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市场经济狼文化引发风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 次 更新时间:2016-04-20 11: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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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但社会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今天,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会出现重大的社会问题。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发生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积累起来,得不到解决,那么最终就会造成社会失序的局面。

   社会秩序已经发展到哪个地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估计。但可以确定地说,我国社会正在面临失序的危险。为什么可以得出这个判断?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一、失序

  

   在国际学术界,学者们称当代中国是一个社会运动崛起的时代。各个社会阶层的群体性事件或者抗议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发起者和参加者既有体制外的还有体制内部的,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等。我国是转型社会,出现群体性事件并非不正常。任何社会,包括欧洲和北美,在其发展转型过程中,都经历过几个社会运动高潮期。问题不在于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而在于发生之后,如何应对和解决。如果政府不能直面问题,不能找到有效的应付方式和解决问题,那么,不仅政权稳定成为问题,社会更会陷入无序状态。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年来我国社会各种形式的暴力案件在快速上升。暴力表现为不同形式,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存在着暴力行为,政府官员对社会成员实施暴力,而社会群体对政府官员也实行暴力;也存在着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个社会群体,或者一个社会成员对另一个社会成员等形式的暴力行为。人们可以看到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暴力,包括幼儿园小孩、老人、医生、官员、富人,等等。很多暴力行为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

   暴力丛生是社会失序最直接的表现。当财富的积累和权力的获得严重缺失规则的时候,针对权势阶层的暴力也会显得毫无规则。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弱势社会群体对权势阶层的暴力是社会没有被保护好的结果。如果强势社会群体不仅不能保护弱势社会群体,而是一味地欺凌,那么,对弱势群体来说,暴力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最后一个手段。显然,不管暴力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都是政府的责任。在任何社会,政府存在的最大理性就是维持公共秩序。

   从深层次看,社会秩序归根到底表现为一种文化。前面讨论过的传统中国“士、农、工、商”就是一种文化,其中,每一阶层都有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但今天的中国缺失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躁动不安的中国社会如何安静下来?这涉及文化建设问题。

   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有使人安静下来的安静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中国传统也如此。但进入近代之后,中国很快就失去了文化中的安静因素。这主要是因为前面讨论过的“政治阶级”文化的引入。同样,改革开放之后引入的“市场经济”文化也是一种“狼文化”。

   因为缺少社会建设和社会保护机制,市场经济趋向于把所有社会关系都货币化,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的社会关系。近代以来的“政治阶级”斗争文化的遗产还没有清算好,中国又迎来了“市场经济”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阶级斗争”文化,不能应对和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狼文化”因素,中国很难造就一种社会各阶层能够和平共处的安静文化。

  

   二、后果

   社会失序的前景与后果非常明确。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传统上革命和造反的恶性陷阱必须避免。革命也好,造反也好,且不说会导致无数生命的牺牲和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不是中国社会的出路,它们仅仅是社会体制的简单再生产。在我国,渐进的变化是真正的变化,而激进的变化尤其是革命可能是没有任何变化,因为激进的变化往往促成历史的简单重复。

   如果要避免革命和造反传统,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很显然,出路对每一个社会阶层是不一样的。今天已经是全球化时代,一旦社会激进化,社会上的一些社会群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退出”这个社会。实际上,我国社会的“退出”的现象也已经开始。

   这些年来,社会有两个群体在努力移民海外,一个是高端知识群体,一个是财富群体。很多年里,国家制定了很多吸引人才回国的项目,但高端知识群体的流失仍然是个大趋势。在全球化时代,这个知识群体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都在拼命竞争这个群体,纷纷提供优质的环境吸引和留住这个群体。我国旧的体制是排斥这个群体的,这可从所谓的“海归派”和这个体制的冲突的众多案例中看出来。如果新的体制建立不起来,高端知识人才还会继续“退出”。另外一个群体就是财富群体,又有两个次群体,一个是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干部官员,另外一个次群体就是民营企业家。“退出”自己的社会,加入一个新社会,不可避免要成为“二等公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连“二等公民”还不如。

   对我国社会来说,问题是,在财富和知识“退出”之后,社会还能留下什么?在任何社会,有两个东西很难退出,一个是贫穷,一个是权力。但如果一个社会这两个东西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很简单,那就是无休止的不稳定和暴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就表现为这种情形。这些年,我国有关方面在维稳方面投入那么大的资源,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就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形。

   当然,还有一种被迫的“退出”,那就是一旦当社会失序,国家对人口失去控制能力,社会所可能出现的难民潮。难民潮是一个失败国家的标志,是谁也不想看到的局面。

  

   三、根源

   任何一个社会,权力可以分解成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它们具有自己的边界。政府权力站在哪一方,是资本还是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体,也会改变经济和社会领域间的平衡,从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影响。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社会秩序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就会解体。

   中国社会失序的最主要根源在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没有边界。政治权力站在经济利益这一边,导致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失衡。

   改革开放之初,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是大势所趋,这个改革策略非常正确,为社会提供了无穷的动力来追求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不过,早期改革并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导致把经济政策简单地应用到社会领域,从而使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货币化。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不一样,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很快进入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住房和教育。在任何国家,这些领域并没有被视为是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企业,都是要求政府有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这些被视为单纯的经济企业,成为暴富领域。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资本还是权力,都是通过GDP主义这一巨大的动力机制摧毁着我国的社会秩序的。GDP主义就是社会的经济数据话,政治人物、企业家、经济学家、律师、教授、一般社会成员都需要GDP。但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是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便是毫无道德秩序可言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经历着的极度不信任、极端恐惧、极端孤独的终极根源。

   经济领域可以也必须加以市场化,甚至必要的货币化,但社会领域则必须也可以拒绝过度的市场化和货币化。无论怎样的社会,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没有这样一个边界,社会秩序和道德危机必然发生。

   经济和社会领域之间没有边界必然导致社会改革的缺位。这表现在:第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错误地把经济政策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倒入社会领域,严重地破坏了社会领域,没有确立基本社会制度架构,包括社保、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第二,在法制建设方面,绝大多数法律都是针对经济发展的,很多人只知道法律要如何保障私有财产,但对保护社会的法律的重要性认识远远不够;第三,缺少有效政策培植中产阶层,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而庞大的中产阶层,是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根基;第四,社会空间过小导致社会和政治领域失衡,社会自我治理能力弱化。

   保卫社会、重建我国社会秩序是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总体上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之间建立边界最为重要。尽管这些领域互相关联,但必须确立一定的边界。边界问题不解决,很多问题就会混淆不清,在政策层面就会产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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