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祖社:谁之“自由”?何种“共同体”?

——审视“社群共同体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3 次 更新时间:2016-04-26 00: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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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祖社  

   摘要:近三十多年来,“社群共同体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已成为当代西方气象万千、纷纭复杂的学术思潮主流之一。这两个流派所争论领域涉及了社会政治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和诸多重要原则,如果归结为一点,不外乎是“真正的社会正义何以可能”问题。从学理性层面而言,社群共同体主义以“公共善优先于权利”的社会价值新主张,在自由主义文化内部掀起了一场旨在拯救日渐陷入“原子化”、“碎片化”社会的思想运动,所产生的持久的思想冲击波和学术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综观旷日持久的“社群共同体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虽然表面上的冲突和激烈交锋不断,人们却无法分出也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胜负问题。个中原因在于,此乃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内部一母所生的兄弟之间“自我纷争”和意见分歧而已。首先,与传统自由主义的理论构造和实践旨趣完全不同,社群共同体主义不是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作出简单、直接的否定,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而强烈的“建设性”。其次,在理论建树方面,社群共同体主义不期望并且在实际中也没有构成一个新理论,毋宁说是一群具有相同理论旨趣的学者共同体内部的一种思想和社会运动。再次,与传统个人主义在理论上的嬗变相比,社群共同体主义的兴起是一种别具象征意义的精神事件和社会思潮,表明个人主义决断无疑已陷入困境。最后,从目前社群共同体主义对自由主义批判的形式看,不能对其积极作用有过高的评价和期待,因为其仅局限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中。另外,社群共同体主义对自由话语结构的改变提醒中国学者:极端的自由固然不可取,一味地强调社会利益并与公民“个人权利”对立起来,也是不足取的。

   [作者简介]袁祖社,19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4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陕西省伦理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价值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权力与自由——市民社会的人学考察》、《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研究——当代公共哲学的理论视角》、《社会理性的生成与培育——中国市民社会的价值理想与实践逻辑》等。

  

  

   “社群共同体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是当代西方气象万千、纷纭复杂的学术思潮主流之一。自由主义原本是西方近代以来主流社会的政治哲学思潮,苏联解体之后,它的理论地位也达到颠峰,得到各种主流、非主流的社会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的赞肯,俨然成为当代社会政治哲学理论及一切与之相关的理论形态的“元话语”。但是,仔细观察自由主义这一“现代性”现象,其自形成之日始,内部就充满了矛盾、冲突,一直受到来自诸如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合作主义、共同体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思潮的质疑和批判。具体说来,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政治哲学的主题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社会正义;到80年代,则是共同体主义者的“社群共同体”;到90年代,社会正义与共同体两者各居其要;新世纪以来,无论是在方法论领域还是在规范理论领域,均形成新自由主义与社群共同体主义两相对峙的局面。[①]综观这两个流派在近三十多年里的争论领域,涉及了社会政治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和诸多重要原则,诸如社会政治理想及其价值合理性问题,社会价值的创造与分配的公平合理性问题,社会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和个人对社会的合理期待之相互作用问题,社群共同体本身的公共利益何以可能问题,社群共同体的公共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等等。如果将问题集中归纳,其实就是“真正的社会正义何以可能”问题。

  

一、“社群共同体”存续的历史形态及其实践价值旨趣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主张,“社群共同体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北美社会。中国有学者对其思想旨趣概括为:“是一种强调小区联系、环境和传统的积极价值以及共同利益的理论思潮,旨在揭示人格自足的形而上学虚假性并遏制自由主义带来的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代表人物有查尔斯•泰勒(Chales Taylor)、麦金太尔(A Machntyre)、桑德尔(Michael Sandel)、安杰尔(Roberto Unger)、瓦尔泽(Michae Walzer)等人。”[②]作为当代社会的新公共哲学理念,它肩负着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历史使命:从理论上讲,它要全面地质疑和有效地系统批判“自由主义”理论(包括古典的和现代各种类型的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预设;从实践方面讲,则要为因“社会的碎片化、原子化”而陷入“生活危机”、“价值危机”、“信念危机”的当代社会民众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利益与命运于一体的生存与生活共同体。社群主义学派对当代自由主义批判的最重要方面之一,“乃是当代自由主义只关注‘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于自由个人之权利的维护与实现的正当意义,而不关注个人权利和行为的社会实践限制及其对于社会共同体价值目的所承诺的责任”[③]。

   社群共同体主义的出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长期以来,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主张实施的结果,导致了西方社会内部对于关涉大多数民众之“社会公共性需要”和共同利益的巨大漠视,引发了愈来愈严重的社会问题,促使以“社会良心”自命的公共知识分子展开对自由—个人主义理念的理智缺陷的深度质疑,强调了“与他人共在”、“对他者的责任”、对周遭世界的关系以及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所谓的“交互主体性”问题[④]。在向来被视为自由—个人主义传统地盘的北美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伦理学”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方面的争论,主要表现为以罗尔斯(J. Rawls,1921—2002)“权利优先于善”的“倾向于平等的个人权利理论”和诺齐克(R. Nozick,1938—2002)的“倾向于自由的个人权利理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以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道德共同体理论”为代表的社群主义、以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为代表的程序主义的三足鼎立态势[⑤]。

   社会共同体原本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形态,在变迁过程中,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形式:部落、王国、城邦、中世纪欧洲的侯国和公国,以及近代世界的民族国家。按照米尔恩(A.J.M.Milne)的观点,任何人类群体要完全成为某种形式的社会共同体,某些特征是它所必须具备的:一是“它必须是基于众所周知的条件而共同生活的一群人。这些条件界定了其成员的身份,并使每一个成员知道他应该为其他成员提供什么以及其他成员应该为他提供什么”[⑥];二是“无论社会共同体的条件如何,也不管其特定的制度和实践怎么样,有一件事是任何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所必须做的。这就是对所有伙伴成员的福利的实际关心。每一个服从共同生活条件的共同体成员都应该能够尽可能好地生活……”“在人们对相互的命运漠不关心的地方,不会有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只有人们奉守伙伴关系原则,并承认有义务尽其所能满足这一原则的要求,他们纔能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并作为其成员共同生活”;三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必须有一种可维持生存的经济,使它能够为其成员提供各种物质必需品,也就是说,有足够的食物、衣物和住宅使他们得以生活下去”;四是某种形式的财产制度,“财产制度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公社所有的形式、家庭所有形式、个人所有形式、法人所有形式、私有的形式和公有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形式的许多变体和混合体”。[⑦]

   西方思想史上有关“共同体”的观念,最早见于古希腊城邦社会的理想。作为社会建制意义上最本源的共同体形态,城邦原本只是一个古代社会的“公共空间”概念,是古希腊神庙和公众聚会的广场的所在地,与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在旨趣上完全不同,称其为“共同信仰者的团体”更为恰当[⑧]。城邦的公民是平等的,是共同信奉的神的“分享者”。城邦公民资格的获得和体现,在于实际地参与城邦的公共活动(如城邦的选举大会、日常性的祭祀活动等。[⑨]阿伦特(H. Arendt,1906—1975)认为:“根据古希腊人的思想,人类建立政治组织的能力与建立自然组织的能力相比,不仅不同,而且是截然相反的。自然组织在中心是家与家庭。城邦国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获得了除其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即他的bios politikos。这样,每一个公民都有了两个生存层次;在他的生活中,他自己的(idion)东西与公有的(koinon)的东西有了一个明确的区分。”[⑩]

   有学者注意到了与“空间”联系起来的社群共同体的意义问题,认为“强调社群共同体的空间意义,必然意味着把政治生活之外的生活排除出共同体”[11]。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λη,前384—前322)曾经划分出“家庭”、“村坊”和“城邦”三种社会团体。家庭和村坊的目的是满足日常生活的物质需要,而只有城邦的生活是一种政治生活,目的是追求“至善”。[12]共同体是一种纯粹的“公共生活”,是人们互相交流、理解和参与的场所,这一公共空间必须依靠人民共同创建和维系。共同体与生俱来就具有“公开性”(凡是在空间中出现的东西都能为人所了解)、“共享性”(它对于空间的人来说是共同的,他们共同参与空间的生活,拥有共同的目标,达到和谐的统一)。相反,由于城邦的经济和商业等生活追求的是公民的“私人利益”,因此不具有公共的意义。质言之,称得上“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只能是以对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经济生活的超越为表征的。从整个西方社会的历史着眼,可以说,没有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生活实践和探索,就没有西方近代以后的政治与公共理性意识和文化传统。法国文化历史学家韦尔南(J. P. Vernant)就此指出:古希腊的理性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形成的”,此一理性传统首先体现为基于“美好生活”期望的优良、健全的“政治理性”。[13]在他看来,古希腊时代的智者们试图在可理解的形式相似上准确定义和把握人类秩序,并力图使它具有“数量和尺度”的科学规范。此乃古希腊的政治生活理性的基础,基本特征就在于“实证的思想”、“平等的秩序”和“几何学的性质”。[14]不难看出,所谓古希腊的理性,所体现的是一种组织或社会制度的“应然”,诉诸的是作为一种群体生活的“公共实践伦理”(视“公共生活”为人类活动的最高境界)。[15]如此,古希腊意义上的作为公共空间的社群共同体就具有了批判的意义。

   肇始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传统,对现世人的肉身欲望、私人利益的现实性和合理性极度肯定和张扬的结果,使得市民社会个体的精神欲求和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可靠性面临困境。近现代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内在矛盾,他们对“社会”理念的强调虽然以人的特殊个性为人性的基本假设,但也同时注意到并揭示人们在共同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社会共同需要和利益具有超越个人不同需要和利益的性质。因此,西方社会近代化的过程,通常被视为私人领域逐渐侵蚀公共领域的过程。以霍布斯(T. Hobbes,1588—1679)、洛克(J. Locke,1632—1704)、鲁索(J-J. Rousseau,1712—1778)等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的社群共同体理念,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建构政治联合体:有理性的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自愿交出一部分权利,从而实现联合,形成作为一个新共同体的政治社会。这样,私人生活就实际上侵入了公共领域,公共生活中渗透了私人利益的思虑。在当代“共同体主义”看来,这无疑是对共同体空间的破坏。于是,古希腊意义上的共同体消失了,人们参与的政治生活被行政官僚的家长式管理所取代:一方面,政治生活充斥着私人性,成为一种竞争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官僚体系也反过来不断地侵入私人领域,支配着人们的私人生活。

由于社群共同体本身所具有的对私人性的超越意义,早在鲁索那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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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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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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