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心怀全局 笔写苍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 次 更新时间:2016-04-21 21:27:27

范敬宜  

   我那时特别高兴,有一种被重用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公社所在地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用柴油机发两小时电。我在大北沟半年都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世界上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现在有了电灯,晚上可以看看书报,觉得特别幸福。和我一起干的,还又一位姓李的中学教师,他能画连环画。后来展览办成了,在当地一下子就轰动了,因为那个地方太贫困,文化很落后。都说这展览字写得那么好,说明词也好,图也画得好。一下子我就成了当地的“名人”。

  

   记者:这是下放后干的第一次和文化有关的事,一定很高兴吧?

  

   范敬宜:对。没有想到这件事成了我命运的转机。展览期间,县委一位管农业的副书记,叫张化成,到这个公社来视察工作,公社说我们现在办一个展览,请你去看一看。他一看前言,很大的一块,都是很工整的小楷。他问:“这是谁写的?”公社领导回答说是一个右派写的,原来是《辽宁日报》的。又问:“这说明词谁写的?”回答说也是这个右派。张书记说:“我倒想见见这个人。”公社书记说:“那可不行,你看了太抬举他了。”怎么办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们派个人假装去找我,让我休息一下,到外面的集市上逛一逛。公社办公室就在路边,那个人领着我好像逛集市,张书记在办公室里透过玻璃窗看,就跟相亲似的。据说当时张书记说:“这个人看来面相不恶,我得想办法以后用用他。”

  

   记者: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右派都是青面獠牙?

  

   范敬宜:可能吧。1971年有一天,突然县委叫我到县里去报到。干什么呢?那时候全国搞教育革命,建昌县所在的朝阳地区要办教育革命的展览。整个地区有六个县,每个县都是由自己来出展品,而且要评比,看哪个县办得更好,县委的那位张书记就想到我,把我找去,问我能不能干,我说能干。但是还是不能呆在县里,得到城边上的一个中学,中学里边有一个堆杂物的房子,也是人家去不了的地方,让我在里边干。我和县文化馆的两位同志花了一个月时间做出来,之后就拿到地区去展览,评比结果是对我们县评价很高。当时在县里这样的小地方就传得神了,把我叫“大秀才”、“笔杆子”。以后农业学大寨,县里成立农业学大寨指挥部,要办简报,张书记又想起我,叫我到指挥部办简报。最后,几经曲折,进了县委机关。在当时,像我这样身份的人进县委机关,是绝无仅有的。

  

   记者:您是不是从那时开始接触农业了?

  

   范敬宜:那一段时间对我非常重要,我原来对农业基本上是外行。在报社我是搞副刊的,现在是实实在在搞农村工作,一开始写出来的调查报告文绉绉的,像新闻通讯。张书记就手把手地教我,耐心地给我修改,慢慢地我开始上路了。对农业也熟悉起来,而且很有兴趣。在五、六年中,我把全县的三百多个大队跑遍了,公社的、大队的书记全都认识我。农民到底希望什么,到底想什么,农村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当时报纸上宣传的都是一片莺歌燕舞,但实际上农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对农村的了解、采访和调查跟新闻记者不一样,我常年跟农民在一起生活,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是什么我非常清楚。县委有许多重要报告、讲话出自我手。这些报告、讲话比较实在、生动,能够反映真实情况,所以很受好评。每次起草重要报告,都要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有一次我念完稿子,县委书记马汉卿流泪了,他叹口气说:“什么‘煽阴风,点鬼火’(当时我的档案中这样写的),明明是‘煽阳风,点阳火’嘛!”我从事新闻工作,真正的基础是那时打下的。那几年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写东西,除了写文件、报告,我还给省报、地区报写新闻稿,当然不能署自己的名字。即使这样,只要能够发表,也特别满足了。

  

   记者:可是,很多人就在禁锢中把才气、精力都消磨掉了。

  

   范敬宜:是这样。我幸运的是建昌县的领导一直用我,不断地让我写东西,一点没有另眼相看,所以实际上写作不但没有荒废,反而有长进了。有时一篇一万来字的讲话稿一个晚上就写完了。我就是这么磨炼出来的。

  

   记者:这种练笔的方式对后来的报社工作有帮助吗?

  

   范敬宜:当然有,至少让我了解了实际,了解了群众,同时文风也有了很大改变。我1978年秋天落实政策回到《辽宁日报》工作的时候,不少熟悉我的老同志都说我的文章和过去“判若两人”,过去文笔很花哨,现在不同了。

  

   记者:听说您是1978年春天在建昌入党的,那时还没有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政策,是这样吗?

  

   范敬宜:确实是这样。当时建昌县委冒了很大的风险,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记者:那种情势下,入党对您还那么重要吗?

  

   范敬宜:当然非常重要。即使在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也没有动摇过加入共产党的信念。1960年冬天,刚宣布完我摘帽的第二天,我就跑到《辽宁日报》党委表示入党的愿望。这当然太可笑了,可是我郑重其事地向党委书记说:“我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会用20年时间实现这个愿望。”

  

   记者:这在当时恐怕真是不太现实吧?

  

   范敬宜:是的。但是以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包括“文革”后下放到了农村,我都坚持每年写份入党申请书,表明自己的决心。不过这完全是幻想,因为接照当时的政策,“右派”绝对不容许入党。到了县里以后,县委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但根本无从着手。他们请示了地委、省委,后来又通过某些途径向中组部了解情况,回答都是:“没有政策,没有先例。”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委领导说:“没有先例,我们就自己创吧!”

  

   记者:这需要很大的胆量。

  

   范敬宜:关键是县委领导班子全体成员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县委书记马汉卿和副书记张化成。马汉卿是老雇农出身,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非常实事求是,敢于担担子。张化成更是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很有经验,认为首先要做好基层的工作。1978年春节期间,他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公社,听取公社党委书记们对吸收范敬宜入党的意见。所有的公社书记都说这是应该的,没有意见。回来以后又在县里各个部门征求意见,都说没有意见。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提出质疑,就不好办了。到了1978年的4月份,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县委决定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我入党的问题。他们把我的档案拿来,厚厚一摞,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据说,当时马汉卿最后拍板说:“我看了他所有的档案,我认为他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我们吸收这样的人入党不违反党章,如果将来认为我们吸收他入党是错误的话,我首先戴高帽、挂牌子去游街。”这时有人说:“范敬宜一入党,咱们这个小地方就留不住他了。”马汉卿说:“范敬宜的前途大着呢,我们就当为国家培养了一个人才。”这个话我一直都记着。

  

   记者:这是您命运的重大转折。

  

   范敬宜:我的一生如果没有遇到这些好人,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所以1984年9月调到北京,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庆招待会,踏上铺红地毯的楼梯,每走一级台阶,我就想一个有恩于我的人,马汉卿、张化成、任仲夷、赵阜,还有我在农村的生产队长、房东……

  

   记者:下放十年您的心态一直这么充实平静吗?有没有心灰意冷的时候?

  

   范敬宜:应该说不严重。心里有个目标很重要。1975年的秋天,我跟着县里各级干部到大寨去参观,我们坐着大客车从建昌到昔阳,回来的路上经过北京,车没有路证,不能进北京。当时我挺想见见我的老同学,一个在新华社,一个在人民日报。那时天都快黑了,我说我进一趟城,他们说你必须第二天早晨8点钟赶回来,不然车就走了。我急急忙忙地,背了一大袋子大寨梯田上的石头,像朝圣一样去了人民日报社。当时报社还在王府井,我去了以后,门卫说今天礼拜天不上班。我在农村根本没有“礼拜天”的概念。我站在门口,天已经黑了,那时不像现在,到了晚上街上唯一有灯光的地方就是报栏。我就站在报栏前面,把当天的《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记得那一天有一篇刘伯承的文章,叫《回忆长征》,我就站在那儿,一直看到半夜。十二点多的时候,望着人民日报社院里灯火辉煌的办公楼和影影绰绰上夜班的人们,我心里想:“在这里面工作的人是多么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在这种情景下,要说没有一点苍凉的心情,那是假话,但我很快就把心态调整过来了。颇具戏剧性的是,11年以后我竟然进了这座大楼,成为《经济日报》的总编辑(这里要插一句,那时人民日报社已经搬走);又过了8年,当了《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这样的变化,是当年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贴近基层出真理

  

   记者:等到1978年9月份您回到《辽宁日报》,那十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就用得上了。

  

   范敬宜:我觉得太有用处了。那时三中全会刚开过,我就觉得三中全会的政策太得人心了。1969年刚到农村,看到当地那么贫困,问一位生产队长,怎样才能改变这种贫困的面貌?他回答:“只有一个办法:大包干!”当时我大吃一惊:“文化大革命”批这么多年“三自一包”,怎么还认为只有大包干能救农民?“路线觉悟”太低了!可是历史证明真理在谁手里呢?我们无数专家、学者、干部、领导写了汗牛充栋的论文、大批判文章,企图说明大包干是资本主义,最后只是一堆废纸,而真理掌握在不识几个大字的农民手里。原因是他们是实践中的战士,他们最了解什么政策是对的,什么政策是错的。三中全会政策正确在什么地方?就是真正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我们国家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弄清了什么是群众所希望的,所欢迎的,什么是群众所反对的。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我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人也有许多违心的时候,完全不违心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知道一件事情对老百姓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就不要做得太过分,不能够抵制的话,起码不那么瞎起哄。

  

   记者:《莫把开头当过头》在新闻采访史上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您能回忆一下写作的经过吗?

  

范敬宜:我回到《辽宁日报》后不久就碰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我非常高兴,衷心拥护,写了很多反映农村变化的报道。到1979年4月份的时候,情况发生急剧的变化,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否定三中全会精神的冷风,说是政策过头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凡是派”搞的“倒春寒”。《人民日报》4月份奉命在一版头条刊登了一篇署名张浩的文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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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200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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