中国的地区合作政策是以地区概念明确为基础,将产生明确的“外部性”,增大美国遭到排挤的担心,使地区合作中的美国因素变得十分突出。

  而中国政策的成功之处在于做出了相反的选择,即接受了“开放的地区主义”,谨慎考虑美国的态度,避免与美国的核心利益发生冲突。[17]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对重叠的地区概念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并不急于倡导明确的地区概念,对各种并存的地区主义采取温和的态度,鼓励多样性和多样化,谨慎对待封闭性的地区合作。这些政策的重要政治结果就是减少了美国的忧虑和抵制,防止触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赢得中美政治合作的基础。

  (二)参与但拒绝主导地区合作,维护东盟核心利益

  在参与地区合作的进程中,中国的自我定位是积极的参与国,积极支持参与相关地区合作,避免成为合作的主导力量,始终强调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支持“东盟方式”的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

  冷战后,东盟一直是亚太和东亚地区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发起者和组织者,创造了小国推动大国走向多边合作的政治奇迹。1994年,东盟发起了ARF,建立了亚太地区第一个、也是惟一的政府间多边安全对话制度;1999年,东盟又发起了“10+3”,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由于东盟的主导地位,东盟内部的合作方式———“东盟方式”逐渐扩展到东亚和亚太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之中。所谓“东盟方式”,指的是东盟处理成员国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规范,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原则是非正式性和协商一致。在非正式性原则下,地区合作保持了较低的制度化程度,很少建立西方式的由严密的法律体系保证的制度。在协商一致原则下,地区合作的决策机制回避了多数表决和强制执行,而是满足地区合作参与者的舒适感。[18]显而易见,正是“东盟方式”维持了东亚和亚太的“软地区主义(soft regionalism)”特征。

  中国支持在ARF和“10+3”进程中注意维护东盟的主导地位,支持“东盟方式”所体现的合作原则和规范,认为这种合作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模式和原则”。中国对东盟和“东盟方式”的支持政策在ARF进程中的表现尤为明显。虽然受1997年金融危机和东盟扩大的影响,东盟在ARF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一些质疑,但是中国政府还是鲜明地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认为“ARF应该坚持论坛的性质,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照顾各方舒适度等基本原则”。[19]在“10+3”进程中,虽然中国的参与比在ARF中更积极,但是东盟的主导地位仍然得到了中国的认可和支持。2004年11月,温家宝出席“10+3”第八次领导人会议时,明确地说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20]

  中国支持东盟在地区主义进程中的主导地位,首先满足了东盟的战略利益,赢得了东盟的信任。冷战后东盟积极发起ARF,目的是通过多边对话,缓和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避免大国对抗使东盟陷入选择的困境。这种政策事实上是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自然延伸。[21]东盟在金融危机之后积极推动东亚地区主义并发起“10+3”,目的也是借助与中、日、韩三国的地区合作,加强自身的经济安全和发展。[22]

  中国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还有利于避免损害美国的利益,减少美国的猜疑。作为在东亚地区具有重要战略利益的霸权国,美国不希望东亚和亚太地区出现把自己排除在外的地区主义,更不希望这样的地区主义被其他大国所主导和控制。所以日本在地区合作进程的每次主动都受到美国的批评。在微妙的均势政治中,中国和日本一样,都无心参与主导权的争夺。中国以积极参与者的姿态,而不是积极主导者的姿态,来推动东盟方式的“软地区主义”,达到了“宽慰”美国的目的。

  (三)重点推进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降低合作难度

  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成为中国参与地区主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中国支持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但中国的安全合作政策有一个明确的限度,就是不希望通过地区多边制度来处理涉及核心利益的传统安全问题,而主要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同亚洲国家在地区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海上安全、武器扩散等安全领域进行对话和合作。[23]中国支持“10+3”和APEC把非传统安全合作列入议事日程,希望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ARF开展对话与合作的重点。[24]2002年5月,中国向ARF提交了《关于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中方立场文件》,支持ARF进一步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25]

  回避敏感的传统安全问题,推动非传统安全合作,既可以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如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也不容易触及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有利于地区合作的推进,增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相互信任。传统安全涉及的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其合作比较难以进行,而部分国家之间的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往往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担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地区主义  

本文责编:linguanb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组织与合作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14.html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5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