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心怀全局 笔写苍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 次 更新时间:2016-04-21 21:27:27

范敬宜  
说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抬头,在全国起了搞乱思想的作用。当时《辽宁日报》收到的来稿几乎都是某某党支部率领群众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回击这类内容。报社农村部的同志很困惑,为了弄清究竟怎么回事,决定分头下去搞调查研究。领导同志安排我去建昌,因为我对那里比较熟悉。一到县里,机关干部都对我说,现在农村全乱了,资本主义势力泛滥,叫我到集市去看,什么都让卖了。大队干部反映更强烈,有的对我说:“我现在晚上根本不敢开会,怕回家路上遭地主富农暗算。早上到井边挑水,看到地主成份的人来了,我就站到一边让他先挑,怕他把我推到井里去。”情况被说得就这么严重。

  

   可是,我到熟悉的普通社员家里去一问,看法完全相反。他们说:“现在太好了。”“怎么好?”“都活起来了。”他们说,以前连种点土豆都说成是资本主义,都没活路了,现在可好了,开始有了自主权。意见反差这么大,究竟是为什么?我就带着这些问题回到县里找马汉卿和张化成,他们的思想比较开明,给我讲了许多心里话:“根本问题是多少年来我们的干部被‘左’的思想禁锢住了,满脑袋都是阶级斗争,现在一放开,反而不知道应该怎样走了。看来,要落实三中全会的精神,关键是各级干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采访结束以后,我就根据所见所闻,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真实情况,写了一篇《莫把开头当过头》,登在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的一版上。

  

   记者:您当时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吗?

  

   范敬宜:没有想到!见报当天,我又去另一个地方的农村采访了,到了第三天,突然县委一位干事跑来找我说:“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你的文章了,《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转载,还加了编者按。”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又闯祸了!”。赶紧跟着车回到县里。那时候《人民日报》还没到,我一直等到听了中央台的重播,才知道5月16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转载了我的文章,肩题是“《辽宁日报》记者评述当前农村形势”,主题改为《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还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语,提出“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回沈阳,《辽宁日报》副总编辑郑直告诉我: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前天下午亲自到报社来,想见见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可惜你不在。明天下午编辑部要开大会,请你介绍采访经过和体会。他把我带进会议室,墙上已经挂了一条大红横幅:“向范敬宜同志学习!”我赶快去找总编辑赵阜,问他:“你们这样做,不会又犯路线错误吗?”他哈哈大笑。事后我才知道,这篇文章见报后,还是引起过一场风波。当时辽宁省省委正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干部们看了文章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个记者纯粹是胡说八道,歪曲事实。”有的说:“这还不算过头,怎样才算过头?”甚至有人说:“范敬宜这个右派看来还没当够。”这种情况下,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大会上明确表态:“我完全赞成范敬宜的观点,而且认为标题应该加上一句——莫把支流当主流!”这样,事态总算没有扩大。

  

剑气箫心喜共鸣

  

   记者:1986年到1998年,您先后任《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两家中央大报的总编辑,留下许多佳话。尤其是您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不断推出名记者。您能讲讲这方面的情况吗?比如说,您在《经济日报》的时候,推出的个人专栏。

  

   范敬宜:在当时这也是比较大胆的一个举动,有人就批评说这是培植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其实在上个世纪50年代胡乔木就提出要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名播音员,结果“反右”、文化大革命一来,都当作修正主义新闻路线批了。我到《经济日报》以后,先提出评论员文章可以个人署名,后来又提出个人专栏,并带头第一个写个人专栏文章。为什么要搞个人专栏呢?当时考虑,要培养名记者,首先是要给舞台。演员演得再好,没有舞台也出不了名。梅兰芳之所以成为梅兰芳,就同他有广阔的舞台有关,不仅北京,在上海、天津都有他可以发挥、展示的地方。我们提出来要有名记者,不给舞台,那他上哪儿出名去?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现在这种做法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当初阻力是不小的。比如说某某人有“毛病”,某某人的文风不怎么样等等。后来我总结了两句话:“人不求全,求全则天下无可用之材;文不求同,求同则天下无可读之章。”

  

   除了给舞台,还得要担担子。新闻工作是有风险的,出问题是很正常的。有时比较尖锐的东西,登出来以后会遇到种种问题,有的人告状,有的人批评。这时,你作为领导,必须把担子、把责任承担下来。最怕当总编辑的到这时候说“这个我不知道”、“我当时没有仔细看”、“不知道他会这样写”等等,那就会给记者留下一辈子的创伤。

  

   记者:对年轻新闻工作者来说,与老一代人比,应该继承哪些传统呢?

  

   范敬宜:最重要的一条是实事求是。现在这个传统受到了严重挑战。新闻报道中炒作成风,造假泛滥。至于合理想象、添枝加叶,就更不在话下了。这让群众怎么相信我们的报道?连我都不敢接受任何采访了。现在中央提出要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秀传统,深得人心。我认为,优秀传统的核心问题是实事求是,是坚持真实性、可信性。按我们过去的传统,这方面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我自己就有教训。1956年,辽宁省举办一次业余文艺汇演,演出开始第三天,省委宣传部要求报社增加报道瓦房店纺织厂歌咏队的经验。当时到现场采访来不及了,我只好去找歌咏队的队长进行间接采访。那位队长能说会道,对我说:“我们车间里到处能听到歌声”。我就写了一篇稿子《车间处处闻歌声》。很快那个纺织厂的群众就来信举报,说这篇报道有水分,第一记者没来厂里采访;第二,车间里根本不让唱歌,那是违反劳动纪律的。当时我刚刚在报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马上就被取消了资格。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教训。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今天,根本不会当回事。但它对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

  

   第二条,要学会把握全局。这是能否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关键。我从自己的经历感受到一个记者最重要的基本功是要把握全局。不要说你有这个本事,那个本事,要写出有影响力的好新闻,归根结底还得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首先一点,大局了解于胸才能做到有比较、有鉴别,分清支流和主流,分清是非。我写那篇《莫把开头当过头》,主要得益于十年农村基层生活,了解什么政策是符合实际的,受农民欢迎的,什么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不受农民欢迎的。因此,了解大局对记者太重要了。比如那次在采访中听到农民说“活起来了”这句话,感觉一下就来了。没有农村生活的人可能觉得很普通,但是我一听就觉得这个“活”字说得太好了,我就联想到农村原来那种死气沉沉的状况,觉得这个字把整个的情况都概括了。如果我没有十来年的农村工作经验,对农业、农村整个的形势不了解,就比较不出来“活”是什么意思,就不会对这个词这么敏感。

  

   第三条,做记者,必须有很强的责任意识。每写一个报道,做一个版、一个节目,都要考虑社会效果,考虑它的导向作用:这样的报道是对社会有好处,还是有坏处?是积极的效果,还是消极的效果?我当总编辑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要对年轻人费很多唇舌。我对他们说,不能只看到一点现象就写。实际上你只了解到一面,没有了解到另一面。即使事实是准确的,也不一定都是应该传播的,要考虑到社会效果。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框框里的,比如说房子就是一个框框,没有这个框框,那只有晒死、冻死。我们的新闻有一定的纪律,这并不限制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京剧大师盖叫天的武功高超,到了晚年,仍然可以在一张八仙桌下打完一套猴拳而不碰到桌子腿,这才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说明技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记者:有许多研究者把您列为学者型记者的代表,您自己怎样理解“学者型记者”这个说法?

  

   范敬宜:我并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型记者”,因为我谈不上是学者。我理解,所谓“学者型记者”是讲这个记者在新闻方面有专长,而且在某个学术领域也有专长。这里有一个博和专的问题。对一个记者来说,主要是博,在博的基础上求专。学者型记者首先要有比较丰富的新闻专业知识,但是从他的底蕴、基础来说,应该是深厚的。比如梁厚甫,他原来是记者,主要写政治、经济评论,但是我看到他的文学、历史功底相当丰厚。他从事的报道主要不是文史,而是经济和政治。但正是由于他有了这个文化的底子,即使写比较专的东西,还是能够写得引人入胜。我管这叫做有“文脉”贯通其中。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有些记者的底子太单薄了,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容易做到耐读、耐看,面目可爱,语言有味。所以,我一直强调记者应该具备丰厚的人文功底。

  

   记者:您长期在党报任总编辑,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在大众化报纸的冲击下,党报的订阅量在不断下滑,您认为党报应该如何跟大众化报纸竞争?

  

   范敬宜:我觉得党报不好跟大众化报纸竞争,也没必要去竞争。两者的办报宗旨、读者定位都是不一样的。重要的不是怎么竞争、要不要竞争,而是怎么改进党报自身。首先是权威性,这么多报纸刊物,不管人家怎么喜欢看小报小刊,娱乐新闻,在大事上最终还是要看真正有权威性的报纸。现在的问题不是党报的权威性太强,而是我们的权威性还不够。所谓权威性,不是净登文件报告,也不是老板着面孔说教,而是要能够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可信地、可读、可亲地回答广大群众关注的问题,对广大群众感到困惑的问题,能够给出权威的资讯和引导。有些小报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作为读者他也知道这些东西靠不住,他也想有一个报纸能够给他一个可以相信的说法。我认为能做到这个的,在这方面有明显优势的就是党报。

  

   清华润笔育英才

  

   记者:过去做总编辑,您培养的是在职记者;现在当院长,您培养的是未来的记者。面对世界传媒业对人才需求的发展趋势,您认为我国的新闻院系应该培养学生的哪些品质?

  

范敬宜: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社会生活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因此有许多新东西要学习,比如金融、法律、新的经济体制、国际游戏规则等,还要掌握高科技的传播手段。这些方面,年轻的记者们学得很快,比我们有优势。但我认为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应该改变的,比如新闻道德。我在新华社有一个同学,到美国去工作了一个时期,给我讲了一件事。一次《纽约时报》的记者到一家企业采访,回来交了一篇稿子,主编问人家请吃饭了没有,他说请了。主编当场把稿子撕了,让他回去付了饭费,重写一篇。这个例子说明,国外的主流媒体,对记者的道德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而我们现在有些记者,一切以钱为中心。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道德水平应该是很高的,学养应该是丰厚的,文笔也应该是好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做到这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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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200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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